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mail.google.com/mail/u/0/?ui=2&ik=13b46f1954&view=fimg&th=1621b3c438eb48e1&attid=0.1&disp=emb&realattid=ii_jeohwo610_1621b3bfcc7a7db4&attbid=ANGjdJ8aDWK-p-wjk1EAWAH1GsR1cVuN9uCt9S0JagiQ5C6HxONnerLuSPULae-PQl8zsS1M47RGrIFmuFZiSYPdpmwxY1w4LkXHv4XzxUHI6cyaX80GU6dllPtSeWg&sz=w904-h782&ats=1520895637753&rm=1621b3c438eb48e1&zw&atsh=1“

“走出乡土”后，我们该何去何从

作者：     编辑：安通   来源：党建网    发布时间： 2018-03-08 14:03:16

W020180308403320838667.jpg

　　序与跋

　　陈心想先生送来大作《走出乡土》，吩咐我撰写一些意见。这个题目，是针对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而著的。费先生从他的田野调查《江村经济》，发展为《乡土中国》，成为中国社会学上的里程碑。那是1940年代的事情。从那个时代到今天，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世界也经历了许多剧烈的变化。

　　中国的乡土社会，从宋代孕育，以至于到二十世纪，将近千年之久，为庞大的中国共同体维持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基盘。这个稳定的农村社会，有利，也有弊。其利，在于高度稳定性，而在稳定之中，又容许相当程度的社会流通。其弊，则是因为差序格局的伦理观念和社会关系，每一个人都被绵密的网络定位于一“点”，经过这一“点”和其他的个人遵循特定的相对关系，界定彼此之间的相对地位。个人能够自由发挥的空间并不多，可是也保障了不同层次群体的内部安定和对外的安全。

　　“走出乡土”，乃是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必须面临的抉择。先是，以城市为基础的西方工商业文化逼人而来；最近一个世纪，全球又经历加速度的科技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乡土社会更难延续。费先生撰写《乡土中国》时，其实乡土中国已在逐渐衰微，因此，他才要努力于第二阶段，如何重建乡土？1950年代以后，中国农村与城市一样经历了不断的变化。放眼世界，二战以后，全球的农业都被化肥以及杀虫剂的大量使用改变了生产的性质。农业的工业化也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彻底转变，农村与市场的关系也不复旧观。全球性的企业发展方向使很多农村萎缩至几乎不再存在。大型城市出现，以及因为产业的急剧变化，人口移动非常迅速，居住的形式也转变为高楼大厦内的小隔间。城市内部的社区和社群，不论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都在迅速消逝。街道上，人潮汹涌，但是举目都是陌生人，群众之中只有寂寞者。

　　1960年代以后，欧美主要的发达国家，都在保护个人自由方面尽了极大的努力，包括宗教信仰、职业限制、种族不平等等，在这一浪潮下不再能够约束个人的发展及个人的决定。可是，另一方面，所有的类别都消失后，“个人”将无所归属，欧美这些已经高度城市化与自由化的社会，却正在面临碎裂。

　　“社会工程”自古以来是人类的梦想，总以为我们可以设计出一些方案替人类创造福祉。回顾人类还是一群野兽的时代，他们不能以个别的人对抗恶劣的环境，也无法抵抗凶猛的虎豹豺狼。终于，人类以合作的集体力量找到了自存之道。在渔猎时代，已经很难以个人的力量取得生活的资源。到了农耕时代，人类开始定居，也开始集体分工，开拓田野，取得稳定的维生资源。这时候，人类知道，个人不能放纵欲望，自由的另外一面是责任，在人与人之间，必须要有一些彼此间的容忍，才能互相帮忙。

　　这一些觉悟，使得人类发展了道德，也净化了感情，两者的合并，成为人间的伦理。在伦理基础上，建构社群，发展为更大的复杂社会。这一个长达数万年的经验，我相信，还是必须继续发展。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之外，还写过一本讨论道德与感情的《道德情操论》。后者讨论的问题，其实比前者更需要注意。而且，斯密指陈的道德情操，要义在于推己及人：要求大家在图利之时，明白“人、我”与“群、己”的互利。凡此观点，何尝不与儒家仁恕要旨相符？

　　这本书再次提醒我们，无论何处，社会永远会经历改变，改变以后如何调适，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摘编自陈心想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走出乡土》一书“跋”。）

链接：http://www.dkcpc.cn/dushu/201803/t20180308_7713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