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清早，我赶到70号院，基本就要完工了，头一天下午已经装好了厕所的马桶，再把几个灯装好，就可以搬进来住了。当我要打开房门的时候，发现接出来的厨房的纱窗被划破，因为是在八月份，为了跑漆味，纱窗后的玻璃窗并没关。我进门后仔细看，不但纱窗被划破，还肯定有人从纱窗进来，拆了头天刚装好的马桶。马桶躺在地上，水箱漏着水。

我当时真想大喊一声。还没等我喊叫，街坊们都围过来，领头发表意见的正是杨大爷：您这儿屋里怎么能安马桶呢。这院里老老少少都出门上厕所，合着您想不出门就方便？您倒是方便了，那要是下水道堵着了，那我们可就都不方便了！大伙七嘴八舌，，一个意思：不能装马桶，包括武大妈在内的一群老头老太太给我开了个现场批斗会。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场面呀，内心无比的委屈、窝火、气愤。我在自己家安马桶，我招谁了？可我再气愤也是不能犯众怒的。只好把马桶搬了出去，大家也就散去了。

    1993年的9月2号，我搬进了苏州街70号院12排5号。整修过的房子，感觉还真不错，原先的组合柜全部搬了进来，又补充了书柜和衣柜。为了隔潮也为了干净，地面上铺了地板革。那时地板革还算不错地面选材，现在估计没人再用这种材料了。沙发床放在外间，又添了饭桌，很有点一室一厅的样子。另外，我从未有过地奢侈了一回，在海淀镇的商场里一下买了荣声冰箱，松下录像机和一台电热炉。还跑到西单商场买了一台阿里斯顿热水器。晚上，终于可以在自己家里洗上热水澡了。而且再也不受别人气味的干扰，再也不会被人半夜回屋扰了梦，再也不会忍着饥饿睡去。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可以想啥时睡就睡，想何时起就起了。第一晚真安逸呀，不但是因为新家，也因为新买的床，不再是单位宿舍的木板床，也不再是沙发拉开的床，而是结结实实的一张有床垫的床。

家安顿下，就给父母打了电话，请他们到北京来住。很多从外地到北京工作的年轻人都渴望能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好把父母接来，能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也能享受家的温暖。往往忽略，自己草草搭建的新家，能不能真像自己熟悉的老家，那么温暖、舒适呢？家的温暖不是有了房子，置办起东西，接来父母就有的，那些温暖，一定是一天一天培育出来的，是父母用心血焐热的。

把父母接来后的第一顿饭，就让我觉得这个新家没法和老家相比。厨房虽小，但厨具、餐具并不缺，可那炉子不行。因为弄不到煤气罐，又怕侍弄不了煤炉，只好买了电热炉。电热炉煮饺子，下面条还行，真想炒个菜那真能把你急死。眼看着锅里的油已经热得冒烟了，可丢一把葱花下去，就又凉了。要炒的菜，也只能变成半煮半煎，要好长时间。一顿饭吃下来，从父母的脸上能看出他们的不知所措。

    晚上睡觉更是一个麻烦问题。卧室里的床我留给父母睡，可当初为了不太多占据本来不太大的卧室空间，我订了个一米四宽的床。两位老人在家，长年都是一个人一张床。我躺在外间的那张沙发床上，听着他们翻来复去难以入睡，非常难受：我心有余力不足呀，不能让爹妈像在家那样宽绰。无奈，只好半夜又和父母调换床铺，他俩睡到外间稍宽的沙发床。里、外间就隔着一个玻璃窗，父亲的鼾声让我难受得想哭。今天是凑合着睡了，明天怎么办，后天怎么办呢。母亲长期睡眠不好，听着父亲的鼾声她肯定睡不着。而且外屋的沙发床拉开睡下两人后，那门就开不了了。父母真是要住下了，就得每晚非得等我回来后才能拉开沙发，铺好床再睡下，否则躺下也不能踏实，要开门就得先折床，这还是不像个家呀。

    将就了几天，父亲找了个借口先回郑州了。他是选我上班的时间自己走的，没让我送。那年他已六十四岁了。

    母亲留了下来。但住到十月底，也住不下去了。北京的秋天很美，可过了中秋节很快就会冷下来，十月底到十一月中，在供暖之前，夜里能冷至冰点，是北京最难受的日子。那平房根本就没有暖气，正是难熬的开始。十月下旬，寒气逼人，又在多风的时节，大风来袭，小屋四处透风，呼呼沓沓乱响，好像顶不住的样子。母亲终于忍受不住，让我给她买回程票。送母亲上车后，母亲说：你好好工作吧，过春节回家，别急着把俺们接来。独自回来的路上我满怀自责：也老大不小，快三十的人了，怎么连自己的父母都照顾不上？心比天还冷。那天是1993年10月28日。

可真正的冷，才刚刚开始。北京的冬天，没有暖气的屋子，挨过这样日子的人，我想他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刻骨铭心的冷。为御寒，我买了一个1200W的电暖气。家里没人，出门就得关了它。所以从外边回来，屋里总是冷冰冰的。那时回到家，总是很快地把电暖气打开，把电毯插上，再去烧上一壶热水。等水烧热，洗漱完毕，再脱去外套，穿着秋衣秋裤钻进被窝。看书时把一只手伸在被外举着，等冻得受不了了。再换另一只手，把那只冰凉的手放在身子下面焐热，过会儿再换。有一天，嫌被子太冷，突发奇想用电吹风机往被筒里吹热风，正高兴自己的发明，突然外屋水烧开了，又赶紧去拔“热得快”的电源。再回来被子已经冒烟了，差点着起火来。邻居们多是烧蜂窝煤取暖，对门武大妈也劝我烧煤炉。我一是侍弄不会煤炉，还怕煤气中毒，也实在是没有地方放，买了煤就只能放到屋里了。所以就这么天天调动着几样电器，抵御着冬天的寒冷。

那时候就盼着出差，无论去哪儿都比我的12排5号暖和。那会儿我在电视台打工，主持着当时很火的栏目《12演播室》，走到哪里也是常被时围着签名照相。也常有人请我去主持节目，别人接我送我，我都在大路口上下车。我不愿让别人知道我的处境，更不愿让人知道我的心情。一会儿是流光溢彩的舞台，转眼又到了自己的平房。特别是在外地刚退了五星酒店的房间，飞回北京，走进自己的小屋，你发现走时因为忘记关上阀门，水表已经冻裂，喷出的水结成了长长的冰柱，你渴望温暖的巢穴变成了冰窖。内心的困苦难以名状，在强烈的对比、反差、矛盾和冲突中，我学会了承受。到武大妈家借壶开水，浇化冰柱，浇开冻住的水表，买来新的，找朋友帮忙换上。不但学会了承受，还学会了解决问题。

小屋的冬天格外的漫长，从十一月初到四月初。三月中旬，街头的女孩已迫不急待地换上了裙装，可小屋依然封存着严冬的寒意。路边的玉兰花已经渐渐绽放。你回到家还得套上已经脱下的冬装。从深秋到寒冬，凄风冷雨，冰霜积雪，把一重又一重寒冷，从每一处缝隙压进小屋。电暖气、电热毯也只是暂时驱赶着身边的冷，等关掉电源，电能和你体能形成的热场，就迅速被冷吞噬。天寒地冻的季节里，每一次回家，都是用躯体在雕刻着冰冻的空气。

所以那寒意是你赶不走也挡不住的，只有等待天气渐渐转热，热了的空气一天天慢慢把它吸走。突然有一天，你不用电暖气，电热毯了，露在被子外的脸也不会被冻得刺疼，你甚至可以不穿秋裤让肌肤和被子亲密接触的时候，你会有一点感动：为春天的美好而感动。没了寒凉，大自然是那么美好。就那么一个冬天，让我对寒冷永远铭记，也从未有过的感激春天。

    对于春天的到来，每个人的感知是不同的。“七九河开，八九燕来”，“春江水暖鸭先知”，人们通过身边景色和动物的动态而感知春天。“迎面不寒杨柳风”，人们通过自己的肌肤感知春天。上大学时，教我们古典文学的张老师视力极度不好，他说他每年是通过双脚来感知春天的，当脚下的泥土不再坚硬，松软中便露出春来的信息。而我通过小屋的磨炼，居然培养出了可以听到春天的能力。在最寒冷的冬季，空气在冰点温度下似乎也肃杀了。也许这种温度的空气也不利于声波的传送，是不是传播声波的介质也因寒冷而灭绝，这要请声学家来解释。

但躺在小屋里，我能听到无风而干冷的冬夜，街巷外的声音离我很远，听觉也像进如了冬季一样冷清。而春天的来临，不但融化冰雪，也似乎融化了空气，激活了介质，即使窗户仍然封着挡风的封条，而那街巷外的声音却渐渐清晰起来。自然界的变化无处不在，我们本是有能力感知的，也许是我们的疏乎或生活环境日益优越，我们感知自然的能力逐渐地退化了，比其他动物迟钝了。比如地震来临前老鼠们要搬家，比如海啸袭来前大象们都跑了。感谢那冰凉的小屋让我学会去听春天的信息。

    写下这段文字时，也正是一个春天的夜晚，忽听见电视里朱军正在问杨澜和白岩松：刚当上主持人，在街上被人认出来是什么感觉？挺有趣的一个问题，便思忖：我该怎么回答，当初被人认出来是什么感觉？也想起了几次被人认出的情景。九二年秋天，我到福州采访，闲暇时去逛街，在百货大楼外的天桥上，忽然有两个女中学生围着我前后看来看去，我觉得她们可能是发现在电视上见过这个人，正稍有得意，突然两个女孩冲我叫了一声：牟玄甫。任错了。1993年夏天，有一天要去北京人艺看戏，坐大一路在王府井倒103路电车。有一位大嫂也从一路车上下来，跟我走到103路车站，端详了半天，问我：“你是那个中央台的张泽群不？”我听她是东北人，也用东北话跟她说：“哎呀，大嫂，你可真有眼力，谁都说我俩长得像，你说像不？”大嫂如释重负：“是呀，我说那主持人指定不能坐公共汽车呀。”扭身走了。

还有一次我是在家门口。苏州街70号院的居民都是上公厕的，院内的小公厕只能小便，苏州街路边的公厕是主要去处。那个公厕正对着八一中学的东门，学校操场上的学生也会图近跑来方便。一天下午，我正在公厕，有学生方便完了出去又进来，被他们看得有些尴尬和无奈。没想到，等我走出公厕，八一中学的东门口站着一排大小伙子，七八个人大喊一声：“张——泽——群”，跑了。主持人也是个很容易培养起良好自我感觉的行业，虚荣心既容易满足，也容易膨胀。对话语权的掌控更容易不自主地滋生傲气与霸气。作为观众我不喜欢那样主持人，作为主持人我也警示自己努力避免。但70号院的生活状态与主持人工作状态的失衡——人们不相信主持人还坐公共汽车、上公共厕所——这是我不得不正视的一个问题。

94年6月底，我正式从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调入中央电视台。进台报到后，我从保卫处领到了序号是2888的工作证，挂在胸前得意地进出着大楼，实现了多年的梦想，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而非客串和特邀。按台里的规定，五年后我才具有中央电视台的分房资格。我至今感谢农影只让我交了三千块钱押金，没有在我调出时收回70号院12排5号的使用权。可那个时候不知是工作变化的原因，还是天气的原因，让我时时想起：我是不是该搬家了。

平房的夏天原本就潮湿，而1994的夏天好像雨水又特别多。确实是四十多年的老房子，透风的地方看不见，一露水，就都看见了，有个露雨的地方，我塞了一条毛巾才算堵上。一天下午，我们在北大采访，结束后，制片人潘跃提出到我家看看，他对我很关心，半年前知道我住平房还把煤气罐给了我。看到了我住的平房，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匆匆走了。当晚又是雷鸣电闪，大雨倾盆，屋内接雨的盆、桶叮叮当当响个不停。第二天一早，在台里见到，张嘴便问：“昨天晚上你家没事儿吧？”

又过几天，我的一个同行来看我，这个北京长大的主持人满是疑惑地问：“这是人住的地儿吗？”那的确是人住的地儿，但是不是主持人住的地儿，就不好说了。从物质对意识的决定性，我们很容易推导出这样的论断：生态决定心态，处境决定心境。可心境变了，人也一定会改变处境。心境的变化，不一定全是主动，有时被动着也改变了。就这么被人说着，我也急于改变处境了。于是，便四处托人租房，条件是楼房，两气（暖气、天然气）齐全的。很快，租到了万寿寺的两室一厅，月租1200元。

    1994年9月1日，我告别了苏州街70号院，只带走了衣物和电视，家具和书籍，还留在那里。从满怀希望的搬入，到匆匆忙忙搬出，仅仅一个秋冬春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