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前一个冬日的中午，南京市江苏饭店的楼梯上，一位八旬老人吃力地踏上一级级台阶，上四楼去寻找一位年轻客人。陪同他的江苏省舞蹈家协会工作人员问他去找的是谁，老人回答：“我的一位朋友从福建来了，我要去看他。”当见到老人要找的客人时，工作人员既诧异不已又感慨万分：因为这位老人是原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我国新舞蹈事业的开创者、著名舞蹈家吴晓邦先生，当时正在南京出席一个全国性的舞蹈创作会议。而他专门去看望的客人，不过是当时列席会议的一个普通青年学生－－我。

吴晓邦先生称我为朋友，起源于我的一次冒昧之举。

我与吴先生相识于1984年春天。当时，先生正抱着繁兴舞蹈艺术事业的赤心，巡回到全国许多省市举办舞蹈创作理论讲习班。这年5月，他来到福州，在西湖宾馆中办班，按照导师的安排并承福建省舞协相助，我们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美学专业的两位研究生到这个班中听吴先生讲学。耄耋之年的吴晓邦依然精神矍铄，兴致勃勃。讲学之余，常常与我们在飘弥着玉兰花香的宾馆大院中散步神聊。一次，他与我边走边聊之间，来到了他下榻的处所。吴先生恰好谈到他的一个艺术观点，便从床头拿起他刚写好的一篇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稿给我看。读完之后，我凭着牛犊之勇直率地向先生提出：文章充满了由艺术经验浸泡生成的真知灼见，但几个地方的提法，在美学理论上的规范性恐怕还可斟酌。说完，我马上忐忑起来－－吴先生自己不仅是一个大艺术家，还是一个带着几批舞蹈理论研究生的学者，我如此冒昧而言，岂不有失尊重！不料吴晓邦先生和蔼而欣然地微笑了。他说：“术有专攻，我主要从事艺术实践，理论上的提法不够精确是有可能的。你来替我修改一下，好吗？”既然先生虚怀若谷，并如此信托于我，我就再次凭着牛犊之勇，花了一点时间，对这一篇文章的几个地方作了改动，并在交给先生时说明了修改的理由。先生非常高兴，紧握住我的手摇动着，说：“我该如何答谢你呢？”我说：“文人相交，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本来就是一件快乐的事，吴老师您不必讲感谢的话。”老人一听，更加高兴，一边拍着我的肩膀，一边朗声笑着说：“好！好！从今后，我们就是忘年交了！”

吴先生原是江苏太仓一个大户人家的子弟，青年时考入东吴大学，后为现代舞蹈创始人伊莎多拉 . 邓肯的精神与艺术所感染，遂东渡扶桑，学习现代舞蹈。抗战的烽火燃起之后，先生毅然回国，为表爱国之心，依照波兰爱国音乐家肖邦的姓名谐音改名为吴晓邦。他变卖家资田产，筹款兴办舞蹈学校与艺术团，以新舞蹈艺术宣传抗日救亡。他创作的《罂粟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饥火》、《生之哀歌》、《丑表功》等作品，有力地激励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精神与救亡热情。吴先生从此走上了为中国新舞蹈艺术毕生奋斗的途程。

吴晓邦先生可以称得上一生潇洒，他早年为了追求艺术而捐弃大笔家产，直至晚年，每当听到舞蹈界受商潮冲击而办事困难时，他仍然会常常激动地对周围的人说，把我的家当卖了换钱去办！追求艺术的痴执，使他一生蒙受了许多磨难和攻讦，也使他能够始终葆有一颗孩童般的赤子之心与健旺的生活热情。他“少时学舞，老来练拳”，生活情趣也十分丰富。我每次出差到北京与他相遇，他总是十分亲切热情地问起福建的友人；去他府上拜访，他会兴致勃勃地与你从舞蹈一直说到打拳、书法、练画……直至午时，邀你留下用饭仍兀自不休。

先生后来从中国舞协主席的任上退了下来，我那几年也没有机会到北京，因此，很久，直到吴老师逝世，我再也没有见到先生蔼然的面容了。但是我永远清晰地记得，在福州西湖宾馆的院内湖滨，在长髯飘拂的古榕荫下，与先生漫步谈艺的一旬间。那情景，连同旁边五月的西湖一道，将久久地留给我一泓碧绿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