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国家的国葬活动都在这些日子里进行：一个使我想到昨天，一个使我想到明天。

 确实的，面对东边那个邻国在领导人逝去后的民众活动画面，我很难不联想起我们国家的昨天，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的昨天。这几天，在那个国家，国民的表现，他们的哀戚与眼泪，绝不像某些人所指的那样，是迫于政治压力或者仅仅是为氛围所感染。我相信，大多数人的哀戚是真诚的，因为我们也曾经这样真诚地为一些巨人的逝去而哀戚。然而问题正在于此。我们的哀戚，是因为当时我们感到茫然——我们已经太习惯了有人为我们掌舵而我们只需埋头划浆的公共生活，而这舵手猝然离去了，我们却无法联手制导国家这艘大船的航向。如今，我们东望那个国家，应当能够理解那些民众。但是，这样每当领导人逝去便使全民感到茫然无助的社会形态，应当过去了。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应当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而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

而在目睹捷克人为他们的前总统、剧作家哈维尔举行国葬的视频新闻时，我更多地想起的是社会的明天。一个文人，因为有理想，有理性，在持久的启蒙和传播中，终于唤醒了同胞，以和平的方式结束了强权和专政，实现了社会的民主转型与宽容重建。这是值得人们永久尊敬和纪念的。如果每个国家使政治走向开明的社会变革都能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无疑是人类的幸事。我希望这样的情形，能在人类的明天屡屡出现。

事实上，丙辰清明，我们的叔叔与兄长们在天安门广场上举出“秦皇的封建社会早已过去，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的标语时，渴望民主转型的地火就已经在广袤的国土间遍布了。一位矮个子政治家曾顺应人民的意愿，开启了以和平方式走向政治民主的伟大社会转型工程。当然，时至今日，这一工程还远远没有完成，而且施工的延宕已经使关心它的公众日益不耐了。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仍然希望，社会的变革不要再以那种“不怕打烂罈罈罐罐”的方式进行，因为那样的变革，正如古人已经指明的，无论是谁兴亡，皆是百姓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