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青华

引言

    近日，应香港浸会大学音乐系系主任潘明伦及研究部主任林青华的邀请，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副主任、琵琶演奏家章红艳于3月17日——23日到该校访问，除了和师生交流外，更为学生作了两场演讲、一场大师班及为全校演出一场音乐会。这些活动是为了配合该系成立40周年而刻意安排，旨在庆祝盛典之余，特为师生制造一个独特的机会，让这位独当一面的琵琶大师藉着其超卓的音乐造诣，感染师生，以达到弘扬中国音乐的目的。

    章红艳的个人经历足以启发香港的音乐学生如何制定个人目标。她出生于浙江嵊州，亦即越剧发源地，因此自小即有很多机会听到当地的民歌，并和琵琶结下不解之缘。自幼随父亲章时钧学习，其后再跟孙维熙及林石城深造，在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即留校任教，并始终保持其演奏生涯。她除了活跃于中国内地、台湾、香港和澳门外，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其中包括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和林肯中心、柏林爱乐大厅、维也纳金色大厅和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她坚持不懈地推广中国音乐，到世界各地著名大学演讲和示范，包括顶级学府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她的唱片专辑《十面埋伏》更纳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美国国家民族中心永久收藏。她的成长过程和中国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她竟能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乐坛取得那么崇高的位置，内里肯定有些奥妙之处。本文是透过她在香港一周内的亲身经历，分析她在大学课堂和演奏厅的表现，藉以探讨她如何在陌生的环境中透过琵琶推动中国音乐，及藉此引发一些关于香港音乐教育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香港的大学音乐教育现状

    香港经历150余年英国殖民地统治后，在1997年顺利回归中国，实施“港人治港”政策。在经济层面，回归后可算是颇为成功，单看在港的上市公司数目，和屡创新高的楼市，便可知一二。这不单是政治的发展和民主的步伐，最令人忧虑是香港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因为这牵涉到人心回归这烫手山芋。

    单看香港的教育，便可了解“人心回归”的难处。长久以来，香港的教育体制是英国式的，影响最深远的肯定是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因此在教师、家长和学生心目中，把握了学习英语的机会，便是成功之道。这也难怪，因为至今的公务员考核制度仍然强调英语能力，因此家长都在幼儿园阶段便开始花费很多银钱在这方面的陪养。由于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而英语又是一种国际语言，若要保持这个优势，实有必要维持高英语水平。换句话说，这种略为偏重英语的语文政策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妥。

    到底香港的文化政策错在那里？这肯定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因此要寻找解决的方法也不容易。首先，在根深蒂固的殖民地思想影响下，那种盲目崇洋的心态是很难剔除的。至今，只要有外国人进入超级市场或餐厅，服务员的态度都会突然变得更有礼貌。这亦不能怪他们，因为这些客人除了有语言优势外，单是他们的肤色已代表他们的地位较崇高，渐渐一般人对外国人所得到的优待也没有什么异议。在一般老百姓心目中，西方人甚至西方一切都是较为优胜的，并值得模仿。

    这种崇洋心态也影响了音乐教育的发展。每年，香港音乐界的盛事共有两件：其一是每年三月举行的校际音乐节，另外便是4月—12月举行的英国皇家音乐学院考试。这两项活动都会吸引数万人参与。除了前者有些中国音乐的比赛项目外，其余都是西乐，而大多数懂音乐的人都是以学习钢琴为主。中小学的音乐老师都是在这种背景下栽培出来的，所以香港的学校音乐教育亦以西乐为主，能够教授中国音乐的老师也是凤毛麟角。

    香港只有三间大学设有音乐系，除了浸会大学外，计有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而这些大学的本科都是以教授西乐为主，但都有些中国音乐学科，其中一些更是必修科。在大学教授中国音乐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首先，大部分学生从来没有真正接触过中国音乐，他们都会觉得没有必要在大学阶段学习这门新学科。此外，由于这门学科的数目不多，各大学只能聘请一到两位专家，所以研究或教学的资源也会较少。很多这门课的教授会感到孤掌难鸣，只希望一己的热诚能够有开花结果的一天。

    以浸会大学为例，长久以来，本科的中国音乐课程由一位教授负责。其实，这所大学的中国音乐科是颇具传统的，早在40年前，当时的系主任叶惠康策划该课程时，特别派遣其同事郑棣声前往中央音乐学院，随蓝玉崧学习，再跟据香港的需要，制定课程。到了80年代，该校中国音乐课程由古琴家叶明媚负责，她为这个领域的教学及研究增添了不少专业色彩。到了90年代，浸大的中国音乐课程再次重新设计，这次改动的顾问是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主任袁静芳，她不遗余力，除了多次亲身到浸大访问和讲学外，更刻意安排她系里的全部教授到该校交流，令浸大的中国音乐课程再添声色，以符合现今社会的需要。近年来，在群芳慈善基金赞助下，该系每年都会主办一些中国戏曲活动，如为期四周的粤剧工作坊和邀请内地戏曲演员到校演出示范，剧种包括京剧、越剧和黄梅戏。2013年，浸大在群芳基金赞助下邀请到章红艳教授到访，旨在透过琵琶来推广中国音乐，亦为庆祝音乐系40年系庆。

章红艳在香港的活动

    章红艳此行短短数天，为浸大主持了不同的活动，首场演讲的对像是二年级学生，她以崭新的方法来启蒙学生，以极具针对性的技巧来介绍琵琶音乐，她要求学生们提出一些他门认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然后一一作答，学生也觉得很特别，很快便逐一提出以下的问题：

1.  琵琶演奏很难，为什么?

2.  西方音乐和中国音乐相比，你更喜欢哪一个?

3.  琵琶在中国音乐中是什么角色?

4.  日本有没有琵琶，有什么区别? 唐代的琵琶是什么样子?

5.  传统音乐中，中国乐器以独奏为主，现在把它们变成乐队的形式表现如何?能否被接受?

6.  传统乐器跟西方的合作有什么形式?

    章红艳很高兴学生们十分踊跃的提出不同层面的问题。关于琵琶的技巧，她指出这门乐器的确是较其它民族乐器复杂；单以发声来说，左手按弦而右手要和它配合，在需要演奏急速的音符时，两手在电光闪石一剎那要充分配合，才能得到恰到好处的效果。同学们一般会有一种错觉，认为琵琶音乐的难度在“高、强、快”，其实它的“韵”更重要，即所谓“余音”，亦即在“主音”出现后，左手继续按弦，来制造出一种较弱的装饰音。

    同学们所提出的中西音乐相比较的问题，章红艳用自身经历来作比喻。她出生在浙江嵊州，自幼即常听到越剧的旋律，因此到随父亲学习琵琶时，很自然用琵琶来模仿人声，她是在生长的周边环境中受到音乐的熏陶。她相信所有学习音乐的人都会受到他们周遭环境的影响，所以她较熟识中国音乐。但在专业训练过程中，她也认识了很多西方音乐。此外，作为一位常在世界各大音乐厅演奏的音乐家，她有很多机会和西方的管弦乐队合作，所以会更珍惜自己作为一位中国音乐家的身份，藉此到各地推广中国音乐。外国人常常希望听到他们平时听不到的东西，所以他们都期望中国人能好好弹奏中国乐器。

    当问及琵琶在中国音乐中的角色时，章红艳指出很多中国民族乐器都是以合奏小组的形式出现，传统的合奏小组绝对没有现今的中乐团那么大，后者当然是上世纪初一种怪异的洋化产物。除了用于合奏小组外，琵琶亦用来伴奏中国戏曲，全国的戏曲都用得着。另外，琵琶在过去一百年有很多独奏曲目，有些是流传已久的，有些是改编曲目。琵琶亦可以用来演奏创新的中国音乐，香港作曲家罗永晖不是创立了一队以琵琶为主的无极乐团吗？最为人所熟识的是琵琶和大型中西乐团合奏，角色就像西方协奏曲中的独奏乐器一样。总括而言，琵琶是一种颇具特质的中国乐器，在很多演出场合都用得着。

    她还介绍了日本琵琶，他们叫 “Biwa”，其形制和中国现今的乐器有一点不同：日本的琵琶是曲项琵琶。再者，日本琵琶的指板只有“相”，没有“品”，前者是指板分隔音符的位置，后者是安放在琴面用作分隔音符。这都和日本人所奏的音乐有关，因为他们所奏的雅乐是用拨子奏的，速度不会太快，而且音域也相对窄，但他们在演奏装饰音方面是非常讲究的，这即是中国人所说的“韵”。日本琵琶和中国唐代的琵琶相类近，唐代是中国琵琶的高峰期，有很多出色的演奏家，慕名而来的人穿插洛阳和长安，日本也派了不少谴唐使到中国学习音乐。他们带了很多中国乐器回国，其中包括琵琶，这些珍贵的文物现存奈良东大寺正仓院。这些唐琵琶是最古老的，我们想要感受一下气氛只能到日本去。

    章红艳继续解释中国器乐的表演模式，有些是小组合奏，有些是独奏，这都和中国音乐的特质有关。因为中国音乐强调线条美，和西方纵向而侧重于和声的技术是截然不同的。西方的乐队都是以类近的乐器从高至低编排的，所以每组乐器都可以奏出音色相近的和声。传统的中国乐器由于要在同一个音域表现线条，所以较少有低音乐器。现时世界各地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中乐团，这是一种模仿西方文化的现象，并不是用来演奏中国音乐的最佳模式。

    她解释：文革时期对中国音乐的发展有着非常大的贡献，那就是中西结合。那个时候在中国的戏曲当中运用了许多西洋乐器，除了戏曲中的一些主奏乐器（中国乐器）之外，还注重与西洋乐器的结合，从那时起便有了这样的一个中西结合。据说在那个时代的一些学习音乐的大学生，比如中央音乐学院学习西洋乐的学生，必须要学习一样中国乐器。正是因为这样的影响，那个时代还出现了一些以民族乐器为主角的协奏曲，产生了一些成功的例子，比如二胡协奏曲、琵琶协奏曲等等，这些乐曲的最大作用是为广大的西乐听众介绍中国音乐，但当他们培养了足够的兴趣后，便需要“回归”较正统的中国音乐。

    在为一年级学生演讲时，她仍然采用“问与答”的模式，收集了以下问题：

1.  琵琶有什么派别?

2.  怎么评论和听出演奏的好坏?

3.  怎么样欣赏中国音乐?有没有初级和基础的方式?

4.  中西结合如何对比?有什么共同之处?

5.  鲁特琴与琵琶相比，乐器结构区别是什么?

6.  琵琶的传统是独奏和伴奏, 它的发展是一百年来的事吗?

7.  新派的作品多不多?它的发展有困难吗?

8.  中西合奏会不会失去韵味?会是卖弄技巧吗?

9.  什么时候学习可以告一段落, 何时可以自我发展?

10.唐代琵琶是用拨子吗?

11.你有没有觉得, 从事中国音乐是不是有一种使命?用什么方法让世界了解中国音乐的神韵?

12.对比西方的古典音乐, 中国音乐是保留古典还是与时代结合?

    有同学问及琵琶派别是如何划分的，章红艳觉得这条问题是中国音乐独有的。首先，她说明了自己的老师林石城是属于浦东派，因为他是拜师于该派的第五代宗师沈浩初，亦是他的唯一传人。每一个派别都有各自的专长，例如平湖派富文人气色，汪派有侠者气，崇明派重生活味，而浦东派的特点更是非常全面，可说是“雅俗文武间出入无碍，从中可见琵琶全貌，出入开合的个性”。（林谷芳语）换句话说，不同派别针对个别乐曲有不同的演绎方法，这亦影响了在音符速度、装饰与强弱不同，亦即民族音乐家常说的“韵”。由于现今地域的界限少了，一些前辈音乐家吸收了不同派别的精髓，更由于进入了学院式专业音乐教育以后当代的派别划分已没有那么严格。

    关于欣赏中国音乐的问题，章红艳建议要从多角度入手，即不要局限于某一种音乐，只要多听和用心听，一定会慢慢明白民族音乐是相通的，器乐如是，戏曲、民歌也是一样，这些民族音乐是一个宝库，同学们配了这宝库的钥匙也不用，将来是会后悔的。只要多听，便可以从各方面来衡量演出的好与坏，这包括技巧、风格、个人特色等，最重要还是表演者要懂得如何与观众分享乐曲。

    章红艳又解答了一连串关于琵琶和琵琶音乐发展的问题。和很多外地传入中国的乐器一样，琵琶显然也是一种外来乐器，因为众多中国古代本土乐器都是单字的，如钟、磬、琴、箫、埙等。所有外传的乐器到了中国都会汉化，成为演奏中国音乐的乐器，所以琵琶的形制与演奏技法是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改变的。唐代是琵琶的一个高峰期，当时是横抱兼用拨子演奏，这传统由日本人继承了，但是福建的南音琵琶仍然用唐代那种古旧方式来演奏。至于西方的鲁特琴，它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至巴洛克时期的一种拨弦乐器，因此用于独奏和单音数字低音和声伴奏，其演奏法和功能都不同于琵琶。

    章红艳认同琵琶作为一种独奏乐器得以充分发展是近百年的事，因为这是继唐代之后另一个琵琶的高峰期，有那么多派别各自出了名家，琵琶作为独奏乐器自然会兴起。不过，现今琵琶和其它民族乐器都面对同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面对西方音乐或流行音乐的影响。她个人很反对将琵琶“流行化”，因为配上强劲的节奏后，琵琶就会失去特性。琵琶也会和西方乐队合奏，但章红艳的原则是一定要保持琵琶的个性，否则在十二平均律的影响下这件乐器会被吞噬。至于琵琶新作品的数目，较难计算，肯定是很难遇到好的新作品，因为一般作曲家较注重创作音符，以为这便是技巧，而忽视了琵琶的“韵”。琵琶既有那么优良的传统，就应该好好的保存下来，新作品也应从这传统演变出来。

   

当同学们提到什么时候才算完成学艺的生涯，章红艳果断的说“永不”，因为艺术是高深莫测的，所以建议同学要终身学习。同时，所有民族音乐家都有一种使命，就是要把博大精深的中国音乐向世界不同的民族推广，而最好的方法便是完善个人的音乐造诣。

结语

    章红艳这次香港之行还在大学主持了一场大师班，为两位主修琵琶的同学提出演奏《龙船》和《霸王卸甲》两首传统乐曲的秘诀，同学们赞叹莫名，获益良多。她亦以“且弹且谈”音乐会方式为全校师生介绍了《阳春白雪》、《大浪淘沙》、《龙船》、《春江花月夜》和《霸王卸甲》等传统名曲，这种深入浅出的方法令全场观众目不转睛，洗耳恭听。全系老师和同学都觉得章红艳教授不仅介绍了琵琶音乐，她更为香港学生带来了一堂至高无上的国民教育课，因为喜爱中国音乐肯定是爱国爱港的一个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