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崔月明老师家出来，我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决定去附近的白虎山转一转。我还是从白虎山的大路向上爬，我们在山口的“白壁山”、陶澍的《鳌头山诗刻》处停留了一会，接着往山的西南角攀爬。本以为小小的白虎山已经被我爬遍了，真是夜郎自大啊。在白壁山石刻正南约100米处一个陡峭的崖壁上，赫然镌刻着“高升”两个字，无名五款。因石质粗糙，颜色偏黄，所以如果不留意很难发现。因为这里的山路十分陡峭，我们决定就此直接上山。在接近白虎山顶附近石刻群的东北角，一块呈三角形的崖壁上，刻有“多娇”二字，右下落款“丙寅”，左下为“□行”。我和陈老师站在那里对这个“多”字评头论足，说这个字第一笔是不是石匠一时疏忽的败笔。

          
    转过石壁，就是白虎山上石刻最集中的地方。位于最北边的石刻，刻面高89.99厘米，长73.33厘米，全文七行，行五字，字径三寸，全文是：“余授等题名问曰：郡守莆阳余授，从事濠梁许光，朐山令渠丘于宰，监洒税颖川杜开，建中靖国元年重九日。”余授，仙游（今属福建）人。神宗熙宁六年（一○七三）进士，调福州侯官县尉，以捕盗功迁校书郎。尝知黎州（《方舆胜览》卷五六）。事见《宝祐仙溪志》卷四。建中靖国年间任海州知州，在孔望山龙洞门楣的正上方也留有一块题刻，镌有余授和张励来游览的题名。刻面高八十五厘米、宽七十厘米，真书阴刻：“莆阳余授传师，长乐张励深道，建中靖国元年十月八日同游。”

             
    接下来的一块是刻于唐代大中年间的题刻，刻面高1.07米，长83.33厘米，全文八行，行八字，字径三寸，全文为：“海州刺史，赐绯鱼代卢绍，军事判官、前左领侍卫、仓曹参军□□，前军事判官、前太子通事舍人王句、大中十二年正月十七日同登。”卢绍，唐宣宗大中年间任海州刺史，家中兄弟四人，皆是官高爵显。其兄卢渥是唐左丞相，卢沆为左拾遗，卢沼为监察御史。石刻中所提到的“赐绯鱼袋”是唐代官员随身佩戴的鱼符。唐代的鱼符有两种：一种是朝廷遣兵，更换地方长官用的鱼符；一种是官员随身佩戴的鱼符。卢绍所佩戴的的鱼符正是其中的第一种。佩戴鱼符之制始于隋文帝开皇年间，但佩戴鱼袋则为唐代始创。

    在连云港，能够表示元代在海州统治的历史的也只有孤零零地几块碑刻，白虎山上就占了两块。

    曾寿题名位于廉青山题名后，全文为：“题名。现任忠显校尉淮安路朐山县达鲁花赤劝农事曾寿、淮安路朐山县尉□□。致和元年四月月日立。前海宁州儒学直学高尚志书。”（[案]达鲁花赤当作达噜噶齐）

    廉青山题名，刻面高1.73米，长76.66厘米，文十三行，行七字，字径三寸，真书。全文为：“题名。奉训大夫淮安路海宁州达鲁花赤兼劝农事廉青山、奉议大夫淮安路宁州知州兼劝农事萧谧、承务郎淮安路同知海宁州事天下承事郎淮安路海宁州判官赵筼翁、吏目上官思恭。致和元年四月日立，前儒学直学高尚志书。”（[案]赵筼翁，宋祖舜《淮安府志》作泗州判官，陈宣《海州志》作赵筼。[谨案]达鲁花赤当作达噜噶齐，天下奴当作恬霞努。）
    廉青山为海宁州达鲁花赤，曾寿为朐山县达鲁花赤。达鲁花赤是元代的官名。蒙古语意为镇压者、制裁者、盖印者。元代汉人不能任正官，多数行政机关及各路府州县均设置“达鲁花赤”，主要由蒙古人充任，亦有用“色目人”，以掌印办事。元代州府县官都兼任“劝农事”。这是忽必烈重视农业生产的结果。忽必烈多次发布官吏升降的条例，其中规定“户口增”、“田野辟”作为主要的标准，“劝农事”它的主要职责专管农桑水利，巡视、督促农业生产情况，观察地方官的勤惰。但由于同时元帝国实行分封和屯田制度，农业生产特别是淮河以北地区农业生产不但未能很好地恢复和发展，而且受到很大的破坏。蒙古人跑马圈地，改良田为牧场比比皆是。《元史•董搏霄传》：“十六年，于黄河上下，并濒淮海之地及南自沭阳，北抵沂、莒、赣榆诸州县布连珠营，每三十里设一总寨，就三十里中又设一小寨，使斥堠烽燧（烟墩）相望，巡逻往来，遇贼则拼力野战，无事则屯种而食。”我们可以想像在海州北起赣榆南到沭阳这片土地上要驻扎多少军队，而这些军队“屯种而食”的土地不都是百姓的良田吗？从刻石中有“承务郎淮安路同知海宁州事天下奴”和“奉训大夫淮安路海宁州达鲁花赤，劝农事廉青山”以及曾寿题名中“见（现）任忠显校尉淮安路朐山县达鲁花赤劝农事曾寿”的记载。可见致和元年（1328 ）时的海宁州和朐山县的达鲁花赤已由汉人廉青山，曾寿担任，而蒙古人“天下奴”只担任海宁州的同知——知州的助手，副行政长官。这和《元史》的记载有出入，是研究元代职官制度的一件重要的史料。

    这块是金代的赵福题名 文曰：“户部员外郎赵福、郡佐温迪罕安住、郡幕完颜宏，承安五年三月初一日仝登。”距卢绍题刻约两米，该题刻南北长110厘米，上下高63厘米，深30厘米的龛内，字迹还很清晰。

    位于张叔夜登高碑同壁北略偏下的位置有一块明代的题刻，文曰：“白虎山”，无款。

    在山顶建党纪念亭正东方向的山腰处，有一块明代王同的篆书题刻，文曰：“蓬莱庵，晚雅栖定山秋静，南雁鸣长海月孤。蓬莱省传仙迹归，烟波遥望森中都。大明嘉靖廿有五年丙午中秋后三日，奉训大夫直隶淮安府知州河南郏县中泉王同题，同游者，同知严士、判官许贯、吏目王淇也。”

    王同，字一之，河南郏县人，举人出身，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知海州。当时海州岁荒民困，原1.27万户，逃荒后只剩下3500户。上万顷土地，种庄稼有收成只剩有1500余顷。王同以工代赈，疏浚河道，调查人口、土地按实减免钱粮杂税。几次疏竣蔷薇河，便利灌溉与交通。经一番努力，农民生活趋于安定，逃荒者减少。他在海州期间留下的书法刻石作品主要有行书和小篆。行书有花果山飞泉下的大字“飞泉”、“采山钓水 抹月披风”两处字径在1米以上；花果山水帘洞石壁上的大字“高山流水”（伊芦山中庵道旁石坡上也镌有王同的此四字）；孔望山龙洞西侧高5米石壁上大字曰：“归云飞鸟”四字，字径70厘米；石棚山石棚上的大字“高行清风”四字，字径1米；伊卢山中庵附大字“奇泉”；海州古城南门“朐阳门”三大字。王同大字行书用笔厚重劲健，结体密而有间，融雄伟与清逸于一体，可以称得上连云港市刻石中的佳品。其小篆有孔望山龙洞西25米处的石壁上的“六言诗刻”和白虎山巅的“蓬莱庵诗刻”。字径分别为27厘米和23厘米。笔划圆转流畅，清峻挺拔。远可上追李斯，近亦不在郁林观《祖无择三言诗刻》苏唐卿篆书之下。

    位于海州孔望山龙洞西二十五米处的石壁上，也有一处王同的题刻。嘉靖己酉（1549）重阳节的良宵，王同与海州的文子雅士，墨客骚人乃至社会贤达，欢宴于孔望山龙洞前。琴樽之间，王同即席吟咏一则六言诗章，并用小篆书出： 
                                       龙洞良宵月照， 
                                       黄花满地秋香， 
                                       此时此会文彦， 
                                       一觞一咏情长。 
                                       矗矗山岩曲抱， 
                                       潺潺胸海东流， 
                                       明朝分袂城市， 
                                       琴樽回忆绸缪。
                                                   嘉靖己酉年重阳日海州知州中泉王同题

    在后续的寻找中，皂角树独具慧眼，在不远处一抹色的岩壁上发现了两处石刻，位于上端的“蓬莱庵”和下方的“全真”，两处石刻均无款。蓬莱庵为古海州九庙十八庵之一，位于白虎山东，毁于清末。

   位于蓬莱庵石刻下面偏东，有一块岩石上疑似有石刻，岩石表面平整，并有雕凿的痕迹，但是没有半点文字的痕迹。

    我们继续在白虎山上寻找其他石刻时，在位于西北的半山腰上，发现一处类似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塞石上，盗墓者便于拖拽所凿的“牛鼻眼”，具体用途不详。

    皂角树还带我看了位于山脚下西北方向，防空洞洞口岩壁上的三处莲花纹样石刻，陈老师推断为佛教或是白莲教的圣物。

    在位于山北端半山腰的石壁上，刻有一处南宋题刻。文曰：“今记，大宋国海州南□，立观音一堂，德恩僧单身乞化，年六十八。宝庆二年六月□日，修正造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