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是很值得后人特别是今人反思的，因为这是一个思想非常自由、个性极度张扬的时代，可以算是思想的“大黄金时代”。

诸子百家，学派纷呈，思想繁荣，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为著名的，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影响中国数千年，至今还是余音绕梁。除此之外，还有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以公孙龙子为代表的名家，以孙膑为代表的兵家，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以张仪、公孙衍、苏秦为代表的纵横家，以吕不韦为代表的杂家，等等等等。

杨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他的学说，被称为杨说。

儒家，就像命中注定要为治国奔波的政治人物一样，孜孜以求行销自己的理想。道家则如闲云野鹤，悠游自在的清闲人家。墨家劳劳碌碌，类似一群聪明而又刻苦的劳作者，他们慷慨赴难，侠义骨风。法家如拼命三郎，充满冒险精神，敢于冲锋陷阵。阴阳家讲究天运五行，如巫师一般。名家如魔术师，往往为自己的魔法所套住。兵家以武为胜。农家事事要求平等。杂家博采众取。纵横家则到处游说、鼓动，犹如传教士一类。

而杨家学说，注重个人修身养性，煌煌有君子之风。

“一毛不拔”的成语，大家都很熟悉，大家不熟悉的，是这其实是孟子批评杨朱的话。

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意思是说，杨子极端自私,即使从他身上取下一根细微的毛发就能够有利于天下,那他也是不肯干的。有儒家老二说了这句话，在后人的印象中，杨朱也就成为极端自私自利、个人享乐主义的代表，通俗点说，就是混吃等死的代表人物。有个更有力的证据，就是杨朱还说：“且趣当生，何遑死后。”言下之意是人活一辈子不容易，所以最好的生活态度就是咋舒服咋待着，咋痛快咋来。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也是杨朱的表面现象。

记得一位诗人说过，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荒唐的国家，绝顶的神圣意味着绝顶的荒唐！中华历史不过是“野心包围着野心、铁蹄驱逐着铁蹄”的历史，很少能看见闪烁着人性的光彩。中国人在马蹄和拳头下苟延残喘，留下了声声沉重的叹息和堆堆白骨。

曾被鲁迅骂过的陈西滢也说过，“中国人永远看不见自己的尊容。自己的军阀每年杀人遍野，大家一声不响，一旦外国人杀了几十个中国人，便全国一致的愤慨起来。”

这就是中国人，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人的中国人，没有自我，没有个性，没有自由。

在这种扼杀人性的文化里，任何最具有自由精神、最具有思想能力的优秀个体都遭到扼杀，默默地窒息而死。能够存活下来的是那些具备这个邪恶文化全部特征的卑劣个体，即信奉奴才哲学、太监哲学的一类人。

杨朱是什么？他属于前者，是中国古代彻底的人权思想家。

《荀子》上记载了一个“杨朱哭衢”的故事，是说这位 杨先生走路走到一个岔路口，然后放声大哭。因为他联想到了人生的歧路，心中不禁伤感起来。你说，这样的人，能是那种及时享乐的人吗？倒更像一个充满忧伤的诗人。

他还说过这样的话：“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事故：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谓之遁民也。可杀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羡寿？不矜贵，何羡名？不要势，何羡位？不贪富，何羡货？此之谓顺民也。天下无对，制命在内。”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世上的人们整天忙碌，都是为了四样东西：第一是想长寿，第二是争名誉，第三是为权力地位，第四是为了财富。有了这四种欲望，结果就搞得怕这怕那，又怕别人比自己强，又怕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还有怕有权有势的人欺负自己，还怕一旦犯法白费了心机。这就叫“遁民”（指这种人的生存方式违反生命本性，放弃人生的主动权）。这种人，生杀予夺之权都操在别人的手里，生命根本就不属于自己。不想违抗生命的自然规律，怎会去羡慕人家的长寿？本来就不慕虚荣，又何必在乎别人眼里的名声？不想踩在别人头顶上生活，又何必追求权势？不贪图富贵，又怎会眼红财富？这就叫“顺民”（指这种人不与自然规律抗衡，是顺乎自然的人）。对于这种人，天下没有什么事物可以同他相抗衡为敌，因为他的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完全属于自己。

很明显，杨朱的立场，就是人要做“顺民”，不要做“遁民”。

所以，我说，杨朱不是一个混吃等死、及时行乐的人，而是一个追求自由、自我、自在的乐观豁达的人。

提出向杨朱学习，是觉得他有很多今人能够学习、借鉴的地方。称他为同志，是觉得我很认同他的一些观点，像是同类。

所以，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向杨朱同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