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鸿文

    中原民俗民风是中原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积淀、传承和向民间渗透的最自然又最有效的表达方式，同时也是中原士人文化世俗化的必然结果，并在其源远流长的发展中不断解读和丰富着中原文化的经典文本。中原民俗活动及其与之相伴的民风民情有许多明显的特点，这些特点凸现了中原文化的特有品质及其精神内涵，同时也是中原地区民间伦理、民间想象、民间记忆的特征性标志。

    1．丰富多彩的域文化特性

    中原地区的民俗民风因其受文化先进性和生产文明的长时期高度繁荣的影响，具有丰富多彩的特点。中原民俗文化有很广博的表现范围，几乎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中原民俗活动在生产劳动、婚丧嫁娶、社会文化、岁时节日、人生仪礼、游艺嬉戏、民间祭祀、民间文学等等方面，都有十分突出的表现。而每一类民俗活动中，还有更为丰富多彩的内容。如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岁时风俗，春节、正月十五闹元宵、清明节祭祖扫墓、端午节插艾叶、中秋赏月团聚、重阳节登高等等，其中仅春节就包括了祭灶、守岁、吃饺子、拜年等诸多环节。这些岁时风俗，大部分都起源于中原，后来在全国风行传播，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风俗习惯。中原各地的民俗活动中，还包括了大量的文化和艺术元素，如太昊陵庙会的泥塑、洛阳花会的赛诗、信阳茶叶节茶艺表演、马街书会的说唱等等，而开封的盘鼓和汴绣、豫西各地的剪纸、朱仙镇木版年画、南阳镇平的玉雕、濮阳的杂技等则基本上是以艺术表演为主的民俗活动。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对其当地的民俗民风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而使中原地区的民俗民风具有浓郁的域文化特性。《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在说道河南内乡县民俗风尚时称：“知礼让，崇仆俭，多务本业，不事末利。但境土广远，山川深阻，恃险犷戾，尚未尽化。”清《康熙镇平县志》在记载河南镇平风物时说：“僻处宛右，北枕杏山，群峰相联，间有平壤可耕，复为山水所涨溢，故民间……崇俭朴罔逾制者固近山之性本，然实出于不容不俭者也。”民俗民风的地域性会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与人口的流动而起变化，如从中原走出的客家人就把中原地区的民俗民风带到了潮汕和沿海地区。直到今天，在客家人聚集的潮汕地区还保存着大量古代中原地区的民风民俗。如潮乐就有浓郁的唐代大曲风格，潮汕工夫茶也沿袭了唐代中原茶文化的特色。

    2．注重历史传承和发展创新的时文化特性

    一般情况下，特定的民俗民风一旦形成，就会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的形态，并代代相传，延贯古今。《玉海》里称河南南阳地区“古称淳厚，敦尚诗书，专务耕桑，有东汉遗习。”《明统志》亦称河南“邓州之俗古称醇厚，敦尚诗礼，务勤耕桑，不喜争讼，有东汉遗风。”《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也说河南邓州：“古称醇厚，悦礼义，勤耕桑，有两汉遗风。缘地广民稀，客户猥多，习俗混淆不免漓簿。所幸质实朴素，终不少变，有可观焉。”《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称河南新野县：“俗崇诗礼，民务耕稼，婚姻丧葬，克敦古义，不修商贾技艺之业。”后魏《平阳公丕传》:“丕雅爱本风，不达新式。至于变俗迁滩，改官制服，禁绝旧言，皆所不愿。帝亦不逼之，但诱示大理，令其不生同异。”孝文帝采取宽民政策，尊重因袭传统风俗，事实上也是出于对风俗传承性的认同。

    中原地区的民俗民风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和整个中原文化的整体演进一样，也随着中原地区社会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变化，以使其满足不同时代的社会及个体的心理需要。《战国策·赵策二》载赵武灵王语云：“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贤者议俗，不肖者拘焉。夫制于服之民，不足与论心；拘于俗之众，不足与致意。故势与俗化，而礼与变俱，圣人之道也。承教而动，循法无私，民之职也。知学之人，能与闻迁，达于礼之变，能与时化。故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释之。”还说：“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宓戏、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世不必一其道，便国不必法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称河南唐河县：“国初地广人稀，习俗质朴。唯勤稼穑，不事商贾。近世笃尚诗书，遵崇礼义，如丧葬昔用浮奢，今多用家礼。婚娶昔多论财，今唯重道谊。浸浸乎，先王之风矣。”《隋书·地理志》称：“南阳古帝都，缙绅所出。自三方鼎立，地处边。戎马所萃，失其旧俗。”因时制俗，与时俗变，是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原民俗的一大特征。

    3．与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的农文化特性与家文化特性

   中原地区的民俗民风大都与中原农业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有关。中原地区作为中华农业文明的发源地，其民风民俗无不打上农业文化的烙印，并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中原农业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譬如，在古代中原地区广泛流行的农神祭祀崇拜习俗、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节气与节日习俗、各种不同形式的土地文化习俗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礼记·祭义》中说：“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后稷作为周人的祖先，以重视农事而闻名，不仅官方重视他，民间也有很多敬奉活动对他进行祭祀。伏羲、神农、黄帝也在中原文化的发展中被尊为农业神而加以崇拜，且至今不衰。农业的根本是土地，所以，土地崇拜也是中原地区广泛流行的一种祭拜习俗。《国语·鲁语》谓：“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后土即勾龙，是古代中原部落的一个首领，注重土地的开发和改造。《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共工氏之子勾龙，能平水土，祀为之社神。”在中原大地，古代几乎村村建有土地庙，家家供奉土地爷。此外，作为农作物神灵崇拜的对象的谷神等，在古代也很盛行。《光绪泌源县志》曾记载地处中原的山西泌源地区的谷神崇拜云：“乡野春则祀谷，数百人鼓乐，旗帜前导，后有擎神者，以木雕刻如楼殿状，而面以金制，极工巧，一村中，多者数擎。秋则极赛张制，盛列珍馔。近年，城乡用面作麒麟、狮、象等形，涂以丹碧，加以金饰，彼此金饰，彼此争胜，用以供神。”此外，中原地区的门神、灶神、马神、牛神等崇拜习俗，也都属于农神崇拜。中原地区大量的节日习俗，也都是根据农业耕种节气而设置的。如春节、清明、谷雨、中秋等等。

    农文化的最主要特征就是重血缘、重族亲、重家庭，因此，在中原农业文明影响下的中原民俗和民风便具有浓郁的家文化特性。婚礼习俗作为中原习俗的核心形式，在古代受到广泛的重视，而婚礼的目的自然是成家，对婚礼习俗的重视自然也就是对家的重视。其实，对家的持重几乎渗透在各种形式的中原民俗中，譬如春节贴春联、门神，乃是期盼家庭平安，生活美满等；清明节祭祖，乃是为了追记祖先，增强族心力等；生儿育女的满月礼俗，乃是为了彰显家丁兴旺，族业有继等。

    4．与都邑文化密切相关的王文化特性与士文化特性

    顺治十六年冯嗣京《新郑县志》卷一《新郑县土俗民情图说》载：“新郑史称东里，古轩辕有熊氏之国也，东马陵，南陉山，西大隗，北豹山，溱洧襟带于前，梅泰环拱于后，风藏气聚，世多君子，历春秋子产、子展而后英贤辈起，代不乏人。”中原地区长期作为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其民风民俗无不受到其影响。这当中有两个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一是在远古时代，许多民间精英带领人民开疆拓土，渐渐被人民拥戴为领袖或帝王，因而关于他们的事迹和形象就成为后世人们敬奉和祭祀的对象，如伏羲、神农、黄帝、后稷、尧、舜、禹等等，并自然而然的形成一种广泛与深远的风气和习俗；二是在历代的统治者中，大量朝代的帝王建都于中原，其王朝文化的蔓延传播同样会渗透到民间，并渐渐形成风尚。这两方面的影响，都使得中原地区的民风民俗具有浓郁的王文化特性；三是因王文化和王域文化而形成的庙会，如周口淮阳的伏羲太昊陵庙会、河南桐柏县的盘古庙会、洛阳关林庙会、商丘火神台庙会、安阳汤阴岳王庙会等；四是在王域和皇城下形成的市井文化与士文化相互渗透的商号、茶馆、会馆、书院、学堂等等。

    与王域文化密切相关的是士文化。士作为中国古代具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社会阶层，主要是指具有一定权势的知识分子，即《汉书•食货志》所谓的“学以居位曰士”。《后汉书•仲长统传》亦称“以才智用者谓之士”。他们后来虽然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但又与民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甚至经常出入市井，与民众打成一片，相对于阶级社会的纯粹统治者，他们更容易被民众接受。中国的士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峰，西汉时的司马谈将其总结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这些文化的代表人物大都集中在中原地区或黄河中下游地区，并且在后来很常时期内，中原地区都是士文化极为发达的地区。而围绕这些士文化形成了许多民风民俗，毋宁说，这些士文化对中原地区的风俗习惯和民风民情产生了重要影响。《吕氏春秋·正名》记尹文与齐王的对话云：“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亲则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居乡则悌。有此四行者，可谓士乎？'齐王曰：‘此真所谓士已。'”士的孝、忠、信、悌等品质，都对中原地区淳朴的民风产生了积极地影响。

    5．与风教文化密切相关的礼文化特性和艺文化特性

    任何民俗与民风的形成和演变，都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根基。中原地区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表达自然对中原民俗民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以维持农业文明为本质特征的儒家伦理文化，其重礼仪、重血缘、重族亲的特征，对中原民俗民风的影响更加明显。而这种影响一般是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实现的：首先，统治者处于其政治稳定的需要，大力提倡用礼仪规范来教民正俗。如《礼记·曲礼》云：“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强调用礼来醇化风俗。又云：“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中原地区受益于礼乐文化的熏染，在民间的各种风俗习惯中，都体现出一个“礼”字，而且在婚丧、祭祀、交往等各种场合形成了为数众多的“礼俗”，甚至各种各样的节令习俗，也都是以“礼”为其首要内容的。其次，起源于周代制礼作乐的中原礼乐文化，特别重视音乐、诗歌等各种艺术形式即艺文化形式的“移风易俗”作用。如《荀子·乐论》谓：“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又谓：“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毛诗序》：“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再次，一些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官吏和士人，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在民间大力推动礼俗文化。如官吏在政务活动中贯彻“以礼服人”的行为准则，士人创作扬善贬恶的诗文，特别是他们在与普通百姓的日常交往中的积极垂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