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两个月的拼战。套句俗话：就像在昨天。

1997年四月底五月初，我作为中央电视台香港回归报道人员之一，随同两百多人的队伍开到了香港。那阵势确是浩大。单是各种服装就发了好几套。行李箱也是为香港回归报道订做的，上印有特区政府的梅花标志。我们在深圳停留了一下。我借机会了会在深圳特区报当副主编的同学，然后过关到了香港。

中央电视台这之前已经在跑马地买下了一幢楼暂做临时营地，据说将来做中央电视台香港办事处的办公地点。这个楼虽高(二十几层)，但很窄，象铅笔。每层左右两套公寓。每套公寓有那么两件卧室。于是，每件卧室都被塞上了两三个人，睡上下铺。我跟新闻联播技术组的几个女同志被塞进了一间屋子。

临来之前，每个记者都接到了自己的报道任务。我(同水均益一起)是负责特区第一届政府班子的专访的编导。专访系列包括对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的专访。这个专访预定在回归仪式直播后播放。我们将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联系，安排，制作这一系列的节目。

虽说是代表中央电视台，虽说是代表中国政府，但具体到联系采访上，还是你自己的事。那些日子，全世界的媒体都扎到了香港，经常在街头拍片子，不远处就是另一个来自哪个国家的摄制组。碰头打脸的。有时一下子能遇见好几拨。这种情势下，特区政府接到的采访申请也是劈头盖脸的。因此没有人把你当回事。中央电视台还算不错的。有代表政府直播这块牌子。所以能够在回归仪式举行地点--香港会展中心占据诺大的一块中心位置，与代表英国政府的BBC对垒。

住在跑马地，工作室在会展中心。于是，几乎每天，中央电视台租用的几辆班车都来往于这两地之间，记者们可以在指定的时间里搭车。

会展中心是竣工不久的，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迎接客人。每天，几千个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都要站排过安检。那阵势很是让人印象深刻。各种肤色，各种语言，各种媒体。都是世界各新闻媒体的骨干。很多老朋友在这儿相遇。我也在等待安检的队伍中见到了过去就认识的“时代”周刊的吉米。

由于水均益是报道的重头主持人，分担多项报道任务。我们这个系列的所有联络，策划，准备的任务多少都落到我身上。我尽量减少小水的压力。每次找他都是把准备好的内容一股脑儿告诉他，他只要负责看一看就行了。小水是我合作过的主持人中比较有灵气的一个。哪怕是他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告诉了他，到了他手里，他会把这些内容领会得叫你吃惊。

我们的重点采访当然是董建华。这中间我多少次前往董建华办公室商谈采访日程，内容的安排。有一次我稍稍抱怨了一下联络有多么难，董建华的助理拿出一份传真给我看，是凤凰台吴小莉发来的，内容是抗议董建华办公室为什么给中央电视台机会而不给凤凰卫视同等机会。从此后，我不再抱怨。

我们两百多号人，每天的吃饭是件轰轰烈烈的事。有专人负责订购盒饭--叉烧饭(一片叉烧肉，两片绿菜叶)。开始还好，大家还尝个新鲜。几天下来，每天如此，直到后来见到盒饭就恶心。开始几天经常有回来晚的人没有领到盒饭。后来剩的盒饭越来越多。到最后，经常是大堆的盒饭放在楼梯口的领饭处没人领。住地门前的这条街上有一家小面馆，逐渐地记者们开始三三两两地去那儿吃。香港的物价那时对内地人来说还是贵的。所以那个面馆也只能是偶尔打打牙祭而已。而忙碌中的我们久了都忘了吃饭了，或宁可饿着也不愿吃那叉烧盒饭。两个月下来，我是我那以往十年里最轻的份量。

董建华的采访终于结束了。我只有两天的时间编辑制作。采访结束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在香港的总负责人--副台长李东生要去了采访的所有素材带，拿去听。听完传达下来指示：整个采访非常好，可以全部原封不动地播出。

这个采访的最后，我们准备了一些私人问题，包括对董建华家人，父亲的话题。谈到父亲的话题，董建华很动感情，声音哽咽，眼角湿润。那一刻很打动人，让人看到了董建华这个风云中心的人物平凡人性的一面。

7月1日到了。两个月的奋战最后见分晓的时刻到了。负责直播的记者们一早甚至夜里就守候在外了。我们这些非直播的记者此时大概都完成了手中的编辑任务，反尔倒闲下来了。我第一次有时间在记者大厅里逛，与同事去看其他媒体的联合办公大厅。里面挂著一个特大屏幕的电视，上门转播中央电视台和BBC的节目。我是在那儿看完了自己制作的对董建华的专访节目。我和同事一起，拿了一张当天的香港报纸(上面有香港回归大字)，在中央电视台大厅门口的台标前合影留念。

这一切，仿佛就在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