从唐德宗《罪己诏》得到的启示

《罪己诏》是古代帝王用来召示天下，作“自我批评”的公开文告。其起源甚早，大约从夏禹王、商汤王就开始了。最著名的说法是：“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见《左传》、《新唐书》）其大意为：夏禹王、商汤王敢于向天下检讨自己的过错，所以他们的国家兴盛迅速，势不可挡；而夏桀王、商纣王只会把自己的过错诿罪于他人，因此他们的国家灭亡迅速，突如其来。

     一般来讲，在国家发生危难时，天子发布《罪己诏》，历数由于自己的种种不是，带来了天灾人祸，进而得罪了天下云云，用以笼络人心。意为天子要与天下百姓同舟共济，共克时艰，使国家转危为安。《罪己诏》从另一个方面也让人明白，既使贵为天子，也不可为所欲为，上有苍天监视着。夏禹王、商汤王之后，周成王、秦穆公、汉武帝、唐德宗、宋徽宗、清世祖等帝王，都曾颁布过《罪己诏》。如此多的《罪己诏》，一时无法一一分析，还是先来了解一下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一道皇帝《罪己诏》--唐德宗的《罪己诏》，并从中得到一些可供后世当权者作为借鉴的启示。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中央政府失去了权威，藩镇割据的局面己经形成。各地节度使纷纷拥兵自重，不把中央放在眼里。很多节度使的子弟在父亲或兄长死后，就策动手下将领拥戴自己继承父兄职位。这无异于剥夺了中央政府的“人事任免权”，唐天子在心底里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局面。无奈中央实力不足，不得不姑息迁就。因此，各藩镇在唐中期以后，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

     唐德宗李适，唐朝第九位皇帝（除武则天外）。他是唐肃宗的长孙、唐代宗的长子。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即位后，决心改变这种局面，重建中央权威。建中二年，恒州节度使李宝臣和青州节度使李正已去世。唐德宗拒绝了两节度使儿子继承职位的要求，结果导致河朔四镇（幽州、恒州、魏州、青州）联合起兵，宣布脱离中央。接着汝南节度使李希烈也趁机宣布独立，甚至自行称帝。唐德宗诏调全国兵马，先行讨伐妄自称帝的李希烈。

     从理论上讲，唐德宗李适重树中央权威的做法无可厚非。无奈李适本人有雄心而无大略，诏军勤王，却又不肯出钱犒赏士兵。结果引发了建中四年十月的“泾原兵变”（从泾原地区调集的平叛部队途经长安，见皇帝不肯出钱犒赏，遂绝望生怨，怨恨生怒，怒而发生兵变）。兵变后，李适才下令急运二十车金银财宝犒劳军队。可惜，迟到的恩典无法制止己起的兵变，泾原乱兵占领了长安。唐德宗李适不得不像他的曾祖父唐玄宗李隆基一样，仓惶出逃。国家再次陷入内乱之中。本想打击藩镇势力，重建中央权威，由于处置失当，结果求荣取辱，给天下带了更大的灾难。

     在痛苦的现实面前，唐德宗接受了翰林学士陆贽的建议，颁布了《罪己大赦诏》。这篇由陆贽起草的《罪己诏》，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正月初一发布，“赦书日行五百里，布告遐迩，咸使闻知”。诏书历数了李适自己的罪过，称：“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泽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拥隔，人怀疑阻。”，“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兴都邑，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痛心靦貌，罪实在予！”“朱泚反易天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胁从将吏百姓等，但官军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顺并散归本道、本军者，并从赦例。”“诸军、诸道应赴奉天及进收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其所加垫陌钱、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之类，悉宜停罢。”这篇《罪己诏》除了历数李适自己的罪过之外，还重点关注了各方的利益诉求。也就是说，真正能够收拾人心的东西从来都不应该是虚的，而必须是对于实实在在的利益的关注。间架税、垫陌钱，以及各种苛捐杂税的罢废，是百姓得以重新拥护李唐的关键所在；而除了朱泚之外，诏书又宣布对叛乱诸藩及其所有胁从者一概赦免，“待之如初”，显示了天子的通情达理，宽厚仁慈；这也在最大程度上消除了叛逆者之间原有的利益共同点，瓦解了他们可能缔结的联盟，同时在此基础上为李唐王朝建立起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这篇《罪己诏》，其辞痛切沉郁、其情挚诚感人。诏书颁布后，“四方人心大悦”，“士卒皆感泣”。不少叛乱军队归顺了朝廷，内乱局面得以控制，国家得到了暂时的安定。谁说文字没有力量，唐德宗这篇由陆贽代笔的《罪己诏》，就起到了挽救危局的作用。

     《新唐书》是这样评价唐德宗李适的：“德宗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故其疑萧复之轻己，谓姜公辅为卖直，而不能容；用卢杞、赵赞，则至于败乱，而终不悔。及奉天之难，深自惩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镇愈强，至于唐亡，其患以此。”尽管唐德宗不是一个明君，不得己颁布《罪己诏》换来的安定局面，也没有维持多久。特别是在他的执政后期，委任宦官为禁军统帅，重新在全国范围内增收间架税、茶叶税等苛捐杂税，导致民怨日深。致使李唐王朝不但没能在唐德宗时期实现“中兴”，反而更加走向衰败。但是，唐德宗《罪己诏》的作用，却不能因为唐德宗的无能而被抹杀。恰恰相反，它说明：在国家出现危难之际，如果当权者能以公开的方式，认真检讨自己的罪过及带来的危害，或许能换来广大士卒黎庶的谅解和同情，也就有可能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于将倾，变覆舟之涛为载舟之水。历史证明：明君以《罪己诏》为转折点，可以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昏君不屑于以《罪己诏》为遮羞布，等待他的当然是灭亡；而庸君则可以用《罪己诏》作为挡箭牌，换来国家短暂的安宁；尽管《罪己诏》最后带来的结果并不可预测，但是，有，总比没有好。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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