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城市文学的新秀

                             ——读任洋的小说

     任洋的名字，对我来说是陌生的，这是第一次读她的作品。读完，对着这一组短篇，我沉默了许久。2007年3月号的《滇池》杂志，曾在我手上经过，没什么印象。这个时代，人人整天都行色匆匆，还会有多少人去注意一个新人的作品呢？若没有这次讨论会，我可能就与这一组很好的短篇失之交臂。多少好作品在今天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命运，当然，是金子终会发光，时间的法官会做出最公正的评价，这与我们个人看见没看见这些作品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四篇小说，皆写情爱，却满纸的忧伤。青春年华，忧伤本不足奇，多少少年人为赋新诗还强说愁。任洋的忧伤却不是对月叹息，迎花垂泪，没有那么空，她的忧伤有质感。少年人的愁，愁中有亮色，难掩燥动的喜悦。任洋笔下的忧伤，那亮色已近灰朦，也许是一组相近色调作品集中发表，给读者带来的效果。以她的年龄，本不应如此。四篇小说，篇篇写情爱，那“爱”却离得遥远，一篇比一篇远。开篇即是《杀死花伟》，花伟是谁？小说主人公也是叙事者的前度情人。多深的伤痛，才会让曾经的爱变成必欲“杀死”的恨？任洋在她的小说中一次又一次地剥开爱的“画皮”，告诉你那灰色的真相，多少有些残酷。故事本不为奇，作者也没有刻意为之，重在心理的展示，在一些小说创作经验不足的作者手上，最易流于空泛。任洋的小说却不空，忧伤有质感，那伤怀的故事与心理的细腻融为一体，四篇小说都写得很精致，几乎没有什么废话，这不仅需要态度的严谨，更需要文字的功力。

    这一组小说的世界并不大，都市男女，爱欲情仇，别人写了千百遍。写出来还要能吸引人，要么，贯注进过于个人化的人生体验，像张爱玲那样，写出别人难以达到的人性深度；要么，写出这一个时代隐藏的价值，写出这一个时代的特征。我以为任洋多少触及了这一个时代这一群体的精神层面。进入新世纪的年青人，面对“开放”二十多年后的“情爱”，已经和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青年男女有根本不同的心理特征，古典主义的性爱与婚姻观已经渐行渐远，神秘与紧张早已和他们无关，甚至“羞涩”都成了应该珍惜表情。然而，他们真的是欢欣鼓舞地拥抱这新世纪的情爱观吗？伴随着古典主义消逝的那一份“纯真”真的在他们的内心消逝了吗？人类在自己的历史中积累下来的、有利于提升自己的精神价值，是不会消逝的。新世纪的这一群年轻人在面对情爱与婚姻时，貌似轻松、随意，实质上对现实中的男女情爱与婚姻，有深度的绝望，他们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追求纯真，也深深体会到这纯真的爱情在现实社会存在的不易。任洋小说中的忧伤主要就来自于此。

    花伟不仅仅是一个都市里无所事事的英俊小生，他有实力，值得叙事女主人公去爱，这爱之深，转化为必欲杀死的恨，她要杀死他，不仅仅是因为花伟对她的伤害，这里还有“爱”。作为电视节目的主持人，花伟对都市女性有足够的魅力，然而，他的婚姻已经不全属于爱，世俗的权衡超越了男女的爱欲，纯真已经不属于他。他花花公子似的不负责任，两度的反复均与其节目的“经济支持”密切相关，而这和一个男人的“事业”“成功”联系在一起。并非只有权力、地位会毁灭爱情，在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事业与金钱结合在一起，也会毁了人们向往的爱情。生活就是这样的无奈，我们已经很难用纯粹的道德主义去评价人和事。就是花伟这个人，他最后的选择也不能说在他的内心已经全无真爱。

    《画皮》将爱毁灭于单恋的阶段，任洋把一个都市女孩内敛而燥动的内心刻划得栩栩如生，她提供的青春女孩形象，有别于媒体塑造的新世纪那张扬的无所顾忌的女孩形象。作者的目的当然不在于形象的塑造，而在于写出深度的失望，几个月来魂牵梦绕的白马王子，原来是如此粗俗不堪的人，从内到外，作者甚至不惜破坏一种职业的尊严，将“厨师”的职业安给了她失望的对象。这篇小说的意义在于表达了这个时代这一群人的心理特征：怀疑、警惕、不轻信，一切都有待检验，别骗了你自己！

    任洋的小说在云南，属于更纯粹的城市文学，我从中看到，完全没有乡村、小镇经验的作家在云南出现了。就整个大陆作家群来看，这类完全没有乡村经验的作家出现于九十年代中后期，卫慧等人当属此类，是与中国大陆城市进程快速发展一同生长的人。由于中国大陆城市文学有规模的发展是近二十年来的事，与乡土文学相比，它短暂得不值一提，审美价值系统还未真正建立，许多时候我们面对这些作家的作品常常无语，甚至评说不着边际。我们习惯了以沈从文的目光来看待城市文学，就是在乡村的背景上来看城市，在诗化乡村经验的基础上来审视城市，把城市当作罪恶的渊薮。在感知生活的时候，就已经带上了乡村经验。乡土文学的创作已经有了漫长的历史，审美价值已经进入普通读者的灵魂，批评家们也有了先验的标准。而完整的城市文学的审美价值系统还未建立，更不要说渗透到普通读者的灵魂中，成为先验的审美观。

    这样，当我们面对任洋这样的小说时，我们的阅读很难客观，内心存在的乡土文学审美经验，使我们可能更多地看到她笔下所写的对城市的“批判精神”，甚至夸张了她所写的“罪恶”，如欺骗。而看不到其中的认同、认同中的无奈与荒凉，更看不到这类作品中对城市叙事中人物、意象的肯定性书写。《灯是最性感的时间》把城市中婚姻面对诱惑时的无奈写得很有深度，作家对江黎的同情并没有建立在对周汉白的痛斥之上，这与我们习惯了的价值标准是有差异的，这差异来自于她与城市一同生长的城市经验。

    读这一组小说，你看不到地域特征，这些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城市，北京、上海、昆明。这一方面是我们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个性淡化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作家缺乏城市文化的自觉意识。因此，她笔下的人物缺乏文化性格的深度、心理的深度。我们一方面反对过去云南文学中专注于风情民俗的表层文化叙事，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具备地域文化个性的写作，往往能成为有深度的写作。对城市文化个性的思考，能带来人物更鲜活的性格、更生动的心理。云南纯粹的城市文学尚在起步阶段，对昆明的城市性格、人的性格探索还很粗浅，需要有更自觉的意识。

                                  2007·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