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9月8日云南省作协为云南本届获“骏马奖”的三位作家、诗人召开了一次研讨会，我在会上有一个发言，个别地方修改后现发表于此。

                           立足民族  超越其上

                                  ——在“骏马奖”研讨会上的发言

 宋家宏

云南的三位作家、诗人获本届“骏马奖”，不仅是他们个人的荣誉，也是云南文学界的光荣，三位获奖者又一次证明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实力，同时应该看到，云南文学评论界对这三位获奖者的关注很不够，主要原因在于创作与评论双方交流不够，似乎双方都有所不屑。云南文艺评论的主要力量在高校，而高校教师受其评价机制影响，不愿意化时间与精力在云南文艺评论方面，一些高校教师认为，读那些没有名气的作家作品是浪费时间；创作界则因为对云南评论界的声音不以为然，更少与评论界交流，笔会一类的活动，请的是编辑，很少有人请评论家，请编辑可以发稿，请评论家搞不好还说些不好听的话。

我本人对三位获奖者有所了解，也很有限。我主持的“云大评刊”论坛，今年五月组织了一次对和晓梅小说的讨论，有二十多位云南高校教师和博士、硕士参加，讨论稿和六篇短评文章先后在网上发表出来，并且也在《边疆文学·文艺评论》上作为专题发表。何永飞的诗集《茶马古道记》出版之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原来准备在我所主持的《边疆文学·文艺评论》“新锐批评”栏目上集中发表一个专栏，组稿后发现由我主持的栏目来发表有所不便，改为这些文章分期发表，今年有四期都在推出何永飞的诗集评论。伊蒙红木关于临沧佤族文化散文的写作，我在2008年参加滇西笔会时听她说过，之后却没有进一步的了解，出了书我也不知道，直到这次获奖了才得到她的书。也许有人对他们的作品有更为深入的了解，我对他们的创作了解是比较浅的，没有很深入的分析介绍。

和晓梅的小说创作已经有二十来年的历史，至今出版了两本中短篇小说集《女人是“蜜”》和《呼喊到达的距离》，还有一本长篇小说《宾玛拉焚烧的心》。她写得不多，却精。我最早了解她的作品是她发表《深深古井巷》和《女人是“蜜”》那两部中篇小说开始的。起步之初，她的小说资源大多来自于民族和家族的记忆，有较为鲜明的女性意识，《女人是“蜜”》可以说是和晓梅一个阶段的代表作，这篇小说原发在《边疆文学》2001年第10期，不久就被《小说选刊》转载。小说从一个纳西女教师的视角，为我们讲述了几代纳西女人的故事，有很强的民族特色和女性意识，站在现代社会的角度，重新解读了纳西族的“情死”现象。从女性的视角凝视本民族女性生命状态，以一种切肤之痛来描写她们的生命和情感，在古老的故事中注入新的生命，弥漫着忧伤和悲悯之情。小说超越了褊狭的风俗与民情的视角，上升到对女人、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和思考。小说告诉我们，在爱情的悲剧中，投入最多的是女人，受伤害最大的也是女人，深重的悲悯和叹息流露在字里行间。小说自然地呈现着民族与地域的特色，和晓梅的小说创作显然不满足于呈现民族特色，她立足于自己的民族，立足于自己的女性角色，但又有着更为广泛的价值追求，近几年来她的创作呈现着更为丰富的状态。

收入这部获奖作品集的中短篇小说是这种丰富性的表现，七个中篇各有不同，几乎一篇有一篇的特色，民族的地域的仍然是她创作的主体部分，但又超越其上，历史、都市、战争、市民社会、青春的成长，我们已经很难用一两个词来概括和晓梅近年来的创作。《未完成的成丁礼》、《飞跃玉龙第三国》从题材上看仍然延续着她创作之初的民族与地域特色，但内在的精神价值已经有明显的不同，历史的记忆和当代生活发生了对话关系。201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连长的耳朵》，有了更为鲜明的变化，是一部广受好评的小说。英勇的连长在残酷的战争中对敌方的女人还保持着人性的光辉，他却因此而落入难以自证清白的陷阱。这篇小说写的是战争的残酷，这种残酷性不仅表现在炮火连天枪林弹雨中，生死一瞬间，它还表现在残酷的战场容不得丝毫的人性，战争的残酷性还要延续到硝烟散去，解甲归田。没有战争经历的和晓梅只选取了战场上易被人忽略的细枝末节，举重若轻地解读了她对战争的理解，也完成了她对少数民族题材创作的超越。民族、家族、地域，至今仍然是和晓梅写作的重要内容，但收入这部获奖小说集的作品证明了她小说题材的无限可能性，以及她小说创作更为深厚的价值追求。她的小说从创作之初即有一定的现代性，这几年的创作这一特征更为明显，无论是从小说的技艺层面还是其中蕴含的精神价值来看，和晓梅的小说都在试图超越民族性，向着现代性拓展，收入这部获奖小说集中的作品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即使是民族题材的作品也纳入了现代性的思考，同时在小说的技艺层面上也有了新的变化，如《未完成的成丁礼》。这篇小说在成长主题的基本框架内融入了对生与死、爱情等现代性思考，它又与传统的民族风俗融为一体，使得小说产生了异常丰富的精神内涵。在小说的叙事方面则成功地运用了时空交错的手段，极大地扩展了小说的表现力。和晓梅的小说创作立足于自己的民族性，既能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超乎其上，这在云南一些以民族文学题材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中，非常少见，更非常难得。

何永飞的诗集《茶马古道记》以如此长的篇幅来咏叹远去的历史，咏叹历史陈迹给予今天的生命感悟，我在这本书的推荐语中说道：“一个当代青年诗人，把自己的足迹再次覆盖在茶马古道千年的蹄印之上，在历史与现实的辉映之中，他咏叹一种古老的生命壮歌，他触摸早已远去的马帮汉子的情感余温，他用诗句让我们体验赶马人人生的悲喜苦乐。这部组诗告诉我们，茶马古道：这不仅是一条通往异地之道，更是一条通往心灵之道。”

在诗歌创作领域有很多人更多地关注内心世界，关注时代与社会与个人情感关系，写出了很多好诗之时，何永飞却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大的历史与文化，投向历史遗存与今天的对话，而且不是以零散的，短小的篇幅，是以长篇巨制方式形成共性主题，使这部诗集获得了别开生面的效果。这部作品既不是一部完整的叙事长诗，也不是一部抒情长诗，而是诗人行走在茶马古道上，不断地抒写内心感受，聚短为长，构成一部具有共同主题的诗集。何永飞是一位“80后”青年诗人，在“80后”这一代诗人中，何永飞这样的关注目光也是别有特色的。云南的“80后”文学创作已经形成了一个群体，小说方面以包倬为代表，诗歌方面的王单单，何永飞，还有评论方面的周明全。把云南的“80后”放回整个“80后”的群体中去，你会发现，云南的“80后”与人们凭感觉认识的“80后”有所不同，他们没有郭敬明、韩寒那样的“青春写作”时期，而是直接地与传统的文学价值接轨，更多地体现出对社会与时代、历史的关注，所表现的内容更为宽广，精神价值更为厚重。云南的“80后”本身已经构成了一个文学现象，尤其在诗歌创作方面，不同的路径，不同的方式，有不少很好的诗人和作品。

伊蒙红木的《最后的密境————佤族山寨的文化生存报告》这次是以“报告文学”类获奖的，如果你读一下这本书，你会发现，它与我们习惯理解的报告文学文体有明显的差异，它不是一部完整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而是以散文的方式，描写佤族山寨现存于世的民俗、风情、人的文化心理，以及佤族的文化变迁史及其生存现状，是作家历经数年采访所得，更是作家自己植根其间的心理感受，“佤族山寨的文化生存报告”这个副标题非常准确。我们看过了太多的写民族，写历史文化的作品，往往是以追溯的眼光，怀旧的情怀，仅仅把历史当作历史来写；或者站在今天的立场，欣喜地发现了历史的遗存，把它当作奇风异俗来介绍。这样写作的人往往是外来者的立场，旅游者的角度，他们不会发自内心地热爱这样的风情与民俗。伊蒙红木不一样，她是她所写的山寨中的一员，她生存于此，成长于此，正如她所说：“我是地道的巴绕克人”，她对笔下所写有内心的认同，并且对一些行将消失的风情与民俗投以忧郁的目光。她的采访不是在“看”别人的风情、民俗，而是在用心去体验一个巴绕克人的价值及其内心情感。她所写的是当代的佤族，当代的巴绕克人与历史文化的承续关系，是作为现在的他们的生存报告。我相信，很多年之后，当山寨里的佤族不可避免地进一步迈进现代社会，风俗、民情进一步发生不可避免的变化，伊蒙红木的这部作品是今后的读者了解真实的佤族生活的不可不读的书，它也为理解佤族人的心理与社会状态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学报告。正是从这个角度，我理解了伊蒙红木为什么用更接近散文的方式，而不是规范的报告文学方式来完成这部作品，散文的方式使作家有了更自由的空间，能细致入微地书写包括她自己在内的巴绕克人的文化心理，在创作中更鲜明地呈现出她的主体性。她别具一格的文字表现能力，及其描写对象的个性色彩，使得这部作品的很多篇章有动人的艺术魅力，读这部作品的文字时，我常常想起另一位很优秀的佤族女作家董秀英。

三位作家诗人同时获奖，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将他们放在一起来比较，而这样的比较往往又是很难进行的，因为这几部作品的体裁就不同，有诗歌、散文、还有小说。但我们如果从他们所共同具有的民族特色，以及他们的作品中在如何呈现这种特色上来看，又是可以看出其差异的，并且由此可以看出各自的一些个性特征。何永飞是一位年轻的白族诗人，但他的作品并未仅仅关注白族，而是行走在云南的大地上，行走在茶马古道上，书写云南不同民族的文化与历史给予他的感悟。他抓住了云南多民族共同生活，共同创造历史与现实的特征，茶马古道，这条千年古道，就是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遗存和精神财富。在这条古道上，他们的情感、命运是共同的，多民族共同的情感与命运与今天的年轻诗人的心灵产生了共振。这部诗集可以看出何永飞具有宽广的胸襟，这一眼光超越了单一的民族性。伊蒙红木深深地扎根于自己佤族的历史文化之中，她书写着佤族当下的生活与历史文化的深刻联系。她笔下的佤族历史与文化与当代生活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对话关系，而是真实的现存状态。这样的生活现实与精神状态，也只有伊蒙红木作为一个地道的佤族作家才能真实而深刻地发现与呈现出来。和晓梅则对自己的纳西族历史文化有过深入的理解，并且置身其中，但又从中走了出来，吸收了现代的哲学与文化思想，试图寻找它们之间的共通性，在小说创作中对现代小说的营养也多有吸收。这样，她的作品在云南以至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中，成为一个别具特色的存在。

三位作家的获奖，是水到渠成，实至名归，而非刻意求来。尽管我对他们的作品还没有更为深入的解读，但是这些作品的份量是显而易见的。三位作家诗人都是默默地写作的人，他们的心境似乎也只关注文学与生活，获奖与否在写作与出版的过程中似乎也没有刻意求之。获奖是对自己创作的一种肯定，没有获奖仍然潜心创作，不必为获奖去量身定制，我以为这是一个纯粹的写作者应该具有的良好心态。如果这次获奖的这几部集子是为“骏马奖”获奖量身定制的，那么就会明显地体现在编辑这几部作品的指向性上，和晓梅的这部小说集就不会这样来收入作品，她至少会更多地收入民族特色更加突出更加鲜明的作品，但是她没有这样做，而是收入了她几年来创作上在继续探索的作品，从题材角度说，是丰富的，却没有统一性。这个集子可以看出和晓梅在小说创作艺术上已经达到了一个可贵的高度，她正面临结束过去，开始一个新的超越的阶段。集子中有的作品并不那么成熟，那么富有个性，甚至不如她以往的作品，比如《来自一条街的破碎》。收入不是那么成熟而又缺乏少数民族特色，按通常的理解，去申报少数民族创作的“骏马奖”，这有太大的风险。但是这样收集子正是和晓梅创作探索的真实记录，也显示了她深厚的创作潜力，预示了她难以界定的创作未来。伊蒙红木的《最后的秘境》写作前后达数年之久，一个人沉于她自己的民族历史与文化、生存现状之中，写作中只呈现自己的内心感悟，甚至都不顾及文体的规范要求，这样的写作状态与那些为某项奖量身定制的写作有天壤之别。然而，她们获奖了，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这些年的“骏马奖”更多地重视的是作品的艺术水平，以及这个作家已经取得的成就。

当一个作家的写作到达某种高度之后，他会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用自己的聪明与智慧来写作，一是用自己的灵魂来写作。用智慧来写作，他可能很清楚市场的需要，或者很懂得某种奖项的要求，甚至很懂得某个刊物的定位，某些写作技术技巧的灵活运用，某种题材成功的可能性。这样的写作完全可能与他自己的灵魂无关，作家并不存在于他的作品之中，是无我的写作。文学史上那些经典却都不是无我的写作，甚至不是一些聪明人写出来的作品，而是一些执着的人，沉于自己的灵魂深处，写出那些触动了自己灵魂深处的人与事，写出自己灵魂中那些锥心之疼，那些大欢乐的作品。文学之道千万条，通往经典的道路却很窄，一条是对社会的深度解剖，批判着社会的种种丑恶，向往着美好的生活；一条是对人性的深度透析，否定着人性中种种魔鬼因素，赞美着善良而美好的天使成分，追求合理的人生，在对人性与社会的剖析中始终伴随着审美的追求。

我盼望着三位获奖作家写出自己灵魂中的疼痛与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