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2000年12月24日，我按照合同及双方约定，满怀信心地用《特快专递》给周先生寄出了第二稿剧本。
    12月30日，我从哈尔滨专程来北京听取制片方对剧本的意见。可我几次给制片人周先生和央视影视部的A先生打电话，问他们对剧本的意见，他们却说：“你不要着急，等黄健    中导演介入以后一起谈意见！”听到黄健中导演接手这部片子，我很高兴，觉得这样的大导演一定能推出一部力作。
    大年三十，我对先生和孩子说：“明天，你们找个地方玩去吧。我在家里改稿能安静些。”
    先生和孩子都瞪大眼睛，不解地看着我……
    我这个人最大的悲哀就在这里，对创作太执着，执着得只长了一个心眼，只要天没塌下来，只要天塌下来没砸到我头上，什么年哪、节呀、生日啊，一概不感兴趣，一概忘得一乾二净！
    大年初一，先生和孩子都被我打发到密云水库度假村了。我一个人留在家里，遵照刘扬体先生提的修改意见，继续修改剧本。
    从2000年12月24日交稿后，我每天都抱着热火盆似的心情期待着导演的介入，期待着制片方对剧本的意见，从元旦盼到春节，从隆冬盼到春暖花开，苦苦盼了三个多月，一直盼到2001年3月29日——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黑色星期五。
    四天前，我把修改后的又一稿剧本交给周先生以后，跟先生一起来到南戴河放松几天。
    这天，天空晴朗，阳光明媚，一热派万物复苏的景象，并没有什么不祥的迹象。刚从拼得天昏地暗的屋子里走出来，来到海滨，漫步在银白色的沙滩上，眺望着浩瀚的大海，心情感到格外舒畅。
    可是，下午四点三十分，忽然接到制片人小C打来的电话，说有重要事情要立刻见我。我问他明天行不行？他说不行，今天必须见我。没有火车，我只好乘最后一趟大巴连夜赶往北京，到北京已经是深夜十一点了。
    此刻，我的心就像长安街的灯火一样，一片灿烂的明亮。我想一定是剧本有了结果，也许明天要讨论剧本，也许要我再修改一下……
    总之，我怀着满腔热望地走进了曾在这签约的奥斯凯宾馆207房间。可是，小C的第一句话却像当头一棒：
    “雅文姐，央视影视部说你的剧本不行，必须另请他人修改，否则央视影视部就不立项！”（他提出的是另请他人修改，而不是改编，更不是编剧）
    我顿时傻了！
    没想到会出现这种结果，因为制片人一再告诉我，让我不要着急，让我等待导演介入一起谈意见，可现在……
    我问小C：“为什么制片人一连三个月不提一条修改意见，而是以等导演介入一起谈意见来欺骗我？为什么现在突然提出我要不同意他人加盟央视影视部就不立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C说：“雅文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传达剧组的决定。你要不同意他人修改，央视影视部就不立项，这部电视剧就要泡汤了！”
    我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作家，倾其所有自费跑到欧洲去采访，呕心沥血地创作出剧本，像热火盆似的等待制片方对剧本的意见，苦苦等了三个多月，等到最后深更半夜把我招回来，却突然告知我：“央视影视部说你的剧本不行，必须另请他人修改，否则央视影视部就不立项！”我无法接收这个要挟性的条件。再说，他们可以不考虑我的感受，可总不能不考虑双方签订的法律合同吧？
    我和潇湘电影制片厂签订的剧本转让合同明确约定：我是独立编剧，没有他人加盟修改的条款，更不存在央视立不立项的问题。后来我的律师庄铁言先生也指出，双方的合同并没有约定由央视影视部来审定剧本及央视立项的条款，潇湘电影制片厂在履行合同中无权单方变更条款，双方应按照合同来审定剧本。
    我想，即使剧本需要修改，也应该告之我。这是法律赋予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也是影视创作的惯例。如果他们早提出修改意见，这三个多月我早把剧本改完了。可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为什么要以导演介入欺骗我，最后又以央视影视部不立项来要挟我交出修改权？我觉得我的权益和人格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我对小C说：“我是跟潇湘电影制片厂签约，我只应该对潇湘电影制片厂负责。央视影视部立不立项跟我们的合同没有关系！”
    小C说：“雅文姐，人家央视影视部投资，就得听人家的嘛！你就同意了吧，反正你还是编剧，加盟的只是改编。”
    “那我跟加盟的编剧一起修改剧本可以吧？”我觉得这样有利于剧本的修改。
    “不行！”
    “为什么不行？这是我的剧本，为什么我跟加盟者一起修改都不行？”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传达剧组的决定……”
    我问他：“你们准备请哪个编剧来修改剧本？”
    “我也不知道请哪一个？这事由央视影视部说了算……”
    他在撒谎。其实就在3月29日找我谈话的这天上午，小C代表潇湘电影制片厂和剧组跟赵女士已经签订了修改《盖》剧本的合同，上面有小C的签名。这是两年后我在法庭上见的。这也是小C为什么当天必须要见我的原因。
    我跟小C谈了五个多小时，直到凌晨四点，仍然毫无结果。小C提议先回房间休息。他回房间休息了，而我却经历了有生以来最痛苦、最难熬的一夜……
    一个出身贫寒、从底层冲出来的小人物，闯到今天不容易，闯出来一个机会就更不容易了。所以签约以来，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认真地修改剧本，跟大家合作得很愉快。我热情、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周先生和小潘去哈尔滨都吃住在我家里。我和先生热情地招待他们，临走还给他们带一堆好吃的。周先生说要开新闻发布会，让我把三十多张钱秀玲的照片底片寄给他。他们却弄丢了五张最珍贵的底片，给我造成了巨大损失。小C说，准备由我带制片人和导演去比利时选外景，让我跟钱家人联系。我则多次给钱宪人先生打国际长途、发传真，帮制片人牵线搭桥……
    我找不出问题的症结到底出在哪里？却想起朋友多次提醒我的话：“雅文，你可要当心，千万别再发生儿童电影那种事……”
    现在，我不能不想到几年前那部儿童电影了……
    几年前，我编剧了一部滑冰题材的儿童电影剧本，电影局通过并下发了准拍证。这时，我所在单位的领导和省电视台台长在北京黑龙江宾馆一起找我谈话，说中央某影视部门同意投资这部儿童电影，但提出一个条件，有人要挂名编剧。领导说为了单位的利益，希望我能同意这个条件。在我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从没遇过到这种事，但为了单位的利益，也只好违心地同意了。可是，他们三折腾两折腾，电影开拍了，居然把我的编剧署名弄没了，变成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明明是他们求我来搭我的车，最后搭车者却把我一脚踹下车去，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后来，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领导出面干涉，制片方才不得不把我署为第二编剧。省委宣传领导说：“明明是我们黑龙江作家创作的作品，为什么要让一个外省作家署名？”后来，我只好调离了这家影视单位。
    我对影视圈涉足不深，不知影视圈的水深水浅？更不知在“嘻嘻哈哈”的背后，谁跟谁是哥们儿，谁跟谁是老铁？我无法断定这件事对我后来的影视创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要知道，影视界的圈子本来就不大。现在，我不能不想到在儿童电影中的遭遇，想到那些摸不到、见不着、却起着关键作用的潜规则，想到小C说的那些话……
    总算熬到了天亮。七点钟，我拨通了央视制片人A先生的电话……
    我和A先生本来是朋友，彼此说过好多心里话。出国采访前，我曾以朋友的身分请他帮我论证《盖》剧题材的可行性。他也曾找过投资方但最后没有成功。我跟A先生谈过儿童电影受委屈的事，并希望他从中斡旋，不要因为这件事给我带来不必要的影响，他满口答应。可现在却发生了这种事……
    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张大姐，这事不是我定的。上边不认同你，我也没办法。”
    我说：“作为朋友，你总该告诉我一声……”
    他说：“这事已经定了。我劝你还是想开点，就当分给他人一杯羹吧。”
    我说：“这是我的作品，凭什么要分给他人一杯羹？”
    他说：“你这么说，我也没办法……”
    我问他准备请谁来修改？他说请山东电视台的赵女士。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赵女士的名字。我问他谁请的？他说是他请的。
    我问他：“她看过我的剧本吗？”
    他说看过。
    跟A先生通完电话，我又拨通了我先生的电话……
    我先生说：“他们一连三个月不对你的剧本提出意见，却以等导演介入来欺骗你，现在突然以央视影视部不立项来要挟你，说明他们是早有预谋的。他们的作法剥夺了你对剧本的知情权与修改权。按照法律，你的合同是跟潇湘电影制片厂签的，你只应该对潇湘电影制片厂负责，央视影视部立不立项跟你没有关系。你已经认真、全面地履行了合同。而潇湘电影制片厂却在履行合同中，由于他人的加盟而变更了审定主体，这显然是违约行为！但事情到了这步，你说什么都没用了。现在，你不能光哭、光生气，你应该考虑如何保护自身的权益？你可以向他们提出一些条件，这在法律上叫做有条件授权。你同意我的条件，我才同意授权，不是无条件授权。而且，你一定要跟他们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先生是搞法律的，说得很有道理。
    3月30日上午十一点，我对小C提出四项条款：
    第一条，我独立署名编剧，不得另加他人；
    第二条，修改后的剧本须经我审阅，我有权参加修改本的研讨会；
    第三条，按合同全额支付我的稿费；
    第四条，我有权参加制片方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制片方在《盖》剧宣传方面应公正对待我的付出。
    “好好，我完全同意你提出的条款！你还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出来，然后我们签一份补充协议！”小C说完，立刻操起电话，向A先生报告我的态度……
    我知道小C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他个人行为，他没有这个权利。
    接下来，小C让我到宾馆外面的打字社，按照协商的四项条款打出一式两份《补充协议》之后，让我在协议上签字。
    可我手里握着笔，却迟迟不肯落下，心在哆嗦，手在抖，眼泪哗哗地流下来……这是我活到五十七岁做得最痛苦、最违心的一件事，捧着这份不情愿的《补充协议》就像捧着一张卖身契……可我毫无办法，为了这部剧，只能委曲求全了。可我万万没想到，我委屈求来的不是什么“全”，而是……
    看到我伤心的样子，小C说了一句心里话：“雅文姐，看到你痛心的样子，我心里真的很难过。这就像要强奸你还得要你说同意一样！”
    为了这句话，我一直很原谅小C。我觉得他是一个善良人。
    可是，小C却没有签字。我签完字，他急忙将补充协议收起来，说要拿回潇湘电影制片厂盖完公章再寄给我。
    “你可千万要寄给我！”我一再叮嘱他。
    “雅文姐，你放心好了，回去我马上就寄给你！”他一再向我承诺。
    我这人最大的缺点就是轻信，总以自己的善良之心去杜撰他人，以自己的为人准则去衡量他人。再说，事到如今，我不相信又有啥办法？决策权掌握在人家手里。
    之后，我多次向小C催要这份补充协议，开始他说：“雅文姐你放心，我盖了公章马上寄给你！”但迟迟不见他寄来。我再催要他说不知把协议放在哪里了？再后来他说了实话，协议扔在宾馆里根本就没拿回去。
    其实，这份补充协议只是他们精心设计的、迫使我“同意”他人加盟的一个圈套。因为小C当天上午已经跟赵女士签完合同了。
    面对这种情况，我问身为法院院长的先生，他们这是什么行为？我该怎么办？
    他说：“你跟潇湘电影制片厂签的合同规定，你是《盖》剧的独立编剧，即著作权人。按照法律规定，不经著作权人的明确授权，潇湘电影制片厂无权将你的剧本交给他人修改或改编。现在，他们却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采取先斩后奏的方式要挟你同意之后，又单方撕毁补充协议。这既是违约行为，又是侵权行为。按照法律规定，这只能说明你们双方的承诺都是无效的！”
    他给我找出中华人民共国著作权法第三章第二十六条：“许可使用合同和转让合同中著作权人未明确许可、转让的权利，未经著作权人同意，另一方当事人不得行驶。”
后来在法庭上，周先生不承认签过这份补充协议，还拒不承认小C是3月29日找我谈的，两次让小C簒改证词。因为承认3月29日，就等于承认了违约与侵权成立。
    我找过小C，提出重新补签一份协议。他却说：“雅文姐，希望你能理解我的难处，你知道我不是潇湘电影制片厂的，是周主任拉我来搞这部剧的。如果我向着你说话，我可就惨了。你知道，我为剧组借的二百万到现在一分钱都没还呢。”
    我理解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也是为了生存。
    小C所说的二百万借款，是《盖》剧开拍不久资金断了要停机，小C和周先生以剧组名义向中央某单位借的，当时承诺，资金一到立刻偿还。可是直到2007年8月这本书下稿，《盖》剧已经播出五个年头了，二百万借款还一分没还呢。
    同意借款的那位领导感慨万端地对我说：“雅文，我本来是出于好心，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更没想到他们这么不守信誉……你不知道，这二百万借款给我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她说五年来，她想尽一切办法想还上这笔借款，否则她无法退休，也无法向组织交待，可她一直没能还上。但她问心无愧，因为她一分钱也没往自己的腰包里揣。
    没想到，这么高级别的领导干部，也因为善良和轻信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从这些血的教训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需要善良，没有善良，世界就没有了太阳。但千万不要忘了，世界是由美好与丑陋、虚假与诚信组成的。尤其在当今信仰危机、诚信缺失、道德沦丧的社会里，我们这些善良人就更不能轻信了。如果将我们的善良施舍给虚假和欺骗，那只能说我们对人性的认识太肤浅、太幼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