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 林

11月10日，巴西参议院宪法与司法委员会通过了参议员克里斯多旺•布瓦尔克提出的一项“幸福修正案”，如果该修正案获得整个国会的通过，追求幸福将成为一项受到巴西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幸福修正案”从五方面提供这些服务来增强民众的幸福感：提高公众意识；发动社会团体；鼓励对社会项目的参与；培养“乘数效应”；激励公民为其项目贡献力量。（11月17日《环球时报》）

尽管克里斯多旺提出的“幸福修正案”在巴西国内引起不少争议，但该项动议如果写入巴西宪法后，将迫使巴西各级政府在作出某些决策时，要更多地考虑民众的切身利益。实际上，巴西将幸福感写进宪法，是有一定的底气的。据美国《财富》杂志在2005年至2009年对125个国家进行的幸福调查，结果表明巴西人的“幸福指数”居全球第12位，排名高于美国。

除了巴西，英国政府也打算将提高“幸福指数”引入施政目标。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近日责令国家统计局设计一套新的统计方案，引入这些“幸福指数”，以帮助本国政府今后更合理地制定政策。这样做的目的是产生一套新的数据，并以待决定的频度公布，以评估英国居民心理上和身体上的幸福感。

与传统的GDP核算体系相比，“幸福指数”从国民健康水准、社会福利状况、经济产出水平和生态环境状况等多个维度对社会经济运行状况进行综合考核，为政府部门体察民众生存状态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然而，对于习惯以GDP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中国各级政府来说，巴西将幸福感写进宪法，英国政府在决策中引入“幸福指数”的做法似乎有些离经叛道。

国家统计局上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换算成美元为1.415万亿美元，而日本第三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372万亿美元。从GDP的角度来说，中国此前已相继超越了德国、法国、英国，今年年中又超过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在不少国内民众看来，GDP虽然增长迅速，但他们的幸福感却并没有增加多少。

为什么各级政府不能将提高“幸福指数”作为我们的施政目标呢？究其原因，是“幸福指数”难以给政府官员的政绩锦上添花的。例如过去几年多次试图推行的“绿色GDP”难产表明，致力于改善环境的理想追求、社会动员与制度化努力，在现实中已经遇到了激烈抵抗。它也表明，“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理念，在转化为可以操作的标准和政策等等的过程中，遇到了严重的障碍。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些政府官员对“幸福指数”的淡漠。出现这种情况，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反映在政府官员的业绩考评上。目前，各级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仍以完成GDP的多少来衡量，有了GDP的增长，其升迁就有了希望和保障。虽然GDP的快速增长可以一俊遮百丑，然而，社会财富的真实增长、民众的幸福感受、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却往往被忽略掉了。

不可否定，如今国际上还没有那个国家找到可完全替换GDP的更好的经济指标。对于中国来说，GDP不管是高速增长也好，还是超日、超美也好，它的实现还是由国民创造的，假如不能实现国民幸福，怎么能促进经济的再增长？因此，各级政府应将国民“幸福指数”纳入统计内容，以督促和鞭策自己。

当前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要工作是要提高国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应该看到，在2010年上半年GDP增长达11.1％的情况下，民生方面，部分群众仍然会在医院门前感到囊中羞涩；农民工子女仍然觉得城市学校的门槛那么遥远；在收入分配方面，城镇、农村居民收入上半年虽然分别增长7.5％与9.5％，但许多城市的物价，特别是房价的涨幅就远远超过这些数字。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幸福指数”不能再淡漠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他们并不奢望看见自己成为“最幸福国度”的国民。那些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要比任何“国民幸福指数”更靠谱。而对于各级政府而言，与其把心思花在调弄那些考核GDP的游标和螺丝上，不如实实在在地让老百姓收入稳定、福利健全，让毕业生不愁工作，让普通家庭不愁房价。这样的政绩比起完成GDP多少更为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