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长岭再一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开车在淮安市区翔宇大道上。他依然要我给他寄去我们的出版协议，并打算以此协议为依据，向银行贷款五十万元启动个人专集的出版。“银行里面的朋友说了，只要你把协议邮寄过来，他们愿意为我提供五十万元的贷款，并将款分批打到你的帐上。”他想出版十万册他的诗歌，至于销路问题，他说不用担心：“有几个书商愿意为我提供销售。”

    我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握着手机和他通话：“曲先生，我还是那句话，不建议您出十万册。作为商人，我希望做标的更大的业务，但是作为朋友，我必须告诉您，诗歌远没有您想象的那么热乎。我不愿意为了赚钱去伤害朋友。建议您先出一千到两千册探探底，如果市场确实看好，到时候再加印刷也可以。”电话的那一头不住传来“谢谢，谢谢”的声音，但是我知道，我的话一定又一次打击了他的积极性，也许因为我的话，他就地取消了我们的合作。

    曲长岭的诗歌出版，我们已经谈了多次，包括电子邮件，包括信函，包括电话联系，但是我一直不同意和他签署协议。个中原因就是诗歌目前的市场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广阔，销售前景也不是他想象的那么乐观。我放弃一笔大单的原因是为了防止他在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集以后不至于因为负债累累而无法继续像以前那样好好的生活。不要坑害别人，即使自己会因此少得到甚至失去许多，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条底线。

    在刚刚过去的二零零七年，我成功的举办了一项全国性的文学艺术大奖赛。当新华日报、扬子晚报等多家媒体的记者来到颁奖现场的时候，他们似乎深深为我的凝聚力感动了。江苏不是一个文化号召力很强的省份，而我颁奖的城市也不是江苏文化号召力很强的城市。在这样的城市举行这样的大型活动，存在着不可估量的风险。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来自江苏省作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的领导的光临为本次大奖赛颁奖典礼的顺利完成增添了无尽风采。地方政府的官员对本次大奖赛的完满谢幕给予了至高评价。但是，今天我要告诉朋友们的是，截止大奖赛组委会将办公现场从南京转移至颁奖典礼现场的时候，我们组委会只收到了两个人的报名表，其中一个是河南的梁俪千，另一个是湖北的何文胜。其他的获奖作者全部抱着怀疑或者观望的态度。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放弃了领奖，另一部分人要求到颁奖现场提交报名表和会务费用。这让我着实犯了难。如果这么大的活动只有两个人来现场领奖，那么这个颁奖典礼还是否要如期举行？颁奖的嘉宾的层次是否要考虑适当降低？住、吃、旅游的档次是否要降低？允诺的奖项是否要降低或者取消？当我的助手把这一系列的问题提交给我让我决策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所有的活动照计划进行。不要因为经济的原因放弃了对自己诺言的兑现。即使只有一个人来领奖，我们也必须按照所有人都来领奖的待遇为他（她）布置领奖的场地，为他（她）妥善安排好住、吃、旅行，为他（她）请来足够规格的嘉宾和出席人，为他（她）邀请预定的媒体进行报道。我的同事都为我的决策捏了一把汗。

    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因为我的手里还有梁俪千和何文胜两张报名表。这两张表告诉我：文学，依然有人在深深的热爱着。哪怕就是只有一个人在热爱着，我们都不要让他（她）失去对文学的热望。没有人知道我究竟为这次大奖赛赔付了多少，当我盘点二零零七的时候，我的报表给了我非常准确的答案。但是，我永不后悔。我想告诉朋友们：坚守自己的诺言，是我人生的第二条底线。

    成方磊几乎每个礼拜都给我发送稿件，还通过短信息向我讨教关于创作的方方面面。在编著二零零七华语创作十家文集的时候，他告诉我他的经济状况非常困难，而家庭也并不支持他创作，想请我给他提供帮助。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小伙子的面，但是通过近一年来的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交流，我知道，这是个积极向上的青年。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如果我拉他一把，他很有可能就此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如果我放他一把，他很有可能就此与文学失之交臂。接到他的电话以后，我没有迟疑，答应给他提供二千元的经济支持。给比自己更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我人生的第三条底线。

    我人生的底线有好几条，但这三条是最基本的。作为商人，守着这三条底线，我肯定不是成功的商人；但是，作为人，守着这三条底线，我却是个心安理得的人。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如果让我在人和商人之间作出选择，我会坚定的选择前者。做人，比做商人更重要，这是我人生最后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