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在各路信息来看，医疗领域里面的腐败几乎是全链条的，从医药医疗器械到医院及个别医护人员几乎都参与其中了。以“统方”为例，在这个链条上没有任何一方，这条利益链都是不完整的。眼下医疗领域里面的反腐力度不可谓不强，决心也不可谓不大，问题是如何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使医疗领域的反腐成果保持下去，而不至于让反腐成果流失。从国家到医疗行业主管部门都有政策制度对医疗领域行为进行规范，但是并没有杜绝医疗领域的腐败，反而愈演愈烈，否则国家也不会下这么大力气开展医疗领域里面的反腐行动。

前段时间，粮食系统的反腐其动作和力度与眼下医疗领域反腐力度和决心都不相上下，但是却没有象眼下医疗领域反腐这么让人热血。究其原因，主要是在上世纪粮食体制，特别是粮食储备体制作了重大改革，使其中的腐败行为受到了极大的遏制。反观医疗领域，上世纪改革正酣的时候，它却没能在适应市场形成过程中保持其本应具有的公益性致使市场要素不断浸透到各个环节，以至于到了如今有些积重难返的程度。

实际上，国家对于医疗领域体制并不是不重视，进入新世纪，国家不断对医疗领域的过度市场化进行矫正。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2020年2月25日）设定的改革发展目标是到2025年，医疗保障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基本完成待遇保障、筹资运行、医保支付、基金监管等重要机制和医药服务供给、医保管理服务等关键领域的改革任务。到2030年，全面建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共同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待遇保障公平适度，基金运行稳健持续，管理服务优化便捷，医保治理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实现更好保障病有所医的目标。其中重点提到要提高医保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标准化、智能化水平。坚持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增强医保、医疗、医药联动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保障群众获得高质量、有效率、能负担的医药服务。

针对医疗领域目前体制现状，许多文章提到加快体制改革，加强监管和规范，但是具体怎么办，尚没有明确的路径和策略。无论是当前还是未来来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全民免费医疗都是不太现实的。因为医药和医疗器械企业是完全的市场主体，追求利润是他们的天然权利。医药和医疗器械作为市场化交易的商品，政府定价显然是不现实的。可是由于医药和医疗器械作为商品的特殊性，任由其滥用市场地位显然会加重政府财政和病患的负担，这也是国家自2000年全面推行药品和医疗器械集中采购办法的初衷。因为这种办法能够通过增加销量来抵扣价格下降的不利因素，使得许多医药及器械企业愿意参与其中，不过那些独有的药械，因为缺乏竞争对手并没有参与到医药及器械集中采购过程。因为独有药械缺少竞争对手，对是否进入医保并不在意。所以，在医疗领域虽然通过集采进入医保，因为医院是连接药械与病患的关键节点，与医院甚至医护的勾连仍然存在。而那些游离于集采以外的药械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与当前医疗领域反腐相辉映的是，网络上许多文章或专访都谈到医疗体制改革的问题。比如推广三明经验；重建医德；打包付费等等，但是最根本的是切断药械企业与医院和医生的联系。政府可以在现有集采平台的基础上扩大采购范围，药械企业只能通过政府的集采平台销售药械，从而斩断药械企业与医院之间的直接联系，也就堵死他们利益交换的渠道。

任何体制和制度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贪污腐败，笼子扎得再紧也有缝隙可钻。所以体制和制度确立以后，更重要的是在监管方面加大力度。从眼下医疗领域呈现的塌方式腐败现象来看，监管失效是一个重要原因，医疗领域里的纪检监察部门应该说是严重失职，对于身边发生的事儿竟然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任由其祸国殃民。所以，建立医疗领域监管制度尤其重要。例如把医院的纪检监察部门独立出来，纪检监察人员直接划归地方党委纪检监察部门领导，不再依附于医院体系。

当然，从医患均衡的角度看，我国的医疗资源显然不够充分，资源配置也不够合理。这除了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乡村医疗资源缺失以外，普遍存在的干诊也过多的占用了大量的医疗资源。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普通病房床位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干诊病房却闲置着大量床位。而且有个别领导干部长期住院，无因由占用本就短缺的医疗资源，同时他们在医疗和用药方面也享有比普通病患更多的待遇，而且因为级别的不同用药的范围也会不同，级别越高享受的待遇越高，甚至个别人的家属都跟着享受这样的待遇。针对前面提到的这些问题，我们正在推广的分级医疗制度是远远解决不了的。既然短时间内不可能很快增加所需的医疗资源，却又要尽快的解决这些问题，快捷的办法似乎只有两个；一是下决心取消医院里的干诊病房，使之转化为为普通病患服务的社会资源。二是在各医院，特别是城市里的大医院开设夜诊服务。这样可以在无法短时间内增加医疗资源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医疗机构现有的基础设施，通过适当增加医护人员就可以缓解医疗资源不足导致的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