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家的那一种温情

    很多年前，那时我读不到当天的《春城晚报》，读到的都是十天半月前的，大多是因为在晚报的“副刊”上发了文章，费嘉寄来的。见到费嘉那熟悉的字体，拆开那小小的信封，心里会流淌一份温暖。无论在寒冷的昭通，还是在寂寞的玉溪，晚报使我和昆明有了一份精神上的联系。逢年过节，会收到费嘉的一张贺卡：“给我好稿，精、短！”电报一样的语言，从遥远的昆明，带来一份友情，在寂寞中甚至感到像家人一样的亲情，久而久之，《晚报》有了一些“家”的感觉。

    之后，我调到了昆明。城市化的进程，催生了都市类报纸的勃兴，数家都市类报纸诸侯割据，奇拳怪招，争夺市场。《春城晚报》也在不断变脸，这个“家”许多时候晃眼一看，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但大致风格没变，那一份底蕴还在，它踏实、沉稳、丰厚，少见故作的惊人之语，编辑记者都在认真踏实地干活。读晚报，主要是读它的副刊，副刊就是这个家的“书房”。对文化人来说，书房最重要，没有书房的家，那怕它是豪宅，也没有意思，如果没有“副刊”这间书房，我是不会走进这个“家”的。也会到客厅去坐坐，常见到熟悉的朋友，也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夕阳西下，阳台上微风吹过，翻开晚报，轻松之余还有一份精神的滋养。

    自然也会读别的报纸，与别的报纸打交道，带来一些别样的感觉。一次，和新闻系的庄晓东博士说起这几家昆明的都市类报纸，他的比喻十分准确。读《都市时报》，像走进了昆明的钱局街，弥漫着“小资”情调，吃喝玩乐，风花雪月，花钱不多，讲究的是那一份格调，明快、时尚、一次性消费、轻质化。有闲情逸致时到钱局街走走也不错，虽然早没了“小资”的心。读《生活新报》，像走进了螺丝湾市场，喧闹、粗糙，大路货，蛇皮口袋，成堆批发，一元货；人挤人，汗流浃背，他冲撞了你，别指望他向你道歉，想说什么，张口就大喊大叫；他说错了话，你给他指出来，也别指望他会认错，——他根本就听不懂你说的是什么。办报的人像流水一样，不停地换，我称其为“流水记者、编辑”，采访常用电话，还常是新人，感觉是随便问问就开始写，发出来一看，这是我说的吗？似是而非。罢了，罢了，听到这家报纸又是新人来电话采访，赶快放下电话。近来又有了《云南信息报》的变脸，似乎是要把北京的“燕莎”商场开到昆明，高端、文雅、品质、名牌、小众化，会有人在那里一掷千金的，但不会是我的“家”。

   《春城晚报》副刊的编辑，历来都是云南文坛的知情人，有的自己就是云南文坛的高手名家，从很久以前的胡廷武，到费嘉、吴然，再到近来的郑千山、姚霏、易晖，在云南文学界，他们均各有所长，且对这份职业有一份敬意，对文学艺术事业有一些理想，不是仅仅与薪金有关的职业的冷漠心境。这样保证了副刊所发文章的质量，他们的判断基本上是内行的判断，不像那些流水记者和编辑办的报纸，常说外行话，令人啼笑皆非。吴然曾将我的长文《昆明在呼唤这个城市的代表性作家》分为四个部分连载，昆明是个有上千年历史的大都会，却没有自己的代表性小说家，云南的城市文学与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极不相符，没有对云南文学的知情，没有一份责任心，作者不会写，编辑也不会这样超乎常理地处理这篇文章。

    想起了受费嘉之约，在晚报副刊开设“特别关注”的日子，每一两周发一篇关于云南作家的新作短评。文章不长，密度并不高，可压力大，必须常去图书馆翻杂志，发现云南新作，读完后，迅速写完寄过去，心里总是个事儿。但听到连续不断的反响，常有人说起这些文章，并由此引起了他们对这些新作的阅读，感到也为云南文学做了件有意义的事，心里还是快乐的。

    我总想在晚报上找到更好的专栏作家、评论家，总是失望。一度时间，连副刊部都消失了，晚报成了一个没有“书房”的宅子，影星歌影们在那些版面上骚首弄姿充作“文化”，她们打喷嚏犯脚气的事要跳入你的眼球，强迫你关心。何必呢？这样的报纸不读也罢！

    费嘉编“春城时评”，很快成为晚报的一个亮点，他把云南的一些作者尽揽麾下。张庆国、李霁宇、朱迎风、马宝康、袁佑学、徐刚等等，他们关注当下，贴近本土。那时，我写“时评”也很勤。忽一日，有一陌生人打来电话，情意切切，要请我赴一晚宴。说是读到我在晚报上的一篇时评，很感动，说出了他想说的心里话，想认识我，从晚报要到我的电话，想表谢意。那时我还在出版社，被人请吃饭，一般都是想在你那儿出书。我带着疑惑去了。可吃完饭，人走了，人家也没说要出书的事，说的都是晚报的“时评”文章及各种各样的不平事。回家的路上，我感到自己很庸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想起晚报，总有一些有情意的事。

   （此稿为“我与晚报”的约稿，发表于今天的春城晚报，但被编辑删了些，他们怕引起另几家报纸的不满，还怕出现在自己的报纸表扬编辑，所以把他们的名字都删改了，顾虑重重，办报人也难。可是这样一删改，意味全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