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这是三年前云大学生记者团对我的一次采访，之后我已经忘记这事了，文章在他们的刊物上发出来之后，电子版传给我，一直静静地呆在我的电脑里。最近收编一本论文集，才又发现了这篇访谈。当时答应他们会在我的博客上贴出来的，现在学生已经毕业，好在网络没有空间的限制。这可以看作是学生们对我的理解与评价，如此轻漫，实为不妥，其实我很在意，在此致谢！

宋家宏：栖息于云大的黑颈鹤

         云南大学学生记者团    （唐诗奇  执笔）

“黑颈鹤不喜繁华而温暖之区，它们总是飞临偏远而苦寒之地，在高原的寒风中翩翩起舞，超凡脱俗，倔傲不逊。”宋家宏老师用黑颈鹤来比喻他身边“拥有高蹈舞姿”的写作者，而他自己，亦何尝不是一只黑颈鹤？一只栖息于云大的黑颈鹤。在呈贡校园冬日的阳光下，我们采访了宋家宏老师。

让我们走近宋家宏老师，走近他的精神世界，去聆听和体悟他黑颈鹤般的傲然和沉静、智慧和勇气。

获奖：这次是一种肯定，如此而已

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校园网上得知宋家宏老师的著作《阐释与建构——云南当代文学专论》获得“第八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著作类二等奖”的好消息。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是经中央批准的唯一综合性国家级文艺评论奖项，由中国文联主办，评奖对象涵盖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曲艺、舞蹈、民间文艺、摄影、书法、杂技、电视12个艺术门类。该奖项设立于2000年，每两年评一次，各省、团体初评淘汰一批后送中国文联，再经过复评，终评，三轮评审。本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共有近500余件作品进入复评，最终评选出著作类特等奖2部、一等奖6部、二等奖9部。可以说，在中国，这个奖项的分量不轻。宋老师在他的博文中却只是简单地说，这次奖励对他是一个安慰，是对他多年从事云南文学评论的一个肯定。因为做云南的文艺批评，完全是出于作为一个云南人的良心和使命感。“这次是一种肯定，如此而已。”照片中，他穿着那件常穿的驼色唐装，一手拿着奖杯，一手持着证书，平静地微笑。

获得这样的荣誉仍然保持着清醒和谦逊，这合乎宋老师的性格。执着、踏实、沉静的学术品格，不骄不躁的作风，以及自省精神和批判意识，是宋老师的性格所在，也是他斩获如此荣誉的前提条件。

走近荒凉：与张爱玲的灵魂共振

宋家宏老师对张爱玲的研究在全国以至海外皆有知名度，其学术专著《走进荒凉——张爱玲的精神家园》是宋老师从事张爱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曾经发行两万册，现在市面上又早已脱销。他“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别具一格的批评话语，开拓了一种张爱玲研究的新范例”，如今张爱玲研究的相关评述都必须提到他的研究。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宋老师走上了长达十多年之久的研究张爱玲道路呢？宋老师回忆说，“我就是在1986年的秋天，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读书，读到她的书，我就一下子被震动了。”自此以后，就再也放不下她。“评论家和作家之间的关系，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缘分，实际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完全是因为这个作家所想、所表达的东西和你的内心产生了共振，你在她那里读到了你想表达的东西，这样你才会喜欢她，才会花那么大的精力来研究她。评论家面对作家，不是纯客观的，他一定是带有主体性的。没有主观上的、彼此对话的共振，是做不好评论的。你一定是在她的作品里面发现了你自己，你才会说得出有价值的东西，才会说得出有个性的话来。没有主体性，不会有个人见解，那就不要写文章。”宋老师滔滔不绝，很自信，语气中颇有些傲气。

关于在哪些方面产生了共鸣，宋家宏老师进一步解释道：“就是她对人性的理解，或者说对亲情、对男女爱情的解构。我们这代人和你们不同，我们是从文革中走出来的。我和你们说过，文革以至于从50年代开始我们的社会总是在挑动人性中的恶，让它泛滥成灾，强化斗争哲学，互相撕咬，亲人也不例外，人伦感情都被否定了。很多人都经历或者目睹了我们这个社会亲情被解构，爱情被解构的现实。我从这里看到了相似性。张爱玲也是这样，她经历了战争的灾难，经历了家庭的变故，家族的衰败。在文革十年里，更早从五七年以后，包括我自己的家庭，还有很多家庭也都经历了相似的灾难，从中可以看到人性的种种复杂状态。”

宋老师强调了他的自身经验和张爱玲产生的共振，是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主体意识，但如何理解文学研究的客观性呢？在客观与主观之间，究竟应该如何寻找一个平衡点？

面对这个问题，宋老师笑道，“我在几篇文章中也谈到了这一问题。其实从理论上说评论要追求客观，但是实际上这只是一种理论的趋向性的追求，要达到评论、研究的纯客观是不可能的，文艺评论的纯客观是不存在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在阅读理解作品时必然带有主观性，而通过这无数的主观，很多人从自己的角度去接近客观，整体上就客观了。中外文学史上所有的批评家都有自己的主观性，这是文学艺术和科学的根本区别，科学可以有纯客观。”宋老师主张“评论家要坦诚地承认自己的主观性，并追求批评的主体性，就是要把自己的精神体验渗透到对象中去”，因为“做评论一定要写出你个人的感受来，你写的大家都已经有的共同感受，就没多少意义了。”而宋老师也正是因为带着自己的经历和感触来解读张爱玲，分析作家的“失落者心态”，其评论才因为其独创性和主体性，在众多的研究者中大放异彩，终成一家之言。

云南文学批评：做点良心工作

宋老师并不仅仅限于对研究张爱玲，在对现当代文学批评领域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宋老师开始关注云南文学，为云南文学的发展和繁荣积极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宋老师在《审美与建构》一书中的后记中谈到，“黑颈鹤不喜繁华而温暖之区，它们总是飞临偏远而苦寒之地，在高原的寒风中翩翩起舞，超凡脱俗，倔傲不逊。我的身边也有一群黑颈鹤一般的写作者，他们高蹈的舞姿吸引了我，一起喝酒，一起高谈阔论，一起办没有公开刊号的报刊，把那些高谈阔论记下来，就成了对他们作品最初的评论。”也因为如此，他开始关注云南文学，“想看看身边的黑颈鹤们在云南文坛处于什么位置。看了些日子，竟看出种种不满来。”就这样，他走上了云南文学批评的道路。而这一走，就走了二十年。

选择做云南文学批评，首先是出于一种责任心。宋老师笑着说，“身为一个云南人，而且是云南的一个做评论的人，你还是要为云南做点事儿。我之所以做云南文学评论，就是做点良心工作。”宋老师坦言，“其实我做云南文学评论，对我个人来说没有多少个人的利益。”一是这些文章不大可能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无法用它来增加自己的学术份量；二是工作量大，“写一篇2、3千字的文章，你就要读几万字，许多作品的艺术品质不高”，更谈不到经济利益，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比。尽管如此，宋老师还是坚守着云南文艺批评的阵地，为云南文学和文艺批评的发展，为身为一个云南人的责任心，始终不遗余力地奉献着自己的理想和激情。这种坚持与守望，令人由衷敬佩！当然，他也受到了云南文艺界的肯定和推崇，曾获“云南省文学艺术‘四个一批’文学艺术贡献奖”，以及其它多个奖项。

云南文学评论出现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现象，令宋老师颇为担忧。为了培养青年评论家，作为云南省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宋老师推动省文联举办了首届“青年评论家研修班”，并且还将继续举办，集中云南各地有潜力的评论者进行专业培训。他还主持了省文联刊物《边疆文学·文艺评论》的“新锐批评”栏目，发现人才，帮助他们发表文章，想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更多的青年评论家成长起来。真可谓用心良苦！

云大评刊：率性而锐利的文学守望者

作为一个边疆高校的研究生论坛，“云大评刊”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云南文学界却可以说相当有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创造这个奇迹的，正是宋家宏老师。谈到“云大评刊”，宋老师是充满自豪的，就像说到了自己的孩子，没有父母不为之骄傲。即使宋老师没有说任何一句自夸的话，但我们能感受到他的欢喜和自豪。宋老师说，“‘云大评刊’是我带着研究生做起来的，没花学校一分钱，没计一个课时，坚持了几年，终于打开了一片天地，‘北大评刊’关注过我们，左岸文化网从第九期开始，每期都转载。一些作家把评论到他们的部分转到自己的博客上去，一些杂志社主动寄赠刊物，一些文章被刊物转载发表。关于穿越小说讨论那一期，有一百多家网站、博客和纸媒转载、摘要、评论。《北京日报》都摘了要点，远到新疆的《克拉马依报》也转了部分”。

虽然“云大评刊”在业界有着相当的知名度，但其在云大校园内却鲜为人知，这也是文学批评长期以来一直遭遇的尴尬。文学批评究竟是面向大众还是限于专业人士的研究呢？面对这个问题，宋老师回答，“文艺批评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对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评论不是创作的导师，也不是创作的吹鼓手，那时什么呢，是对话，是和作家的对话关系。”通过这种“潜在的影响”来与作家进行“平等的对话”，从而发展和强化作家的创作。另一个层面就是对大众的，他是要通过文艺批评这种方式将好的作品推荐给读者”，扩大好作品的影响力。

《春城晚报》曾对“云大评刊”作过专题，其中一个小标题是“率性而锐利的文学守望者”，这出自著名小说家沧浪客之口，是对“云大评刊”的评语，它不仅点出评刊的特质，其实也是宋老师批评风格的再现。在宋老师最为满意、影响也是最大的一期以“穿越小说”为主题的评刊中，就对“穿越”进行了全面的解读和分析，其观点新颖大胆，多角度、多层次探讨了“穿越”出现的背景、原因以及其反映出的社会心理。为什么近年来出现“穿越热”？而不是科幻热、未来热？这与这些年来理想丧失有密切关系，所以他们就想回到过去。也与国民性有关系，这个鲁迅早就说过了，对现实不满就回到过去，用美化过去来否定现实，鲁迅小说中的九斤老太的思维方式。率性而锐利，直指中国人深层的心理结构，发人深思。

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云大评刊”已经停办一年。现在，宋老师正谋划重新启动“云大评刊”，成员不仅仅限于研究生，“有兴趣的同学都可以参与，只要你有真知灼见，我就将你的观点纳入其中”。

寄语：批判精神和文学理想

宋老师曾说过：“丧失了批判精神也就丧失了文学的理想主义。”所以批判精神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是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而批判必定要基于社会，正如宋老师所说，“当代文学就是当代社会的反映，通过作家的心灵，对他所处的现实的反映和折射。评论家也一样的，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评论家他不仅要在图书馆读书，他还更要读社会这本书，评论家更要深入生活。我们现在强调的是作家搞创作要深入生活，其实评论家更要深入生活。他不仅要懂得书本，他更要懂得生活，他才读得懂书，他才读得懂作家的作品。”宋老师非常关注社会现实，在研读社会这本复杂而多元的书时，时时反思，展开批判。他的博客就有一个专栏是社会批评。他说，“一个文学评论家，他还必须是一个社会批评家，真正的大的文学评论家他都是社会批评家。超脱现实，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头去，这写不好评论的。”

宋老师主张青年创作者要关注社会现实，但是也“不能直接只用一种杂文的、社会批评的方式，一个作家，你要通过你的心灵来感受社会，然后再写出你心理的感受。当你的心是和这个社会同步跳动的，当你的脉搏和这个社会的脉搏是吻合的，你写你的心的时候也就是在写社会。”这样一来，文学既可以实现“为自己”的本体意义又可以承载“为社会”的价值意义，他为二者找到了一个相通的平衡点。

但是在当今大学，文学的失落已经成为一个难以挽回的现实，而这种失落导致的精神沦落不得不令人深思。对此，他感慨道，“我的博文《大学为什么需要文学社》上说到了这些恶性事件（包括马加爵事件），一个原因是大学里没有文学，包括中文系，因为没有理想主义也就没有了文学。现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已经摧毁了理想主义，就是钱理群老师说的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面对这一现实，宋老师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理想主义精神，他在尽力做着各种努力，希望人们的心灵能找到一个能够栖息的精神家园。作为银杏文学社的指导老师，他筹划着明年在云大举办面对全省高校的“银杏文学节”，并把其打造成一个文化品牌，以此来唤醒高校中沉睡的文学。宋老师深情地说：“如果云大每年的银杏叶金黄的时候，有一个星期过银杏文学节。银杏文学节要颁银杏文学奖，为此，你必须在一年里搞创作，写出好作品。另外，在此期间安排一些讲座，包括学校老师，外面的作家、评论家，甚至艺术界有影响的专家、艺术家来讲。我们的同学和老师对一些作品进行研讨，把微电影也放入银杏文学节。让这个星期成为同学们在云大的一份美好的记忆，离开云大时，思想的行囊里装满了文学和艺术，这有多好！”说到这里，宋老师这位五十多岁的教授，纯真得像孩子般地笑了。

多么希望银杏文学节不仅仅是一个活动，而是一种回归，满载着宋老师坚守的文学理想，也为云大学子打开一扇窗，每当银杏纷飞之季，去寻找那一份遗失依旧的纯真和感动。

在功利主义盛行、社会风气浮躁的当今社会，需要更多像宋老师一样的“黑颈鹤”，能够脚踏实地，保持内心的沉静和纯粹，坚守最初的理想和自己的精神家园。作为大学生，尤其应当保持警醒，以此激励自己，无论是治学，还是人生。

                                           云大学生记者团《东陆》2012·12

                               注：（杭小波同学也为本文的采访、写作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