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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传安大概属于那种几十年不打一个电话也没有任何生疏、乍一见面又仿佛昨天还在一起的朋友。

那时我在马影教书，每每早上睁开眼就有强烈的预感传安要来时，传安就真的来了。几乎每周，我也都要找机会去县城见传安。第一次见到他时，他还在凰村，一个仿佛跟普希金有关的地方，他从书柜下面摸出两瓶啤酒来递给我和美清，以酒当茶。第二次见到他是在另一所中学，他带学生来中考，属于邂逅性质的。他从操场对面走来，我一下子认出了他。我其实是属于他说过的那种有脸盲症的人，如果离得近，我还不一定认得出他，隔着一个操场，我反而认出他来了。第三次则是在码头边他的小租房里，傍晚的日光涉过水面，油彩一般涂在石钟山的岩壁上，有一种辉煌而颓废的美。那时候好青年都有点颓废，或者说，都有一种颓废美学。传安抱着把吉他靠在门边，长长的手指弄弦，长长的头发遮脸。还有一把吉他是他的夫人晓艳。

我从九江读书回来后，跟他才开始多见面。这时他搬到了大岭脚下的粮站宿舍，于是每次去他家，几乎都见高朋满堂，各路诸侯在座。有打牌的（基本上不看牌），聊天的，也有翻书读书的，且随时可以交叉客串。酒和茶当然必不可少（常有酒杯茶杯倾倒之声），大多数时候是晓艳买菜，传安下厨。那时他们手头并不宽裕，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对付这些隔三岔五的聚会的，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像寻常夫妻那样在背后怄气争吵了，唯见传安把腊肉炒得桃红李白，盘子里的青菜一根根摆得像梳理过的杨柳。

后来他又去了海南。仿佛在那里掉了什么东西，他要去找回来。又或者，他要确认那东西不是掉在那里。

那段时间，我每次进城，都不免要抬眼望望他家的阳台。有一天（大约已近年关），忽然望见四楼他家的阳台上晒着一只金灿灿的大洋鸡，我大喜过望，赶紧上楼敲门，果然是他回来了。

于是，小县城的文学生活继续。就像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开头，一个人拖着块大磁铁在街上走，结果把街两边的铁器都叮叮当当吸了出来。这简直是一个隐喻。一本好书就是一块磁铁，一个好人也是，他走在大街上，两旁的铁器会闻风而动，当他碰到另一块磁铁时，会吸引更多的带磁物体。实际上正是如此，那时我们经常是一个碰到了另一个，然后就走成了一串，走向某个有猪头肉的小酒馆，当然更多的是传安家里。站在他家后窗的阳台上下望，各类车辆疾驰，我不止一次见到忽然有车停住，吐出一个人来，不一会儿，客厅那边就响起了敲门声。那真是文学的时代，青年的时代。不，其实那已经不是文学的时代，也不是青年的时代。

就是在那时，我听传安讲到了《酒吧长谈》，在他的书柜里找到了《日瓦戈医生》和《分成两半的子爵》。那时候，他们的神聊我基本上插不上嘴，唯有倾听。每次从县城回来，我仿佛口袋满满，又若有所失。

如果没有认识传安，我的文字很可能是另一种走向。

我离开湖口的时候，传安刚开始用步步高编程。

那时我常梦见别人来要债，被人追得喘不过气来，就像曾经梦见传安被戴鸭舌帽的人跟踪一样。——其实跟踪你的人根本不会戴什么鸭舌帽让你认出来。

关于湖口，我曾有些矫情和抒情地写道：

湖口是这样一个地方，那边是江北，这边是江南。

湖口还是这样一个地方，这边是鄱阳湖，那边是长江。

在湖口，我喜欢冬天里喝啤酒，夏天里喝白酒。白酒划过喉管的滋味激烈又悠长。

由于各种原因，很多朋友陆续离开了湖口。若干年前，刘伯温曾脚踩江湖聪明万代地用谐音双关取笑过这个小城。我尊敬的一位文学长辈也说，走吧，走吧，湖口是只能装在心里的地方啊。于是我们和湖口洒泪而别。

传安离开湖口算晚的了。他带着一张软盘去了北京，去了在我看来就像电路板一样密布着各种线路及电容电阻的中关村。那里大约就是电脑中国的主板吧。

对于编程，我一窍不通。在九江读书时，看到那些数字和算式我就头晕。而传安两手忙得不亦乐乎，仿佛一个高人在山巅和看不见的东西开战。在这方面，步步高其实是最落后的武器。它类似于小霸王游戏机，要用软盘驱动，还有游戏操纵杆，不同的是可以接在黑白电视机上打字存盘。这东西也有趣味，有一次，我敲进“地球”二字，没想到屏幕剧烈地抖动起来，试了好几次都是这样，我以为它接通了什么神秘的地气，成了宇宙飞船。但传安很快不满足于这个“玩具”了，还是去买了个486或586回来。

他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电脑学校教书。从没做过电脑专业的学生，却有模有样做起了电脑学校的老师，这种奇迹，大概也只有传安造得出。从这个角度说，电脑的世界里面倒仿佛有一个民国，不拘一格用人才了。不久我到北京出差，见他夹着一个天蓝色的文件包翩然而至，不禁对首都一下子有了亲切之感。

我们找了个地方喝酒，不像是在北京，还像是在湖口。

有一类人，大约永没有确切的时空观念。比如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在南昌跟以前在马影有什么不同。估计传安也是这样。我们其实都是生活在自己心脏里的人。

那年我去鲁院待了几个月，很少有人知道或者相信，我去那里不过是为了跟传安喝酒和在电视里看欧冠决赛（那时央视还没有直播，但北京体育可看）。

他的工作，我因为不懂，也就无法想象。只知他后来被一家电脑公司挖走——应该是高薪吧，不然怎么叫挖呢？估计他这么干下去，很快就会成为白领和IT界的精英。传安有天生的磁铁气质而不是铁屑。

但不知怎么的，他还是抛下了中关村，回到文字里来了。他做过短期的出版，最终沉下心来做翻译。大约他终究还是一个离开了文字就找不到归宿的人。这是他的“短板”，却是我们的幸事。

传安真的是那种抽象和具象思维都超常发达的人。周介人曾赞赏过他的诗歌，迟子建发表过他的小说，还有一种文体，传安也是写得飘逸灵动，衣带当风，那就是历史随笔。那时我经常收到文摘类来稿，有一次，拆开一看，竟然是“晓禽”所作，不禁会心一笑。当时这种文体还没有流行，若不是他后来“贪玩”电脑，是完全能为这种文体做贡献的，那现在历史随笔类畅销书单上，就不仅仅是我们熟悉的那几本了（我不甘心，后来还撺掇过他几回）。

好在我依然可以在他的译作里领略到他的笔墨风韵。比如为了译文的恰切和美感，他把一句直译为“爱情像麻疹”改译为“爱情像天花”。我几乎要把它拿来作为一篇小说的标题了。他出版的译著早已过了千万字，以至于湖口城里有一个传说，说传安发明了一种神奇的软件，那东西像个织布机一样，字母从这边进去，漂亮的中文就从那边源源不断地出来。

哈，若真能这样，倒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