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欧洲语言人文主义是在思辨中展开的，美洲语言人文主义是在人类学的调查实践中展开的，那么中国语言人文主义则是在对经典的阐释中展开的。

 

 

一  本体论的语言观

 

1  同义汇通的世界图景

 

·中国公元前200年诞生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语言学专著《尔雅》，对所解释的词语作了这样的分类排列——要言之，即“语言-人-自然-生物”，语言排在第一位。

 

·在古代中国人对世界的语义阐释中，同义现象的汇通与辨析成为一种独特的方式。汉民族有机整体的宇宙观使古人认识到事象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这种认识渗透在语言的“世界图景”中，就是丰富的同义词之间的聚散离合。

 

·古代中国人对世界的这种变化而又统一的认识方式，不但表现在对事象的具体感知中，而且进一步抽象为语义的同义互训。

 

2  语言的世界性涵义

 

·中国古人对语言的重视显然出于他们对语言本体论意义的一种独特的感受。从哲学意识萌动的时候起，中国人就始终把人看作世界和宇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并非中心的部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和“我”的概念的基本特征在于它的不仅有人类学的含义，而且也有宇宙论的含义。

 

·中国人并没有截然区分人与世界的自然关系和人文关系，相反，他们倒是早就看出这两种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非此即彼地截然分开。人与世界的关系绝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全方位的。体现和维系人与世界的这种多方位关系的语言，因而也非纯粹的符号系统合工具。……语言是人性、天道、事物本质的表现，是治理天下、教化人伦的基础

 

 

二  实践论的语言观

 

·中国人的语言观又是一种实践论的语言观。在中国早期思想史上有过一次著名的“名实之争”，它是中国语言理论的发源之所在。所谓“名”，指的是语素。由于当时以单音词为主，汉字又是一字一音节，所以“名”也就是词。……“名”就是语言。“名实之争”，就是关于语言和世界关系的讨论。……如果说它的发生在古希腊哲学关于词与物的关系的讨论中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那么它在中国先秦哲学的实名关系讨论中则从一开始就出现于政治伦理和社会实践的目的。……在中国古人的语词观念中，政治制度词汇与非政治制度词汇有明确的区分。而在思考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时，首先关注的是政治制度词汇（刑名、爵名、文名）的“名”与“实”的问题，这就使“名实之争”具有强烈的政治伦理和社会实践意义。

 

1  孔子：正名主义

 

·“正名”的意义就在于，让名代表它所应代表的，以重建社会政治的关系与制度。可见孔子对语言的社会功用，对语义在社会实践中的“通意”、“喻事”、“稽实”、“定教”的功能，是有明确的认识的。语言规范着一个社会的秩序，它使社会在实践运作中有条不紊，孔子的语言观正是这样一种重视语言的人文性和世界性的实践论语言观。

 

2  墨子：取实予名

 

·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名物制度，它们的“名”并非来自先验的象，而是来自实际的需要。因而从实践的观点看，不是“以名正实”，而是“取实予名”。……“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志行，为也。”（《墨子·经说上》）……语言给人一种观察世界的尺度，有了语言才能理解世界，才能去“度量”世象的连续体。但“所以谓”不能脱离“所谓”的实际，名与实要相“合”。这种“合”，不是改造“实”以副“名”，而是“取实予名”。名实是否相副，还要靠“为”去检验，也就是从实际效果，从实践去检验。

 

3  名家：名实一体

 

·伊文：“无名，故大道不称；有名，故名以正形。今万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则乱；万名具列，不以形应之则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

 

·值得注意的是，古人重名但不拘于名。他们认识到名实虽应相合，但无法尽合。……名无论怎样细密，终不能概尽其实。以名命实，贵在得其本质，不苛求枝叶。否则，反而会失去实的本质。“大道无名”，把握住道的无名之实，才善为有名之用。

 

·在名家有关名实的讨论中，公孙龙的名实观尤为引人注目。他认为相互制约中的名与实实际上是一体的，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性就在于名与实的本质联系——“名，实谓也。”这里所说的“谓”不是简单的反应、模拟，而是人对客观现实的一种抽象指称，公孙龙称为“指”。“指”不等于事物本身，它是人对事物的一种范畴化、条理化的看法。……“指”虽不是客观事物本身，但没有客观事物也就没有“指”，而且事物都具有“指”。……公孙龙在这里用“指”而不用“名”来说明语言分世界的关系，正是从中看到了人的作用。名并非事物本身，名的本质是人对事物的指称。它的意义不是名词性的，而是动词性的。这是人对符号化能力的深刻表述。

 

4  荀子：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

 

·荀子的理想社会就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劝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所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故君子之于言无厌”（《荀子·非相》）。显然，语言成为社会政治伦理的象征，这是中国古人高度评价语言的社会实践功能的结果。

 

·这种具有高度社会实践功能的语言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荀子提出了“约定俗成”的独到见解。

 

·值得注意的是，荀子的语言社会约定论，又是同“王者制名”联系在一起的。他并不同意把“名”视作古代圣王用一种立法的权力制成的、源自先验的象的“名”，也并不主张维护名的起始的标准含义。但名是运用政权的法令“制定”的，这一点荀子毫不怀疑。

 

·那么“王者制名”和“约定俗成”又是如何统一起来的呢？统一的关键在于王者所制或政府批准之名，应是那些因社会某种默契的习俗而已经流行的名。这样既可避免王者制名的主观随意性，又可避免社会从俗约定的某些片面性。

 

·孔子的“正名”是同“法先王”相联系得。孔子要维护的是“名”的某种初始的、标准的含义。孔子的语言实践是要用旧名来正新实。荀子的“正名”是同“法先王”相联系的。他认为人道重于天道，人的后天教养重于其天性，人的进步是通过后天积累达到的，因而在语言实践上也应持发展的眼光。“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荀子·正名》）

 

·中国古代的语言观从一开始就是同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古代的语言问题首先是一个社会实践问题。……语言问题由社会政治的需要而产生，语言理论是服务于辨奸、除邪、正道的社会使命的。出于这样一种语言实践观，中国古人眼里的语言规范不仅是一种认识规范，而且是一种道德规范。名的判断中包含着认知和道德的双重判断。

 

5  《吕氏春秋》：正名审分

 

……

 

************************

 

·从上古时代中国学者对名与实、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语言观是一种肩负着社会实践使命的。以意义的政治伦理阐释为核心的语言观。它形成于先秦时代的社会大变动中。刚刚从商周巫史文化中解放出来的理性，在时代的召唤下，既未逸入希腊人那种纯正冷静的抽象思辨，也没有遁入印度人那种厌弃人世的解脱之途，而是执著于人事实际和社会伦理的实用探求。与实践论语言观相联系的，正是这样一种实践理性的精神。因而中国古人对语言问题的思考，很少越出经验的界限作纯逻辑的分析与纯形式的推理。中国古人对语言功能的认识，也主要是一种伦理责任的自觉意识。这与当时以氏族血缘为社会纽带和长期的农业小生产方式是有其内在联系的。正是这样一种农业文明使中国古人从一开始就从语言本质的方面——它的世界性和人文性来思考语言问题，以强烈的社会伦理责任心关注和探求语义问题，而很少关心语言形式和语言系统的“纯正”意义。这样一种人文主义的语言观，既避免了“神秘主义”的空虚，又未陷入“物文主义”的机械。它付出了未进行形式化研究和建立形式系统的代价，但它得到的是对语言本质的深邃的理解和对语言功能的富有价值的运用。

 

************************

 

 

三  语言哲学的民族本位

 

1  汉语的功能含蕴与语序明晰

 

·纵观汉语语法学八十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方法论西化的结果不是导致方法论的改革，而是导致以研究对象的扭曲来适应西化的方法论，这不能不是汉语语法学的悲哀。

 

·西方语言的历史发展趋势也是与汉语的发展趋势一致，由综合语趋于分析语，只不过其演变速度较汉语为缓罢了。……分析语表现手段比较明显简单，没有错杂纠纷的弊病，所以世界语言有趋于分析的趋势。这种趋势是语言进步的现象。

 

2  汉语的形式矛盾与语气本质

 

1）形式与功能

·汉语语法学是模仿西方语法体系并系统吸收西方语言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的。西方语言分析以形式为纲。这在汉语语法分析中也顺理成章地被视为金科玉律。但是汉语又是一种缺乏形态变化的语言，这就导致分析方法与语言事实的深刻矛盾。汉语语法学史上的种种纠纷，无不由这一矛盾生发开来。

 

2）语法与逻辑

……

 

 

四  语文精神的文化反思

 

1  汉语的形式弹性与功能弹性

 

·郭绍虞认为，汉语语法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语词的形式和功能都具有弹性。……重言可以伸缩；连语可以伸缩；语缓可以增字；语急可以减字；复语可以单义；骈词可以分合；语词可以变化；语词可以颠倒。

 

·汉语的词在自身的组合和上下文中的组合中有很强的形式张力。这种张力是适应汉语组织中音韵谐调的要求而起作用的。汉语在单音节（一般是单个语素）基础上的各种组合变化，都有音律美的因素。句子组织的音节也要求平稳。……这种音律上的要求为汉语语词的伸缩分合提供了自由的空间。

 

2  汉语的句读脉络和“名词重点”

 

·郭绍虞认为，汉语语法学迄今为止之所以枯燥无味不适实用，是因为没有找到汉语语法的脉络。找出了脉络来讲汉语语法，就会有刀劈竹迎刃而下的乐趣。那么如何寻找汉语的组织脉络呢？郭绍虞提出两条途径，一是词组，一是虚词。强调和突出词组在汉语组织中的关键作用，是郭绍虞对汉语语法学的一大贡献。

 

1）流块堆叠态

……

 

2）大主语态

·郭绍虞认为，以词组的观点理解汉语句子的主语，中国古代语言组织中许多看似无语法的地方，就显出了语法的脉络。……他反复强调，“主谓式”比“主动宾式”更适合汉语的特点，因为汉语中多以词组作为主语。尽管人们都承认句子形式可以作主语，但只要带一些“主动宾式”的影响，就往往不会把句首的句子形式看作主语。这一点说得非常深刻。

 

3）节律声态

·郭绍虞认为，汉语是一种很讲究音乐性的语言。……汉语的音乐性比西方语言突出，这种音乐性绝不是文学作家人为地创造出来的，而是人民大众在口头语言中自然形成的。它说明汉族人习惯堆砌一连串词组（句读）来表达复杂的思想，用词组与词组之间的先后顺序和一个个停顿来启示语法脉络。音乐性与顺序性相结合，显示出汉语语法的简易性和灵活性。……所谓“音句”，是词组的自然形态，是受节律制约的句读单位。……汉语的造句就是一个由音句进入义句的过程，一个积词组而成句的过程。

 

·事实上，汉语的造句简短，绝不是缺点。它不但可以把曲折的事物、动作表达得形象化、具体化，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而且可以使复杂的思想表达得逻辑化、精密化，条理井然，鞭辟入里，铿锵有力。

 

3  汉语语法的修辞内涵与综合知解

 

·郭绍虞指出，古人的语法观点如《墨子》、《荀子》、《公孙龙子》是从词汇与逻辑的关系来论语法的，而《公羊传》、《榖梁传》又是从修辞与逻辑的关系来论语法的。可见汉语语法的形式因素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语法的内涵。

 

1）文学和语言的沟通

·语言功能最完美的体现在文学语言上。

·汉语词在音方面的孳化不外乎四种途径。一是单音重复成重音；二是单音附加成为附加语词的相属连语；三是单音分合成合音或双声叠韵；四是单音变化成为平仄。

 

2）古语与今语的沟通

·汉语语法的特点需要把古语和今语沟通起来看才能看得更清。……不忽视古人对语法的意义才更容易建立汉语语法学。因为古人的意见往往体现了汉语的特征，它能使我们的语法研究更有实用意义。我国语法学界一直强调洋为中用，但洋为中用的前提是明了汉语的特征。合于汉语特征就能“为中用”，不合就不能“为中用”。就语法的实用意义而言，应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次要的。

 

3）分析与综合的沟通

·汉语的诸多特征本身是一个统一体。汉语语法分析必须从多方面去看问题。孤立地讲语法，尤其是束缚于洋格局洋框框的语法，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汉语不仅能表达极为复杂的思想，而且能把这种复杂的思想描绘得有声有色，抒写得有条有理，合于修辞也合于逻辑，达到准确、鲜明、生动的高度，因此汉语不可能有像西方语言那样有形态变化的单纯、独立的语法学。汉语的语法分析只能是综合指导下的分析。

·汉语语法一旦涉及运用中的词汇、修辞，就变得非常复杂。……虚词的关键问题首先是汉语词类中虚实转化的问题。虚词的关联问题又是汉语词类的综合作用问题。汉语虚词在语气上有相通之处。

·中国人的思想方法是辩证的。汉语语法中的简单与复杂、实与虚，无不处于相互转化的辩证运动中。汉语语法学要做到科学和实用，就不能离开这种辩证运动来析解汉语的组织和单位。

 

 

五  语言研究的功能主义

 

1  语言研究的辩证法

 

·陈望道提出四个语法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搜集事实、探索规律、运用形式逻辑、运用辩证逻辑。

 

1）同一与差别

·“人类心理往往精于求同而疏于别异。……心理上有见而不见异的锢蔽，形诸工作上便只有机械的模仿，而不知灵活地取法。”（陈望道）

 

2）学说与事实

……

 

3）罗列与综合

……

 

4）表达与分布

·语法分析一般有两个途径。一是从听和读的人的角度出发，以语法形式为纲，揭示单个语言单位在较大的序列中的分布情况，即它在语流中同其他单位的搭配、它可能出现在哪些语言环境中，从而区别单位的异同，说明它所表达的语法意义。一是从说和写的人的角度出发，以语法意义为纲，说明所赖以表达的形式。

·“功能”是词参加一定配置的能力，语言组织是由功能决定的词与词的配置。组织要受功能的限制，功能要在组织中才能显现。

·陈望道的语法研究的出发点一开始就是形式和意义结合的单位实体。他认为，“一个组织，一个成素，总是形式和意义结合着的。讲文法，就是要从内容和形式相结合的成素之间的关系出发。提出所谓‘文法意义’、‘文法形式’，又要说从‘文法形式’出发来研究文法，都可能割裂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关系”。

 

2  汉语分析的更能网络

 

1）“功能说”外部面面观

①功能和形态

……

②功能和意义

·语言是形态（语音形式和语法形式）和意义的结合，功能是包含着形态和意义的语言单位（词）在句子组织中的相互联系和关系。

③功能和组织

·功能之所以比意义重要，是因为“功能对于组织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功能是语参加一定配置的能力，组织是由功能决定的语和语的配置。组织要受功能限制，功能要到参加组织才能显现。”这就是二者的辩证关系。

④功能和实体

·语法研究既不能单纯从意义出发，也不能单纯从形式出发，而要从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语言实体出发。这就是陈望道的语法实体观。

⑤功能和分布

……

⑥功能和层次

·主谓关系的功能同谓语是一致的。即以谓语为纲、为本。

·功能的分析是以层次分析为先决条件的。

·我们认为，就汉语语法来说，功能涵盖了层次，层次不能理解功能。

⑦功能和词序

·过分强调汉语词序的稳定，把词序绝对化，甚至对词序硬分正变，这是陈望道十分反对的。

 

2）“功能说”内部范畴群

①配置与会同

·词在未进入句子前，它的功能是潜藏的。当词进入句子后，就同别的词结成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陈望道称之为表现关系，即表现功能的关系。表现关系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纵的配排和连贯的关系；一类是横的词与词并列、协同的关系。前者叫配置关系，后者叫会同关系。两者的关系又是有定和无定，显在和隐存的关系，从配置关系可以决定句子成分的划分和配置，从会同关系可以决定词类的区分。

②接连和通贯

·任何组织的配置都同时存在两种关系：一是“接连”，一是“通贯”。“接连”观不仅着眼于语言的线性序列，而且具有结构层次的观点。“通贯”的方式是串合（主谓关系，谓补关系）、附加（形容关系、疏状关系）、穿插（穿插关系）。我们认为，接连和通贯，一是组织形式，一是组织内容。陈望道又指出：“任何语言都要以接连来表现通贯。析句时，要留心接连的种种现象，更应留心通贯的各种关系。在观察句子的配置时，要注意关系的组织成素，也要注意组织成素的关系。”

③词法与句法

·明辨语言组织中配置和会同的两条线，也就为语法体系的双轴制奠定了理论基础。词类划分和句子成分是语式论（词法）和辞例论（句法）两条线。词类是辨认文法的线索。研究词法旨在说明句法。

·对于汉语从词素到句子的组织单位，一方面要对内讲统一性，对外讲独立性，不要把各种单位的现象相互牵合；另一方面，单位的统一性和独立性又要讲得恰如其分，不要讲过了头。西方语言句子的构造原则同词组、词的构造原则是对立的，而汉语各级单位的组合方式、手段和组合关系有其共同之处，词法和句法的界限不是绝对严格的。基于这一认识，陈望道提出汉语语言单位的二级区分理论。第一级是材料级。材料级的基本单位是词，由词素组成。第二级是陈述级。陈述级的基本单位是句。它由成分组成。成分由词、词组、词串充当。

④模糊与区别

·词类是词的综合功能的类。

·语法类别的这种模糊性质要求对语法现象作“非分离”（non-discrete）分析。

⑤分子与关系

·语言分析不存在纯粹的形式与意义，而只有分子与关系。

·有人坚持认为语法研究只有深入研究它的表现形式，才能从中发现意义和解释意义。他们遵循的是所谓“发现程序”。其实，发现程序不过是美国结构主义派调查他们所不懂的语言时采取的不得已的程序。而在事后他们却标榜这种方法是可以不受关于意义的主观干扰，单凭形式就能进行语法分析的唯一科学的方法，使它成为一种语言学的教条。

·陈望道指出：“我们通过调查研究，概括综合得出文法规律。确立一些原则，说明语文的组织关系，但是不要死讲格式，硬造公式。讲规律，是为了使人们更好地运用语言，而不是去束缚人们的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