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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笔与人格
文学艺术是精神活动的领域之一,它体现作家的思想、感情、精神、意志以及审美要求,影响人的意识,陶冶人的性情。因此,作家的人格修养,直接关系到作品的优劣成败以及它在社会生活中实际功能的发挥。
古人说:“诗品出于人品。”(刘熙载《艺概》)鲁迅说:“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随想录四十三》)今天,我们在谈到作家的人与文时,常说:“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其实我感到文与人并不能完全重叠。为文与做人关系密切,做人做得不好,为文要想很好,是不可能的。因此,高尚的人格(即思想作风、道德情操、理想追求、创作态度的总和)对作家来说,更是一种必须具备的精神特质。
作家高尚的人格,首先表现在对真理的追求与坚持上。作家最可宝贵的品格,在于真诚地、严峻地看待人生,对体现人民愿望和要求的社会真理求之若渴;对凌辱真理,践踏人民利益的黑暗势力深恶痛绝。纵观历史,被恩格斯称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的但丁,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他一生同教皇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近二十年的流放生活中,追求真理,断然拒绝佛罗伦萨统治者要他缴纳罚款,宣布忏悔,以取得赦免的要求。我国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一生为实现“美政理想”而遭奸佞小人谮毁放逐,但初衷不改,在《离骚》诸作中怒斥群小欺君误国之罪,表现了高洁的人格。
作家的高尚人格,还表现在不慕虚名、不谋私利上。文学艺术的重要社会作用,主要是通过培养人的崇高精神,唤起人的尊严感,从而达到淳风俗、厚人伦、美教化的目的。因此,作家只有负起作家的责任和义务,呈现出作家应有的勇气和良知,吃进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为人民大众倾吐心声,毫不足惜地摒弃那些将文学艺术视作沽名钓誉、牟取权益的“敲门砖”之类的庸俗思想与作风,才算是具有高尚的人格,才能无愧地担当起作家崇高的生活使命。
在我国古代文坛上有不少不慕名利,“固穷守志”“忧道不忧贫”者。文学大师曹雪芹虽然过着“蓬牖茅椽、绳床瓦灶”的穷苦生活,但这并没有妨碍他顽强地写作《石头记》。“晨风夕月,阶柳庭花”还滋润了他的笔墨。他的《石头记》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终止“泪尽而逝”。留下的只是琴剑在壁,“新妇飘零”,以芹圃之才,不去写那些投时所好,为统治者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的文章,却偏要写这部“怨世骂时之书”,这与他不慕虚名权势的高尚人格是分不开的。由此联想到近年来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的作家为迎合市场效应,追求蝇头小利而不惜扭曲人格。于是就有了身傍大款、为人捉刀撰写自传的“食客”文人;有了公车接送、为人弄虚作假、歌功颂德的“师爷”式文人;有了弃文从商,跑江湖拉戏班,开办“文化股份公司”的“老板”式文人;有了东拉西扯、一身烦躁,动辄痞气十足、玩新潮的“侃爷”式文人;也有了专事追“星”捧“腕”、热衷于炒卖花柳轶闻、秽行艳史、撰构地摊文学的“掮客”式文人……读者想在他们的作品中“读书”而“明理”,不啻是南其辕而北其辙,不被教坏,已经是上上大吉了。巴尔扎克早有名言:“从铜钱眼里看问题的人是很难理解艺术家困难重重的劳动的。”一个对金钱享乐有着非分奢求的文人,无论如何不会拿出醒世诲人的作品,而那种低浅粗俗的作品则会造成社会人格的失落和误导。
作家高尚的人格,还表现在虚怀若谷,自觉地、不断地“解剖自己”。作家不可能是“完人”,其作品也不可能是“完品”,对于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来说,须正确地对待与积极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人格修养需要自己的觉醒,更需要自己长期的潜修,一个作家的人格修养高了,写出的文章也就有高度了。
作者简介:
赵炳庭,宁夏西吉县人,宁夏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校园文学委员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