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 林

中国建设银行3月26日发布的年报显示，2011年该行实现净利润16694.39亿元，较上年增长25.48%。这引起了坊间“银行暴利”的说法。对此，建设银行副行长庞秀生在26日举行的业绩发布会上表示，建设银行并不存在暴利问题，而银行和实体经济效益冰火两重天的现象在建行并不存在。建行去年每天盈利约4.6亿元反映的是企业规模大小，和利润薄厚无关。

其实，庞秀生并非第一个否认“银行暴利说”的中国银行业高管。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各大银行的老总，都不约而同地集体“哭穷”，称银行业高利润主要得益于资产规模的扩张，其实总体资产回报率并不高，“不能说暴利，只能说是厚利”。

不过，民生银行是一个例外。在该行公布年报披露时，民生银行行长洪崎说出了“银行业利润太高了，我们都不好意思公布”这样的话。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相比，民生银行只能算是一个小行，2011年它都能赚得盆满钵满，且不好意思公布年报，那么其它大行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我们拿中国的实体经济与银行业作比较，会发现两者在实现利润方面泾渭分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11年前三个季度实现利润3.68万亿元，但这些企业有8700多万人，人均利润不到4万元。除去个人所得税，人均净利润不过3万元，以此计算，银行的人均净利润是工业企业的12倍。

因此，“银行暴利说”是客观存在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中国银行业是建立在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利率高度管制、市场化程度偏低、社保体系不完善的基础上的。由于公众投资渠道少，而且就医、就学、买房需要大笔资金，因而他们只好把钱存到银行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建行已把存款的公众当成了摇钱树。

在现有的金融体制下，作为上市银行，建行是“两头食利”：一方面通过对压低储户的存款利率，直接向存钱的民众“收税”；另一方面银行还发明出“手续费”、“财务顾问费”等“中间业务”，对民众进行变相收费，这种“金融创新”能力想必已远超西方银行业。

特别是近几年的天量信贷投放，也让建行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贷款基数，盘子越大利润越吓人。例如建行一年期存款利率为3.5%，但过去几年间的通货膨胀率在5%以上，而特殊年景利息上浮几成潜规则，建行实际贷款的平均利率应该在15%左右。公众在建行的存款，以负利率的方式为银行业贡献了超额利润。

所以，建行的厚利是建立在存款人微利、“负利”和政策的保护之下的。根据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整个经济存在平均利润率，不可能存在某一个行业利润特别高的现象。

或许，世界上某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某段时间内的确比中国的利差还高，可那多半是在资金比较短缺且风险比较大的时候，一旦形势发生相反变化时，利差会变得很小。而中国银行业的利差一直比较大，而且相对固定。某种意义上来说，相对固定的较大的利差，已经成了银行垄断的有力工具。

进一步分析，建行的暴利并非来自它们的管理和创新，其最大的核心竞争力，是行业垄断和制度保护。银行与公众只能是一场有输有赢的“零和游戏”。当然，在这场“零和游戏”中，银行肯定的赢家，而且赢得很大、很多，而公众永远是输家、而且输得不明不白。其结果是，银行赚足了，而公众的血汗钱却没见得多多少。

因此，建行老总对“银行暴利说”的辩解是苍白无力的，不值一驳。正是在垄断和政策的保护下，建行2011年实现了令人炫目的净利润16694.39亿元，造就了特定群体动辄百万千万的高年薪。如此看来，建行的暴利是公众的痛，这种痛，是阵痛，无所谓长也无所谓短。因此，我们呼吁建行不能再这样不知足，不能再这样把公众当成获取暴利的摇钱树了，而应该“还利于民”，或减少乱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