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邵老师您好，感谢您即将带来的关于“被背叛的生活：存在与表达的永恒之隙”的主题讲座。其实，当看到此次讲座的主题时，我便被深深吸引了。在这里，我能首先了解一下，您是如何看待存在与表达之间的关系呢，它们之间究竟可以比照为一种怎样的关系？

　　邵顺文：我们可以设想为物体与镜子之间的关系，面对不同的镜子，物体依旧是物体自身，但是，在镜子里，它却有着不一样的表象。看似等比例的，放大的，缩小的等等不一而足。或者，我们把这关系比喻为一对情侣，也未尝不可。存在是阳性的，而表达则是阴性的。存在与表达之间，不可能达成毫无距离的一致性。更多的时候，双方是以一种隐忍、克制的方式达成貌似和谐的关系。若把文学表达视作一种理想主义，一种理想中的情人，而生活则可视作那个含情脉脉的男士。我们可以断言，几乎所有的表达方式，都是对生活与存在的一种背离，一种背叛，或者说一种背弃。

　　记者：您在题目中便已经点出，存在与表达之间有着永恒的距离，难道这距离真的无法消除吗？

　　邵顺文：的确，他们之间的距离，是永远不能弥合的距离，是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距离，是肉与灵的距离。

　　文学表达的最大功用就在于，以自己的隐忍与克制去接近生活，接近客观世界，并有效地引领客观世界朝着某个既定的方向行进。通过这种弥补，人将无限接近客观世界的本源，也无限接近幸福的源泉。海德格尔说：“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够压缩存在与表达之间的距离，找到隐藏在书本里、现象里的隐秘的、甚至是吊诡的、诡异的差错，纠正这些差错，并通过自己的主观表达，无限接近客观的自身。但是，我要说的是，无论我们怎样努力，我们的表达都不能代替客观世界，换句话说，无论怎样表达，我们的文字都不会是生活的拷贝与复制品——因为，文字是优美的，仿佛我们内心的知音。

　　记者：既然存在与表达之间的距离是永远不能弥合的，那么，对于存在于我们身边的许多人喜欢用文字记录生活的这一情况，您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邵顺文：人们通过语言、文字、符号表达自己的爱、恨、喜、怒、情、仇。这种表达，基于的一个前提可能是，人们无法直接得到爱，减少恨，传播喜，消除怒，表达情，湮灭仇。这种通过传媒或者媒介表达自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试图弥补存在与思想之间距离的尝试或者努力。人总是生活在理想之中。这种理想总是引领着我们的内心世界向着美好的、积极的、豁达的、乐观的方向发展。而生活总是与这个期待的目标背道而驰、南辕北辙。从某种意义上说，理想是喜剧，生活自身却是悲剧。文字的意义，就在于拉近喜剧与悲剧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朝着易于被我们接受的方向运动。文字记录生活的另一意义还在于，引领或者暗示生活，让生活向着终极的美好方向行进。

　　记者：作为一名著名作家、散文家、诗人以及各类丛书的主编，在您看来，人们应该如何解读并书写自己的人生呢？

　　邵顺文：俄国作家契诃夫曾说：“人要有三个头脑，天生一个头脑，从书本中得来一个头脑，从生活中得来一个头脑。”其实，契科夫的话和中国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一样的表达。一直以来，我们从两个途径获取知识，一是书本，一是生活。在这里，我把既有的书本和生活表述为存在，即已经存在的东西，而把我们对书本的解读和对生活的描绘表述为表达。这样，我可以笼统地把写作，包括各种各样的写作方式的写作，比如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杂文、评论等视同为表达，一种基于客观世界的主观表达。它与它表达的客体及存在之间存在着一种距离。有的时候，这种距离是可以预见的，比如说郑玄对砗磲的注解，这种错误是可以判断出来的，他不认得砗磲，却强行以认知者的身份进行诠释，那么，这样的距离是可以避免的。有的时候，这种距离是难以预见的，比如说王敦吃澡豆，蔡谟吃蟛蜞，这种距离不太好判断，他不认得螃蟹，但是他思考了，《劝学篇》里学来的知识告诉他，他吃的东西（蟛蜞）就是螃蟹，那么通过书本获得的知识与他的主观判断产生了偏差，他就要为这个偏差付出代价。而像“孟母三迁”这样的差错，大体上可以视为一种人云亦云，一种大脑的机械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