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著名文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就记载着北宋京城汴梁酒楼饭庄三陪女招揽顾客盛况：“凡京师酒楼……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女数百，聚于主廊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

    其实，自唐朝起，社会上就蓄妓成风；到了北宋时期，更是世风日下，愈演愈烈。酒楼饭庄的老板看到秦楼楚馆蓄妓赚取了大把的银子，便容留歌女大张旗鼓地开展“三陪”业务起来。一般的酒肆饭店的低档三陪女不通音律，既不会歌，也不会舞，只以色情出售。宋代文人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酒肆》一文中记载着京都杭州有一种“庵酒店”、“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这种可以和客人在酒阁内成就云雨之欢的陪酒女，便是这些不通音律、只以色相招揽顾客的低档三陪女。

    而那些高档的酒楼饭庄都蓄养着大牌歌女做三陪。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姑娘年轻貌美，体态轻盈，琴棋书画，无不精通；弹唱歌舞，了然于胸。她们被上流社会所左右，但她们也左右着上流社会重要人物。哪家酒楼饭庄，一旦拥有大牌歌妓，朝野中的达官贵人，社会上富商大贾，无不慕名蜂拥而来，聚饮宴会，寻欢作乐，醉死梦生。出入这样高档酒楼饭庄，不仅成了当时达官贵人、文士墨客、富豪商贾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且成了宋代官场、家世地位高低的一种标志和象征。

    为了适应三陪女招揽生意的活动，当时京都汴梁多是那种雕梁画栋、飞檐斗拱、前有楼阁、后起高台的高档酒楼。高台上可供三陪女们弹琴歌舞，楼内设有的几十个雅座，装饰典雅，宽敞舒适，引得那些王公大臣、文人墨客经常呼朋唤友，来此聚会。饮酒聚餐要三陪女相伴在北宋时期已经成为时尚。

    到了南宋时期，朝廷虽然坐拥半壁江山，但“三陪”之风却日胜一日。在南宋京都杭州，上至朝廷、下至官府，经常举办酒会，其规模之大，其场面之盛，令人唏嘘咂舌。每逢这样的酒会，酒楼饭庄的三陪女不足，便要从官府的教坊中雇来官妓，以满足客人的需要。这些官妓一般以其不同的装束分为三类：一类珠翠饰头顶，穿销金衫儿、裙儿；一类顶冠花，着衫子裆袴；一类穿红大衣，戴特大髻，号为“行首”，是官妓中的佼佼者。南宋文人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也记有这方面情况：“自景定以来，诸酒库设法卖酒……拣择上中甲者，委有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婉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景定乃南宋理宗年间，酒库即是酒楼饭庄。当时这些三陪女不仅在酒楼饭庄里招揽客人，而且走上街头去做广告宣传，一时引得成千上万的杭州百姓密密排列街道两旁驻足观看，形成了“万人海”的场面。

    宋末元初词人周密的《武林旧事》卷六对南宋京都杭州城“和乐楼”等十一座官营酒楼三陪女郎陪客的情况则记载更为详细。其中写道：每座酒楼“数十人……引客登楼，则以名牌点唤侑樽，谓之“点花牌”。而“熙春楼”等十八家“市楼……皆时妆玄服，巧笑争妍。夏月茉莉盈头，春满绮陌，凭槛招邀，谓之“卖客”。可见当时的东南形胜的杭州“三陪”风尚之盛！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当时南宋京都杭州的官场声色犬马，纸醉金迷，可见一斑。

    不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官场的豪华奢靡带动了酒楼饭庄餐饮业的空前发展，这不仅使那些拥有大牌歌女的老板每天有大把的金银进账，而且也让许多无依无靠的城乡女子有了相对固定的职业。因而，富商要建馆造楼，以捞取更多的金银；女人要刻意修饰，以保住自己青春饭碗；男人要寻欢作乐，以排遣心灵上的空虚……这样一来二去，无疑就加速了社会资金的周转，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两宋时期畸形发展和虚假繁荣的浮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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