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芝镇旁一村庄
(2015-03-27 12:07:46)
人们大多还未出村,天上飞的,树上叫的都是花喜鹊。一眼看到的几十个空中雀巢,一个比一个大,似乎在开展一场空中竞争。它们天天盯着地上房屋的变化。空中的鹊儿,亦如人类,也是一年胜过一年。筑巢不仅体积大,形状也是五化八门,有底座平的,顶端凸的,圆的、扁的、油篓式的,西瓜样的等等,细看,决不是千篇一律,而是各具风格。我猜想,里边除了主人房,还应有会客室吧?从未这样细心看过,今天看出雀巢原来有这么多学问。
顺着大道进入村内,村中心有条东西方向的沂胶公路。西到沂水,东到胶州。此路我到青岛时曾经过,路况还好,但村外不远,路上有两个巨大的水泥墩,只限小车过,大货车无法通行。我不知这是为什么?东西南北两条大路,在村子的中心交叉,把一个村庄分割为四块,交通方便,房屋布局合理,这就是我进村后的第一个印象。
虽布局合理,但差距很大,并带着鲜明的时代的特点与烙印。村中的住房分三种。第一种是上世纪1974年建的。那年,几条河流泛滥,淹掉了不少村庄,其中就有东庄子村。被淹处地势低洼,事后全村搬迁此处盖房立村。房子清一色的青砖奠基,墙壁由黄土夯筑,屋顶红瓦。房高三米多。这样的房子在全村尚有半数。第二代皆为高堂大屋,大门过挡可开进各式各样的载重摩托车,几乎统一标准,显示着主人的大气和财力。第三代是三层楼或二层楼,有的独住一栋,也有三、两户合住一栋的。这是新时代的表现,是农村的巨大变革。这样的楼房,我觉着是城市和农村的最后分界。等人们都进入了这样的楼房,东庄子村也只剩下了一个名声了。
十字路口东不足百米,路北,有一小院,东庄子村两委办公和开会的地方。一进门,右边有两株高高的梧桐树;左边,是三棵不同类别的松柏。虽未高耸,但仍透发着松树的风格。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四间也是四十年前留下来的低矮的小屋。门窗已改变颜色,屋墙也几处脱落。尤其是室内,村领导用的是两张对靠在一起的小木桌,几张小小的木櫈是人多开会用的。看到这里,我突然联想到行走大运河时经过的河北省那个大名县,北宋宋仁宗时代,它曾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名府”,实为东京开封的陪都。五年前我到了那里,见县委县府大院里,几十株高大的白杨遮天蔽日,树下是一排排青瓦青砖的平房,传统、简约、朴素、生态、环保,为了发展当地的旅游事业,拉动县里的经济发展,按原图纸修复了“北京大名府”。我在坚固宽阔的城墙顶上转了一圈,恍惚间,犹似回到了一千多年前的北宋。在豪华奢侈的建筑里,“居庙堂之高”,官员们就可能不再“则忧其民”了。
东庄子村建于清初,距今已有三百多年。最初只有两、三户人家从景芝街搬迁至此,耕地也只有三十几亩,后逐渐扩大,因在景芝镇驻地东侧3里许,因此起名东庄子。村东有千亩水洼地,生活主要靠西半部的良田。至清代嘉庆年间,有景芝后疃赵姓富户迁入,东庄子的经济状况从此得到改善。到1945年解放时,东庄子已有32户地主,共拥有26,274亩土地,分别在安丘、高密和诸城等县、市内。一个小小的农村曾经有巨大的经济实力,在附近几县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到了1952年,东庄子村一度曾是安丘第十六区的区公所所在地。解放时,全村有土地1789亩,其中有涝洼地1000亩。这千亩东洼有五条大小荒沟,另有鸭子湾、龙虎湾、三合湾、茅草湾、东大湾和西大湾等12个大湾错综相连,只能栽种耐涝的高粱。其他农作物还有小麦、棉花、玉米和大豆等。
就安丘全县而言,由潍河、渠河、浯河和大汶河四条河流洪积和冲积平原主要分布在北部、东北部和东南部,东南部这一片就是景芝平原。这块包括东庄子村在内的平原,有着漫长的洪积物和冲积物的堆积历史,土层深厚,土质良好,水丰质优,并有着较好的水资源和灌溉条件,是县内的农业高产区,曾有着安丘的“乌克兰”之称。
应该说,这里的地形、土质及环境而言,就是红高粱的故乡,每年到了秋天红高粱成熟的季节,景芝东部这块平平展展的土地上,应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火红,既能与江南金黄的油菜花比美,更能和电影《红高粱》中的镜头竞争,遗憾的是,为了农作物之间的经济价值,如今这里连一棵红高粱的穗子也见不到了。
东庄子村经济上的发达与显赫,根本原因在于从后疃迁移过来的那几家富户,在这些富户中起到主要作用的还是因为赵氏家族,而这个家族中,更具体的要数晚清进士赵录绩一家
东庄子村,现有土地 2200亩,360户人家,1320口人。立村时间为清初。
解放前,原址的小东庄四周筑有圩子墙,墙有东南、东、西、南、北五座大门,象征着一个村庄的庄严与气魄。
原来的村西面,有座赵氏祠堂,这座祠堂占地十亩,前后有四排建筑,自南向北按三间、五间、七间和九间排列,高大而气派,粗大的原木廊柱,屋顶用合扣瓦盖,如今村内上七十岁的人们都曾见过祠堂的形状与面貌,可后来被拆掉了。
一部中国的文明史,离不开宗教与信仰,同时还离不开宗族或家族文化,凝聚和继承这种文化的场所和载体就是祠堂,大的家族,声望高的家族,祠堂就会建的壮观辉煌。族人会在里边聚会、议事,宣布事项等,对于一个家族来说,这是个神圣的地方。在我所熟悉的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多数祠堂都完好地保存下来了,这是一笔十分珍贵的历史文化财富,这是当地人们的莫大幸运。可我们北方一些省份,尤其是山东,所有的大小祠堂几乎无一保留。失去的就永远失去了,每当念及此事,真叫人欲哭无泪啊!
自从景芝后疃的几家赵氏富户迁入后,小东庄的经济开始有了一个大的发展。因为地主多,土地就多,高房就有十几处,据说有二十多万亩。周围诸城、高密和安丘三县内都有东庄子村地主的土地,以临浯为例,土地几乎全部属于东庄子。村里的地主有预见或提前得到土改信息,临解放,他们将土地全卖掉了。
清朝期间,村里出了一位进士和几位举人,为此竖了两根高高的旗杆,这是一个村的声誉和面子,也是对一个村的见证。
1930年,进士赵录绩的母亲杨氏去世,赵录绩拿出两顷地(两百亩)为其母出“活人大殡”。论其规模,在安丘东乡是最大的一次。活人大殡就是在殡葬过程中扎的纸人要用活人顶着,一般人出殡用的纸人不用活人顶。出殡路途中踩坏了大量麦苗,反正地是自己的,踩坏也是自己的。吹吹打打,热闹了十里八乡。无关人员,只要说是来帮忙,就可大吃一顿。
村里文风极盛,很早就办有小学。1915年,东庄子村育才两等(解放后称完全或高级)小学的创办人赵尔珣获得了临时大总统黎元洪授予的“敬教劝学”金字大匾。不管临时不临时,毕竟是位大总统,这样的荣誉虽不能说至高无上,但也是极其难得的。
赵录绩母亲的“活人大殡”前文中已细述,此处再讲一下他母亲的墓志铭。赵母《诰封夫人赵母杨太夫人墓志铭》墓志已失,但有拓片留世。此拓片高、宽都是0、64米,全文皆工整小楷字体,共818字。墓志刻石在1946年被毁,篆额未能被拓下,但这张拓片仍不失为书法珍贵文物。
墓志铭主人杨氏(1853——1930)景芝前院村人,父志清,莒州学正。20岁嫁给安丘县景芝镇东庄子村赵蕙畦,五年生二子,长子录绩,次子录彝。不幸蕙畦早卒,遗嘱杨氏教儿读书成才。杨氏谨遵夫嘱,严教二子,卓有成效,
赵录绩(1875——1939)在其母杨氏悉心抚育及教诲下,循序渐进,日新月异,少年才俊。他自幼聪慧,博闻强记。广交益友,精研经籍。尤其喜好研究三传(左传、公羊传和谷粱传)。24岁中举,四年后中进士。钦加员外郎衔、民政部主事。民国初年,任山东省首届省会议员。他精于诗词,擅长书画。他的词和字均得到康南海有为先生的称赞。他的《丁丑秋词》由孔德成(孔子后裔,世袭衍圣公)先生署名,在台湾刊印行世。录绩先生广交社会名流,经常与康有为、罗振玉、丁佛言、郑蔓陀、王懿荣、赵时俊等人切磋技艺,谈论诗文。赵录绩最后盖棺定论的名份是清末民初著名词人、古籍收藏家和鉴赏家。他的一生为东庄子村的文化高地竖起了一座不倒的丰碑。
赵录绩有位堂弟叫赵录俊,出身兵马司长官世家。一日,赵录绩进士自京返乡,看到八岁的赵录俊与小伙伴玩耍,在一棵大树下分拨对抗。只见他指挥若定,竞争有术,势如驾驭千军,足显其天资聪明,不仅暗叹:老三久后必显。赵录俊15岁即留心武事,刀马精熟,名扬遐迩。光绪二十四年为例贡,18岁已是卓冠同行的名捕,不久擢升为北京北城兵马司正指挥,相当于今日朝阳区的公安局长。后来,拥护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最后任天津工巡捐局局长。抗战前夕病逝于北京杆面胡同18号寓所。
他最出彩之举是在北京逮捕青楼名妓国内大名人赛金花。
解放前,在一出有关名妓赛金花的戏中,有位长官模样的角色威风凛凛地登场,是武生念白:“我乃北城兵马正指挥赵录俊是也,现年22岁,山东安丘县人氏。眼下那赛金花犯下了命案,咳,待俺前去陕西巷拘捕便了,正呃是!”说完便率领跑龙套的在密锣紧鼓中圆场。
戏里的事说是就是,赵录俊逮捕赛金花是历史事实。
但是,虽犯有人命案,那时赛金花名气太大,是个轰动京城、威震大江南北的人物,逮捕她阻力重重,但赵录俊凭着年轻果敢和忠于职守的敬业精神,一举拿下了声势咄咄逼人的赛金花,给中国当时的天空捅了个大窟窿。
由此,赵录俊的名字也在国内响了起来。
一个小小的乡下农村,除了赵录绩和赵录俊外,还有版本学家赵录绰,与北京的赵万里被称为“二赵”。另有一位赵俪生,兰州大学教授,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这个村出了一帮在国内出彩的文人学者,他们四人是佼佼者。
东庄子村名声显赫,经济发达,是因为教育,因为文化,因为名人,如若缺一,东庄子村在景芝平原上则达不到曾经竖起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