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展厅(夏商西周时期)
张玉万
我参观完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陈列》远古时期,接下来参观夏商西周时期。
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形态的形成与初步发展阶段。王权政治得以强化并不断完善。青铜铸造达到鼎盛,铸就了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青铜铭文与甲骨文表明汉字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西周统治者推行礼制,重在彰显、维护等级秩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夏商西周时期》部分,我看到了青铜爵、青铜镜、乳钉纹青铜方鼎、妇好三联甗、妇好鸮尊、商妇好青铜偶方彝、商后母辛青铜觥、龙虎纹青铜尊、四羊方尊。青铜爵:二里头文化(夏代)。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之一,为商周青铜铸造的鼎盛奠定了基础。青铜镜:齐家文化。已知时代较早的青铜镜之一,奠定了中国古代青铜镜的基本形制。乳钉纹青铜方鼎:商代。商代前期青铜器,证明其出土地郑州曾是商代都城。妇好三联甗、妇好鸮尊、商妇好青铜偶方彝、商后母辛青铜觥:皆出自商王武丁时期的妇好墓,造型皆前所未见,华美瑰丽。龙虎纹青铜尊:商代。纹饰繁缛华美,集线雕、浮雕技法于一身,反映了商文化对淮夷部落的影响。四羊方尊:商代。可能是三苗部落受商文化影响的产物,羊首造型独树一格,分铸技艺复杂,蜚声海内外。
同时欣赏到的馆藏精品主要有:
大盂鼎
西周,炊器,清道光年间陕西郿县礼村出土,通高101.9厘米 口径77.8厘米 重153.5千克,1951年潘达于女士捐赠。大盂鼎系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先后为当地乡绅郭氏、县令周广盛以及左宗棠、潘祖荫等所有,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其捐赠予上海博物馆,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而另一尊同为盂所铸之鼎,形制略小,习称“小盂鼎”,器上铭文涉及西周与鬼方之间的战事,但此器在辗转收藏的过程中已不见踪迹,仅于著录中保存铭文拓本。大盂鼎器壁较厚,立耳微外撇,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近足外底处曲率较小,成垂腹状,下承三蹄足。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端饰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样,雄伟凝重。器内壁铸铭文19行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盂之事。铭文中周康王向盂讲述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与商内、外之臣僚因沉湎于酒以致亡国的教训,告诫盂要效法其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赏赐盂鬯、命服、车马、邦司、人鬲、庶人等。《尚书·酒诰》是周公旦所作,用以告诫被封在商故地朝歌的武王少弟康叔封,文中有一语句“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大意是说商纣好酒,不思其过,最终导致国灭邦亡。与大盂鼎铭文所言相合,透露出周人对于商人嗜酒误国这一前车之鉴的警示。此器铭文中用字笔画粗细不等,且如“王”、“在”、“正”、“土”等字中有许多圆形或方形团块,象形意味仍较浓。又如铭文中“有”、“厥”、“又”等字波磔分明,体现了用笔过程中自觉的提、按意识。通篇文字布局规整,书风凝重。
子龙鼎
商后期商末周初,传20世纪20年代河南辉县出土,通高103厘米耳高22厘米 腹高43厘米 足高36.5厘米 口径80厘米。子龙鼎,因器内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而得名。此器厚立耳,微外撇,外侧饰两周凹弦纹,折沿宽缘,腹部横向宽大,微下垂,下承三蹄足。器颈部以云雷纹为地,周饰2类6组浮雕式饕餮纹,足上端饰高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三周凸弦纹。据传,子龙鼎系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的支持下,中国国家文物局将子龙鼎征集回国。子龙鼎所铸铭文“子龙”之“子”字较小,下“龙”字以双线勾勒,虬劲有力,恰如一竖立且尾部向右上盘卷的龙形,瓶形角,圆目,张口,生动传神。器颈部所饰,一为有首无身饕餮纹,瓶形角;二为首身完整饕餮纹,卷角较宽,
尾部下卷,爪后有长距,以凸起的鼻梁部位为对称轴线,躯干向两侧同时展开,形成一首双身,意在以平面展示立体。两类饕餮纹相间环列,静中求变。整个饕餮纹带由一个单元纹样向左右两方反复连续伸展构成,整齐并富有节奏。器足上端所饰饕餮纹卷角如羊,角尖部内卷并高高凸起,愈显动感,也与鼻梁部位耸起的扉棱增加了器物的稳定。子龙鼎造型雄伟,在商代圆鼎中体积最大,而且铸造精细,是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的经典之作。
后母戊鼎
商后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礼器,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器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以云雷纹为地,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部周缘饰饕餮纹,柱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后母戊”青铜方鼎(曾称“司母戊鼎”),形制巨大,雄伟庄严,重832.84千克,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器腹部内壁铸铭“后母戊”,是商王母亲的庙号。“后母戊”青铜方鼎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千克。制作如此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环节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后母戊”青铜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此外,经光谱定性分析与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后母戊”青铜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筑氏》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从中可见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在传承。
虎纹石磬
商,打击乐器,1950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出土,长84厘米、宽42厘米、厚2.5厘米。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就有了石磬。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多件商代石磬,妇好墓中出土5件长条形石磬,制作比较精细,磬身上分别刻有文字和鸮纹,其中有3件,均为白色,泥质灰岩,形亦相近,可能是一套编磬。这件虎纹石磬可称为商代磬中之王,正面刻有雄健虎纹,据测定此磬已有5个音阶,可演奏不同乐曲。
那些陈列,就是一桩桩夏商西周时期的情景再现,间接亲历了彼时的人创造的彼时的文明。我们不能不惊叹称奇,不能不感到生在这个国度的自豪,不能不产生流连忘返的欲望。——还真不能“忘返”,还有那么多的陈列需要向我们展示,我们尽最大努力尽可能多地去看,去了解,去感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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