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陷落

                            史鸿文

    何宗思编著《中国人格病态批判》以《文人没有人文精神》为题引述了毕飞宇《生命如潮》中的一段文字，其中最尖锐的一句话如下：“知识分子的堕落才是一个社会彻底的和最后的堕落。堕落的标志是对真正的‘人’的‘零度’冷漠。”这句话其实是一个病句。所谓“对真正的‘人’的‘零度’冷漠”，从语法上讲是与文意不通的，它的真正表述应该是“对真正的‘人’的‘零度’关怀”或者“对真正的‘人’的冷漠”，因为“‘零度’冷漠”，容易使人误解为“没有冷漠”，其实作者的意思是指知识分子对人性的漠视和置若罔闻。好了，不必再咬文嚼字了，还是来说说我所感受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文人的陷落（因堕落太尖锐就改为陷落）吧。

    传统以来，人们赋予了读书人极高的地位，从古代农业社会所奉行的“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来看，文人确实一度被捧到了天上。不过，古代社会对文人的这种抬举是有前提的，那就是“知书达礼”。古代社会是礼制社会，所以“达礼”是最为重要的。如何“达礼”？读书是也。因为“礼”是先王制定的，先王的“礼论”是用“书”记载下来的，不“知书”如何“达礼”？如何领会先王的“礼论”？因此，古人教育学子最主要的一句格言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可是，这种教育文化最终导致了文人的麻木不仁，所以，古代文人的原创性往往不足，因为他们在这样的教育文化的引导下，完全丧失了自我，惟书是丛，惟圣人是从，就是不惟我是从。这使我想到了胡适先生早年刚从美国回来时所写的那篇《归国杂感》中的一句话：“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虽然到了魏晋时期出现过所谓的“竹林七贤”，特别是像阮籍、刘伶这样的“醉人”；到了明请时期，出现了李卓吾、黄宗羲、廖燕、袁枚这样的性灵之士，特别是并称“明代二狂”的唐伯虎和祝枝山这样的“狂人”；但那种自我的觉醒却是极有限度的，因为他们的觉醒往往显得任性使气，情感有余而理性不足。最麻烦的是，在“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引导下，在科举制度的激励下，中国的文人一开始就无心做一个真正的文人，当然，社会似乎也不允许他们做一个真正的文人，他们真正想干的事情其实是做官，从屈原到李白，到更多文人，前仆后继，莫不如此。只是当他们做官没有着落或者官场不顺的时候，才骂骂咧咧地骂上几句，要么隐退山林（如陶渊明和吴筠），要么飘落红尘（如杜牧和唐寅），要么潜心书画（如苏轼和郑燮），甚至吃药敷粉、醉酒梦呓，以排遣自己不能做官显志、威风八面的郁闷。所以，在王国维之后，一些人开始从西方纯粹学术的角度对此进行反思，直指中国学术和艺术的政治化和非自我化。这么说来，中国文人自始至终就有不无正业的嫌疑，换言之，中国文人一开始就堕落或陷落了。即便到了现在，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仍无法忍受清贫的书斋生涯，还在延续着古代的读书做官，科举仕进之路，只不过改头换面成所谓博士处长、博士县长之类。我有几位朋友，博士毕业均十年有余，一度迷恋官场，终无所作为，最后又回归高校，教书育人，但时不时还流露出官心未死的情绪。其实这也是许多古代文人的悲哀，相当年，李白官场不顺，写写诗，喝喝酒，本来挺如意，可就是忘不了做官仕进的梦想，“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这句诗多少给人前言不搭后调的感觉，喝酒作欢、写诗作文也就是了，还非得弄出一句“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愤愤不平之语。谢灵运做官时不专心，整天游山玩水，所以成了中国山水诗的鼻祖，照此下去，本应在山水诗上有更大的作为。但游山玩水之际，同样忘不了做官仕进、经世济民之道，最终他在官场上招来了杀身之祸。

    不过，按照毕飞宇先生的说法，“不无正业”并不能算是文人最大的不幸，文人最大的不幸应是对人性的漠视。其实，人性这东西也是说不清的，在我看来，文人不能恪守文事，就是失职，文人失职就是最不道德的，也就是违反人性的。不怕他作践自己，就怕他误人子弟。譬如古代众多文人所关心的不是“人”而是“礼”，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礼”为本，而原本为人而设的“礼”被演绎成封建纲常之后，也就没有多少人性的成分了，甚至在很长时间内都成了束缚人性的枷锁。

    现如今，功利主义渐成社会主流，文人的陷落也就有了新的内涵。类似于曹丕《典论》所说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之类的旧毛病，现代的“文人病”，可谓五花八门。一则广泛流行的短信中称：“教授越来越像商人。”言外之义是，现在的高级知识分子趋利化倾向十分明显，动辄以钱论身价，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由于痴迷此道，一些教授、博导，甚至是院士，俨然在学术界做起了大老板，靠自己的声望申请到了动辄百万、千万的巨额科研项目，却让一大堆学生来做，自己花钱，学生出力，落得个轻松自在，何乐而不为！只是可怜了那些为老板打工的硕士、博士们，自己辛辛苦苦，挥汗如雨的干活时，这些学术老板们也许正在捏脚泡澡，游山玩水，逍遥自在的享受生活了！更有甚者，一些大名鼎鼎的专家学者，生活上应酬颇多，研究上无心恋战，每每又有走穴、演讲、评审、鸿文之约，情急之下，顺手牵羊，掂起学生的论文就招摇撞骗起来了。

    现在的文人开起玩笑来，也是令人震惊的。一次席间，一位姓秦的大学教授做自我介绍，他说：我姓秦，是某某大学教授，简称“秦授”（禽兽）。一位姓叶的大学教授不甘落后，毫不含糊，借题发挥，接茬说道：我姓叶，是某某大学教授，简称“叶授”（野兽），一下子弄得大家面面相虚，继而喷饭不止。按此类推，杜教授无疑就成了“杜角授”（独角兽），洪教授无疑就成了“洪水猛授”（洪水猛兽）……似乎不能再说下去了，否则大学就变成动物园了。有一次，我应邀去为某个单位做硕士论文答辩老师，一位负责人介绍他的办公室主任时，只听他说：中国古代有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我们这位办公室主任是“罗子”（骡子），原来这位办公室主任姓罗。

    如此如此的事情是说不完的，说多了也就没有意义了，所谓点到为止，言多必失。我想用“动力火车”的一首歌名来作结束语：“那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