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无疑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医学成就之一，或许没有哪项医学技术能像器官移植一样，给身在其中的人们带来如此多的生命伦理、亲情人性和医学道德的考量。

第二届中国器官移植受者运动会昨日（注：2006年6月12日）在武汉结束。从会上传出的信息显示，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步，我国器官移植累计数量已达8.5万例，器官移植水平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但是，当一项治疗技术日趋成熟的时候，如果没有很好的管理规范和相应的社会配套，对于那些越来越多的需求者来说，可能并不完全是福音。

器官移植不能给生存“打包票”

这次运动会，刘春富所在的北京肝移植受者联谊会共有39人参加。

刘春富在40岁那年做了肝移植手术，他因为肝硬化大吐血，3个月内下了4次病危通知书。手术至今已过3年，刘春富对自己的身体现状越来越有信心，他说：“没有器官移植就根本没有今天。”

然而，谈到明天，刘春富就没有太大的底气。

对于器官移植受者，他们更关心的是术后存活率，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医学上通常用5年生存率来衡量一种疾病的长期治疗效果。

一份资料显示，在国外，肝移植受者5年生存率可达到70%—80%左右。但是在我国，肝移植手术起步较晚，加上需要肝移植的很多是肝炎患者，这使肝移植受者5年生存率偏低。

我国肾脏移植年手术量已经位列世界第二位，手术技术和移植近期存活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是，长期存活率并不乐观。

从技术上来说，几乎所有重症器官衰竭病人都可以做移植，但是移植的效果如何却存在很大的差异，这需要医生根据每个患者的病情来选择是否做移植。对于肝移植病人，如果选择不合适，大部分病人会在移植半年到一年内旧病复发、死亡。

现状是，器官移植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正成为医院综合实力的象征，有的医院做移植时技术并不成熟，更有一些医院受利益驱使，拉着病人进行器官移植。

因此，对于器官移植，一直有声音在呼吁：要对医院器官移植设“技术门槛”，医生要设身处地为患者考虑，是让他们活得更久，而不是为了更多的手术数量。

刘春富对术后的存活率“不去多想”，他常常和肝移植受者一起聚会，他说：“看到大家很健康的活着，就是最大的鼓励。”

器官移植并不是“一劳永逸”

1954年12月，美国医生在一对同卵双胞胎之间进行了肾移植，这被后人视为现代器官移植的开始。选择双胞胎进行手术是为了减少移植后的排异反应。直到今天，移植手术中排异问题仍然是医学界的一大课题。

对于器官移植的受者而言，不是移植了器官就“一劳永逸”，为了解决排异问题，他们需长期服药。

李祖澄是北京肝移植受者联谊会的会长，联谊会很大部分工作是为吃不起药的受者募捐。他说，肝移植后服用的一种抗排斥药一粒32元，有的人一天要吃10粒，而这种药没进医保，全靠自己掏。

据了解，器官移植手术需要20万—25万元，重症患者则花费更多。器官移植手术后第一年，患者服用抗排斥药的费用需要七八万。到第二年用药减量，需五六万元维持。到第三年，药物再减，可能需要1—3万元维持。

这是一笔昂贵的费用，是很多移植受者没有考虑到的。

刘春富说，这一笔费用常常是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的所有资产。有的移植受者因为后期无力支付服药的费用，常会在对家人的负罪感里自行停药。

除了费用支出，器官移植受者还面临着术后维护的问题。专家介绍，器官移植手术本身在患者整个治疗过程中仅占20%左右，大量的治疗过程在术后，包括药物调整、长期随访以及康复期的治疗。

再生的生命更需要温暖

一份统计，有37％的移植患者术后可能因为对移植器官“心理性排斥”而出现心理障碍，主要表现为焦虑和抑郁。

对于器官移植受者而言，心理压力除了来自于疾病本身，更多地来自社会。

16岁的小刚（化名）在3年前接受了肾移植，3年过去了，他像正常的孩子一样学习、生活，正在读初三的他马上要参加中考。当有记者询问他的姓名时，这个不大的孩子立刻显得成熟起来，坚决拒绝，他不想让更多人知道自己的经历。

33岁的王志是一个肝移植受者，手术和后期吃药的费用都是他自己支付的，移植不仅给他带来一定的经济负担，还对他的工作和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因为有的人会当面问他：“做了移植，你还能活几年？”这种问话会使他觉得当初的选择将是“人财两空”的结果。

尽管器官移植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还是有很多人都认为移植以后病人基本上是个“废人”，不能工作和正常生活。

李祖澄所在的北京肝移植受者联谊会有420多个会员，他们中能够正常工作的不到1/4。

专家认为，器官移植病人只要遵医嘱恢复得好，许多人不但可以上班，还可以参加打球、游泳、爬山等运动。

世界移植受者运动会联盟主席史拉帕克介绍，在发达国家80%的患者都回到了社会。在我国，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成熟，器官移植受者的数量也会越来越大。如何让这些再生的生命享受正常人的生活，面对这个非技术问题，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原载2006年6月13日《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