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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与蛮河夹交的冲积平原，是一片富饶的土地。这里有两个相邻且同样历史悠久的县域：南漳，楚人拓荒时代的发祥地；宜城，楚国辉煌时代的都邑。有一条绵延百里的灌渠把两县连在一起。
这条灌渠西起南漳县谢家台，东至宜城市郑集镇赤湖村，历史上有过多个名称。因与历史上两位赫赫有名的将军相关，它叫过“白起渠”，也叫过“荩忱渠”。因其长度为47公里，又称百里长渠。而沟渠两岸的许多老百姓干脆叫它“长渠沟”。
这几年，因为被省政府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也因为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条在常人眼里与普通沟渠似无二致的渠道才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修建于血雨腥风时
百里长渠始建于战国时期，被视为蛮夷之地却又高度发达的楚国境内。
在楚人建国的荒蛮时代，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熊绎和他的子孙们一面对周王朝“贡包茅，以缩酒”，一面振军经武，枕戈待旦。到文王之子楚成王即位，已号称“楚地千里”，周天子无奈“赐胙”封爵。而后一路东进南伐，开拓疆土，兼并了邓、卢戎、罗、曾、陈，蔡等四五十个南方大大小小的封国。楚军锋芒益锐，所向披靡，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楚国从局促于丹阳一隅的“蛮夷”之邦到傲视群雄，迅速崛起为一个南方大国。与政治、军事强盛相对应，楚人创造的文明独具一格且辉煌灿烂，登峰造极，成为与黄河文明并驾齐驱的长江文明的代表，共同构成了华夏文明。
楚国，有过“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惊世豪迈，有过“问鼎中原”、饮马黄河的勃勃气势，有过“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旷世美誉，有过低吟“九歌”、赋骚“问天”的浪漫情怀，有过“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共存共荣的辉煌，有过位列“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永恒荣光。但在战国晚期群雄对峙，角逐霸主时，怀王、顷襄王们却错用了奸臣，政治腐败，军事衰落，“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楚国最终失去了独霸九州机遇。
与楚国的衰退相反，位于西北边陲的秦国却一直保持着勃勃生机，秦国“六国毕，四海一”的充满血腥的大戏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演。
公元前279年，周赧王三十五年，秦昭襄王二十七年，楚顷襄王十八年，秦国开始了攻打楚国的关键一役。秦分兵两路攻楚，一路由秦蜀郡守张若率水陆之军东下，向楚国的巫郡及江南地进军。另一路由号称“人屠”的大良造（秦的最高官职，掌握军政大权）白起率军向鄢都和郢都进逼。
鄢在今宜城市南郑集境内，是楚国的别都，历来鄢郢连称，今人称楚皇城。它离位于今江陵的楚都郢很近，是郢都北向诸侯大国的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楚国为了保卫鄢郢，调动了主力部队与秦军在鄢决战。
《史记》对这次战争的描述十分简洁，《白起列传》云：“后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楚王亡去郢，东走徙陈。秦以郢为南郡。”
而北魏郦道元在其《水经注•沔水》里较为详尽地记录了这场惨烈的战争：“夷水又东注于沔。昔白起攻楚，引西山长谷水，即是水也。旧碣去城百里许，水从城西灌城东，入注为渊，今熨斗坡是也。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因名其陂为臭池。”面对楚军据城死守，白起采取“以水代兵”之术，在今南漳县武镇垒石筑坝，开凿渠道，引水倾灌鄢城，人亡城破。白起修建的这条渠道，便是至今尚存的百里长渠。
关于这场战争，地方史志里有更丰富的记载。除了“臭池”，同治《宜城县志》还录有一个更骇人听闻的地名：“捞尸湖，县南二十五里。白起灌鄢，溺死者于此捞尸。”据《宜城地名志》载，臭湖后来音变为长湖，而上捞尸湖、下捞尸湖是郑集镇的两个自然村。当地民众依旧保留着白起修渠划线的“拖锹沟”的传说，以及白起迷惑百姓，以糠覆水的“糠皮湖”的传说。
此役使楚国几乎输掉了整个国家。白起攻破鄢都，乘势一举攻陷郢都，楚国开始一蹶不振。而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的屈夫子带着“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愤懑怀石投江而死。端午，成为二千多年来人们祭祀屈原的节日，也成了他国觊觎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因此役，白起被封为“武安君”，武安镇也因此得名。正如乾隆《襄阳府志》卷十五水利记载的，长渠“初亦弃于无用，自白起资以祸楚，而后世赖其利”。这位杀人魔王修建的灌水渠不经意却成了造福楚地的灌溉渠，他也成为为灌区后世带来“膏良肥美”、莫大水利的百里长渠的始作俑者。
据乾隆《襄阳府志》卷九坛庙“古灵溪寺”条记载：“今名白马寺，在武安镇，距县五十里。考武镇《白马庙碑记》：肇于唐大历中，祀武安君曰起。宋、元、明代屡加修治。”唐代诗人胡曾也留下了《咏长渠》诗篇：“武安南伐勒齐兵，疏凿功将夏禹并。谁谓长渠千载后，蛮流犹入在宜城。”后人立庙祭祀白起，并将其与大禹相提并论，绝非是为了歌颂其杀人如麻，而是因为那条由“战渠”衍变成的“灌渠”。
流淌在两千余年间
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时，那条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带来家国俱亡屈辱的废渠依旧存在。楚国的幸存者发现并利用它来引水灌溉的过程不得而知。但《水经注•沔水》有了记载：“后人因其渠流，以结陂田。城西陂谓之新陂，覆地数十顷。西北又为土门陂，从平路渠以北，木兰桥以南，西极土门山，东跨大道，水流周通。其水自新陂东入城。城，故鄢郢之旧都，秦以为县。汉惠帝三年，改曰宜城。……（与更早的木渠相比）白起渠溉三千顷，膏梁肥美，更为沃壤也。”这说明，至少在北魏前，楚人的后代们已成功将白起渠改造为灌溉渠，把附近一系列的堰塘串联起来，成为我国早期的陂渠相联、“长藤结瓜”式蓄水、引水灌溉工程，并获得了良好的回报。
白起渠的功能发生颠覆性的转变后，长渠便有了近2300年伴着田园牧歌的灌溉史。
因为渠道大部分为土质，加上官府的重视程度不一，故长渠屡修屡废，屡废屡修。
唐朝时首次复修长渠。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驻守襄州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复修长渠，并在武镇修建白马庙以示纪念。事见元代何文渊《重修武安、灵溪二堰记》：“唐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己酉，节度使梁崇义尚修之，乃见祠宇。”此碑残碑尚在，保存在谢家台长渠渠首“白起碑阁”。
第二次大修在北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宋会要稿》载，是年5月，京西转运使耿望言：“宜城县有蛮河，溉田七百顷，又有屯田百余顷。请以农隙调夫五百筑堤堰，仍以荆湖市牛七百头。从之。”《宋史》有更详尽的记载，并指出大修后，“是岁，种稻三百余顷”。
第三次大修在北宋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元丰类稿》载，宜城县令孙永（字曼叔）按长渠故道，疏理淤塞湮废之处，历时一月有余。这是一次彻底的疏浚，而且制定了一套蓄水、放水、用水的制度。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知襄州的曾巩巡查长渠后，欣然写下千古名文《襄州宜城县长渠记》。
第四次大修在南宋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宋史》“食货志”记载：“（绍兴）三十二年，督视湖北京西军马汪澈言：‘荆湖两军屯守襄汉，粮饷浩瀚。襄阳古有二渠，长渠溉田七千顷，木渠溉田三千顷，兵后堙废。今先筑堰开渠，募边民或兵之老弱耕之，其耕牛、耒耜、种粮，令河北、京西转运司措置，既省馈运，又可安集流亡。’从之。”次年即隆兴元年，汪澈派人修复长渠，用工两万个，费银十余万贯。
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名臣、《襄樊铭》作者李曾伯也曾修复过长渠。乾隆《襄阳府志》引《宋史》云，李曾伯“历京湖安抚制置使、知江陵府兼湖广总领、京湖屯田使。淳祐十一年，调都统高达、幕府王登帅师复襄阳两城，上言襄阳新复之地，城池虽修浚，田野未加辟，室庐虽草创，市井未阜通，请蠲租三年。诏从之。十二年，命屯田修长渠以利民。”
第五次大修在元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何文渊《重修武安、灵溪二堰记》载，是年“中政院同佥李英奉旨出内府金，募民修筑。斩竹伐木，蘽梩土石，固堤防，障横溃，完崩缺，瀹壅阏”。
明清时期，长渠旧废不治，湖泊、陂塘多被围垦。乾隆《襄阳府志》卷15水利记载：“（长渠）今则久成湮塞，多为民居，渠形亦不可辨矣。”就是这条给人们带来灌溉之利的人工渠，因为南、宜两地的利益差异，一直存在着存废之争。清朝进入中期后，两地冲突升级。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宜城士民王载等联名呈请修复长渠，武安镇绅首以“断水妨商”、“坎高河低，有害无利”为由要求“永禁开渠”，贿通湖广、襄阳二府。次年，湖广都宪潘宪常将王载等控词注销，并出示晓谕：“毋再罔逞意见，混讼挠累，致于严究。”武安镇首士苏光德将潘宪常的批文以石勒记：“奉承宪禁。”此碑残碑现存于渠首“白起碑阁”。后历经咸丰、光绪朝，尽管宜城官民多次请修，但终究不果。
民国28年（1939年），国民党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驻防宜城县，以“前方将士喋血奋斗，端赖后方发展生产”为由，电请湖北省政府复修长渠。民国31年（1942年），长渠复修工程破土动工。但施工5年，终因战事紧张，渠未修成。张自忠战死宜城长山后，宜城一度改为“自忠县”，长渠更名为“荩忱渠”（张将军字荩忱）。
新中国成立后，古长渠终于等来彻底修复的机会。1949年10月26日，湖北省水利厅召开全省第一次水利会议，会后通过修复长渠的建议。1950年1月水利部批准并将其列为贷款工程项目予以支持。1952年1月，宜南两县投入4万劳力，动工修复。1953年5月1日，长渠修复工程完工，人们在渠首举行了隆重的通水庆典。直到今天，长渠一直有专门的机构管理和维护，依旧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尽管时兴时废，时断时流，历经沧桑岁月。但两千余年来，长渠一直默默养育着一方百姓，长渠带给灌区人民的利益是难以估算的。对于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活的百姓们，长渠是丰收的喜悦，是果腹的依靠，是带给他们福祉的生命渠、幸福渠，那蜿蜒的渠道是他们心目中最美丽最神圣的风景。在浩如烟海的中华史籍里，长渠多处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长渠，你还能流多久
楚国故都宜城至今流传着这样一首不知何人何时创作的歌谣：“一江一渠一湖水，皇城深幽凤凰飞。宋玉赋辞长山血，楚歌醉晚细腰美……”歌中所说的江是汉江，渠是百里长渠，湖便是宜城市区西南角的鲤鱼湖，也就是长渠陂渠相联所结的最大的一个“瓜”。
当我们今天重新吟诵这首歌谣时，也禁不住会重新审视这条渠道的实用价值及附着的文化意义。
最显而易见的是长渠的军事价值。白起筑渠壅水，以水攻城，成为中国军事史上最早使用“以水代兵”之术的将领之一，秦楚鄢城之战也成为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之一。中国古代著名战争中，有很多只见诸于史籍，没有确切的遗址或遗物。长渠同楚皇城遗址，共同成为这次著名战役的见证者。
长渠存在的军事价值还在于长渠以古今两位军人的名字命名。一个是古代闻名于世的战神，一个是抗战时期身先士卒、英勇牺牲的国民党最高级别的军事指挥官。白起、张自忠写入中国军事史，怎么也绕不开与他们息息相关的百里长渠。渠首白起碑阁和新塑的白起雕像、渠旁埋着张将军衣冠的张公词，为我们缅怀前人、思索战争提供了新的实体。
长渠存在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其科学价值、农业价值和水利工程价值。一是渠首工程。长渠的渠首工程被古文献概括为“立碣、壅水、筑巨坝”。立碣即修筑拦河坝；壅水即提高水位，逼水入渠；筑巨堰即储存水量，充实水源。据《水经注》载，长渠“以竹筱石，葺土而为碣”。即以小竹包石，以土填补缝隙而成拦河坝。竹笼工程既抗御洪水冲击，又能泄水，还能适应河床的变化。后世（宋代）为控制入渠水量，还加修了水门（闸门）等建筑物。这些今天看似简单的工程技术，却闪耀着前人探索自然、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地智慧的光芒。二是陂渠串联、长藤结瓜的古代水利灌溉样式。陂渠串联的灌溉系统其优点在于解决陂塘水源不足和引水渠道缺乏蓄水容积的缺点，将蓄、引结合起来。组成完整的水利灌溉系统，对水资源在地区分布和时间分配上很好地加以调节，增大了水资源的利用程度，起到增加灌溉面积和提高灌溉保证率的作用。长渠是应用最早、现存保护最好的水利样式之一，在中国农业史、水利史乃至科技史上应当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长渠还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纵横百余里，跨越两千年的百里长渠是荆襄历史的见证者、记录者，更是参与者。它饱尝了血雨腥风的洗礼，也承受了风霜雨雪的侵蚀，记录了荆襄农耕文明的发展历程。它因白起攻鄢都而建，是战国时期群雄纷争下的历史遗留物，为后人研究战国史提供了可靠地实物依据。二十四史、《元和郡县图志》、《读史方舆纪要》及各类丛书、地方志书都有长渠修建及修缮的记载。长渠的存在无疑证实了史籍记载的准确性。
除此之外，有史家记载，文人咏唱，还有民间传说，长渠在文学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同样具有较高的价值。
就是这样一个中国最早的灌溉渠之一，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受到文化意义上的关注和保护。与战国时期的其他水利工程比较，长渠的知名度和利用程度都很有限。都江堰、郑国渠、灵渠，是公认的秦代三大水利工程。除了断流的郑国渠，都江堰现为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文保单位、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被郭沫若称为“与长城南北相呼应，同为世界之奇观”的灵渠现也已成为桂林的旅游胜地。而白起渠的历史比都江堰早30多年，比郑国渠、灵渠也早，但在世上却鲜为人知。在工业时代、信息时代，我们漠视了传统的农业文明，舍弃了我们本该珍惜的宝贵财富。面对长渠尴尬的现状，我们不禁要心存这样的疑问：长渠老矣，尚有用否？长渠，你到底还能流多久？
到了2007年，长渠的命运才有了转机。这年，襄樊市政府批准长渠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长渠被列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今年，又向国务院申报全国文物保护单位。长渠必将以其军事、农业、水利、科技、文化等价值跻身国宝行列。一批文化志愿者、户外运动爱好者也接踵而至，走近长渠、研究长渠。长渠的管理单位——三道河水库管理局正在编制规划，把长渠沿线打造成集农业灌溉、古迹观光、乡村旅游于一体的风景区。倘若能够实现，长渠至少还能继续流淌两千三百年。
2010-12-18 凌晨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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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宜城县志》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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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渠水源---三道河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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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首白起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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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首水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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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首控制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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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起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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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镇 张自忠衣冠冢 2010年11月11日南漳二中校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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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集公路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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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岗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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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垱湖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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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渠沿线古代文化遗存丰厚。每走一段，都会有这样的碑刻。小胡岗遗址，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宜城市东南约14.5公里处郑集镇红星村的一条东西走向的平缓冈地上。南北长约1500米，东西宽约1200米，文化层厚0.5～1.5米，是一处东周时期的文化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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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台渠首 2007年6月2日拾穗者首次走近百里长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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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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