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品序

 南北朝.沈约 

原 片

局部放大

黑白之道——谈艺录之五

　　围棋是一种游戏。

　　这是一种关于生存竞争的游戏。大凡人类把现实中的各种争斗游戏化，便有了种种体育竞技。而当以游戏为游心之事，为精神之快乐，它便成了艺术。
　　黑白子，纵横十几道格子，先人们在这里演绎了无数的厮杀、争斗、悲欢离合。同时它也有着玄妙的意境，包含着宇宙之象、人生之道。围奁象天，方局法地，一阴一阳之谓道，围棋，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犹如气功，犹如阴阳八卦。
　　围棋不知起源于何时？“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这当然是附会。中国人往往喜欢把一些物品的发明权交到某位圣贤手上，这就像一位穷小子，攀上了富亲家，从此有了显赫的身份。但围棋产生于原始时代，却又是大为可能的。当原始时代的先人们，在地上画三、五道方格，摆上几颗石子，或几根长短不一的树枝，作圈地、攻杀的游戏，也许，这便是古老之“弈”的雏形。
　　围棋本为玩物，后来却被赋予了许多别的意义。中国的儒士们，一方面慷慨激昂、壮心不已，一付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样子；另一方面，又不失人好玩的天性，但玩物往往容易丧志，咋办？最好的办法便是将这种“玩物”纳入到正统的规范、体系中，赋予它一种正面的意义，以玩得心安理得、名正言顺，不亦乐乎？不亦君子乎？
　　对围棋实施“招安”战略的始作俑者，便是东汉的大名人班固。这之前，围棋的地位一直不高。尽管孔夫子《论语》中就有教导：“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载。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这仅仅是说，如果无所事事，还不如下棋。亚圣孟子则把“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列为世俗五不孝之一，似乎围棋的盛行，已冲击到当时社会的伦理秩序。西汉时，围棋被当作“失礼迷风”、“简慢、相轻”之物。围棋所具有的平等、竞争意识与儒家仁、礼之道相冲突，决定了围棋的被贬抑。而班固，却大大突出了围棋的正面意义：“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成败臧否，为仁由己，危之正也”。文以载道，棋亦载道，本为“技艺”的围棋，拥有了“道”的身份，也就获得了意义，有了存在的依据。
　　不过，围棋史上也一直不乏反对派。三国时吴地棋风盛行，人们“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乃至吴太子孙和要命群臣作《博弈论》，据说共获六篇，惟韦曜之作独占鳌头。韦大人也确实了得，引经据典，苦口婆心，循循善诱，义正辞严，拳拳之心天人可鉴。可惜韦大人的努力，终无济于事。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到魏晋南北朝时，竟迎来了中国围棋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魏晋时，围棋观念的一大变化，就是确立了围棋作为“戏”的独立存在的价值，并把它纳入到“艺”的范畴。这之前，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不脱功利之心。韦曜说围棋“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技非六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征选者不由其道。……而空妨日废业，终无补益。”班固则强调围棋“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这两种观点，看起来针锋相对，实际上出发点或曰看问题的角度并无分别。
　　魏晋士人则反其道而行之，“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他们把足以引起人的精神愉悦的活动都称为“戏”，并确立了“戏”的价值。嵇康有诗曰：“琴棋自乐，远游可珍。含道独往，弃智遗身。寂乎无累，何求与人？长寄灵岳，怡智养神。”寄情于诗酒琴棋山水，成了他们释放自我的一种方式。与此同时，围棋也正式成为一种“艺”，并有了完善的品第制度。诗有《诗品》，画有《画品》，书有《书品》，棋则有《棋品》。沈约《棋品序》称围棋“体希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静则合道，动必合变。若夫入神造极之灵，经武纬文之德，故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
　　在中国古代，“艺”有“技艺”与“道艺”之分。“道艺”指儒家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甚至就指六经，拥有显赫的身份。“技艺”则是各类“术”、“技”，如医、卜、算、书画、博弈等，执此业者则为“技艺之徒”。韦曜说围棋“考之于道艺，则非孙氏之门也”，沈约则说它“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上艺者，道艺也。沈约不仅肯定了围棋是“艺”，同时还强调此“艺”非彼“艺”，用心可谓良苦。到唐代，琴、棋、书、画并称，棋正式成为“四艺”之一。
　　中国围棋大致包含“技”、“戏”、“艺”、“道”四个方面。“技”即“技艺”“戏”即“游戏”，“艺”即“艺术”，“道”即棋道，人生、宇宙之道。中国从唐代开始出现职业或半职业的棋手，他们或做宫廷棋待诏，或依托于达官，或在茶楼酒肆陪人下棋、赌彩为生。但奇怪的是，当某种“艺术”一旦成为职业，操此职业者成为“技艺之徒”，地位便急剧下降。棋史上曾有一传说，南宋棋待诏沈之才一日在宫中与人对弈，宋高宗观棋。见沈之棋有危急，谕曰：“切需仔细”。之才对曰：“念兹在兹”。上怒：“技艺之徒，乃敢对朕引经耶？”命内侍省打竹篦逐出。棋待诏乃国手，实际上却不过是充当帝王享乐的工具。“技艺之徒”，竟敢引经据典，那就叫不识天高地厚了。

　　“技”与“道”，往往成了区分棋品、人品高下的分水岭。正因为如此，当人们想要拔高棋手的品位时，往往便要淡化他们作为棋手职业的一面，而将他们雅化、名士化。瞿世寿《〈不古编〉序》称国手吴瑞徵“视其所操之技，则弈也；察其所藏之蕴，非弈也。”而明末国手过百龄，“以相国之招而不去，以金吾之祸而不避，至知国家之倾覆而急归，为公卿门下客者，垂四十年，而未尝有干请。若百龄者，仅谓之弈人乎哉？”（《过百龄传》）“比德”者尊，“执技”者下，典型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重道轻技传统。

　　与此同时，文人们以棋为一种爱好，就像他们好在绢、纸上随意挥洒、笔走龙蛇一样，便成了一种雅尚，一种赏心乐事。棋有文人棋和棋士棋，画有文人画与画师画，两者在品位上竟也分出了高下。只是书、画孰好孰坏，由文人说了算。棋枰对弈，却是立马就要分出高下来的。文人往往技不如人，索性看淡胜负，以“胜固欣然，败亦可喜”、“善弈不如善观”相标榜。钱谦益称“余不能棋而好观棋，又好观国手之棋。”观棋而“语”、为人作序的同时，又作了许多观棋诗。张潮作《棋论》，谓翰墨棋酒，乃人生必需，“春雨宜读书，夏雨宜弈棋，秋雨宜检藏，冬雨宜饮酒。……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声，水际听唉乃声，方不虚此生耳。”围棋艺术化，人生审美化，正是中国围棋也是中国文化的动人之处。想想，当“秋气晴美，天光照席，水波不兴”之时，扁舟一叶，棋枰一局，“江山之胜尽入局中”，该是一种多么令人神往之妙境。

　　游戏之事，或被当做饭碗，或被当做一种精神的艺术，小小黑白子，也就具有了别样的意义。而无论棋士还是文人，他们都愿意把围棋风雅化、玄妙化，以显示自己所执之“技”或所好之“艺”的不同凡响之处。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是《易经》，中国经籍中最玄妙的也是《易经》。于是，将“弈”与“易”并举，甚至强调“弈”本身就是“易”，便成为一种时尚。《兼山堂弈谱·序》称“弈之为言，易也，小数之乎哉。弈者变易也，自一变以至千万变，有其不变，以通于无所不变。”《弈理指归》称棋乃“按五行而布局，循八卦以分门”。汪缙《弈喻》以棋为“易”、为“天技”。如此种种，几乎成了论棋者不变的“定式”。

　　不过，当中国围棋被日益艺术化、玄妙化，日益成为一种“雅玩”时，它作为竞技的一面又被大大弱化了。竞技得以真正实现的前提是人的自由与平等，中国封建等级专制社会，恰恰缺乏平等竞争的机制。中国古代围棋基本上是一种“玩物”，处在自生自灭状态，从未建立过完备的竞赛体制。而在文化观念上，中国文化重“和”忌“争”，作为争胜之道的围棋，或被当做“害、诈、争、伪”之物被贬抑，或被纳入到“仁”、“礼”、“和”的轨道中。“彼简易而得之，宽裕而陈之，安徐而应之，舒缓而胜之”（《弈棋序》），被认为是棋的取胜之道的最高境界。即便要赢，最好“赢止半子”，赢多者，嗜杀者也，非君子也（《弈喻》）。而事实上，中国古棋大多嗜杀，棋盘上硝烟弥漫，纸上谈兵时又如此的温文尔雅，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成了中国古代围棋的一种有趣现象。

　　中国围棋，在清中叶以范西屏、施定庵“双子星座”的出现为标志，达到顶峰，此后，则开始江河日下。这固然是随着国运衰棋运亦衰，另一方面，也有文化土壤、围棋观念上的原因。二十世纪，在中国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围棋也开始了它的蜕变。
　　二
　　当围棋在他的故乡日趋没落时，与中国一衣带水的一个岛国，吸收了中国围棋后，又将它发扬光大。于是，古老的围棋，拥有了第二故乡，重新焕发出生命之光。

　　（本文为何云波选编《天圆地方——围棋文化散文选》序，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