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本来应当在前几天，在清明前就该写下的。

    因为在我的家乡，传统的风俗是，为刚刚过去的一年间逝去的“新亡人”扫墓祭祀，应当在清明前或清明当天；对去年以前就辞世的“旧亡人”祭祀扫墓，则可以在清明之后，立夏之前——有句形容这后一种风俗的民谚叫做“拜山拜到立夏，拜就拜，不拜就罢。”

    心灵里的祭祀也应如此。

    可是因为近日事冗，这篇小文的写作就拖了下来。

   但是，我总得写点什么，因为自去年六月间听到他故去的消息之后，我就一直想写点什么来纪念他，这种心愿，已经萦绕于脑际很久。

   他并非我的亲人，但是，他是一个在亲切感上使我感到与亲人相比毫无异样的艺坛前辈，一个谊兼师友的贤者。

   他，就是陈剑雨。

   剑雨老师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中国电影家协会研究部主任的位上调到福州，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因为一时没有空出的宿舍，文化厅就把他安置在我当时所住的旧楼里，成了我的对门居。

   这时，他已经是中国电影界的名人了。长期任职于《大众电影》杂志社和协会理论研究部并担任负责人，勤奋的笔耕，不凡的艺术才情，使他在电影理论、评论和创作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作为电影《红高梁》的编剧，更是蜚声影坛。

    在几次有关电影的座谈会之后，他与我渐渐地熟稔了起来，于是，对门而居的两家之间的走动开始了。当然，多是我以一个后辈的身份，到他的家里去，与他聊天，电影、文学、人生，渐渐地，两人遂成忘年之交。后来的夜话，就更是纵横无忌，畅所欲言了。他家里的朋友当然不会只是我一个，相反，那个旧套间的夜晚，往往是卿客如过江之鳅。因为他为人襟怀坦荡，豪放大气，热情如火，好客重义，泉州文人的主流文化性格在他的身上体现得分外突出。同时，他视野开阔，学养深厚，举凡影视、文学、戏剧和美术，他谈出的见解，都绝非泛泛之论，对许多电影名作的艺术性，他更能得其三昧。因此，许多文艺界的朋友，为官的或在野的，得意的或失志的，都会来与他交往。他珍爱人才，淡看权贵。“我就不明白，他×××一个学者，为什么就怕一个党棍。”这是他在一次情绪激动中发出的激愤之言。现在想来，这样一句话，在一个年过半百，而且在皇城根下的全国文联机关呆了多年的人口中说出，那里面委实含有太多的书生意气，却也显出了他的可爱与可敬。

     他像不少泉州人那样，对于自己的家乡有着十分强烈的自豪感，有着浓郁的乡党情结。仅就饮食而言，他就老感到福州菜的口味不如泉州菜。记得一次我母亲做了一些肉粽，让我送几个到对门去。这本是家常节令食品，没想到他竟十分喜爱，事后还对我提起——原因只为我母亲做的肉粽口味是潮汕口味，与泉州肉粽近似的。

     在时任国家广播影视局长、同样是福建人的石方禹推荐下，来到福影任厂长的陈剑雨，是怀着一腔振兴家乡电影文化的热血赴任的。在任内，福影厂推出了《欢乐英雄》、《阴阳界》等颇有影响的故事片佳作。然而，20世纪80年代的最后几年，对于中国文化艺术界，都是些多事之秋。于是，他壮志难酬，当我们几个朋友在外贸中心酒家为回京的他饯行时，他是很有一些抑郁的。

     剑雨先生当然不是完人。但是在即将结束这篇短文的时候，我记起，当年曾与作家北村在他家中有一席畅谈，当纵论学界文坛前辈与师长的时候，我们就对几位文论家的评价发生了争论。争论之后，我发出这样的一段感慨：发现前辈或师辈的缺点是容易的，然而重要的在于自省，当我们处于与他们相类似的境遇时，我们是否可能做比他们更好？他们那些超迈的品格与才智，我们在流水年华之后是否真正地体察到，并承继为一种财富？对这段言语，剑雨老师后来表示了肯定和赞赏。而如今，在他逝去之后，我感到，这种赞赏已经转化为一种警策。

     看过电影《红高粱》后，得知编剧是福建泉州人时，我曾经有过一段奇特的梦境：一个秦俑武士从始皇陵中跃出，在秦直道上狂奔，渐渐地，他的带有关中人特征的木然的陶脸，变得生动起来，一路掏出许多电影拷贝向路边抛撒，定睛一看，我们发现，他已经成了张艺谋。而后，一棵带着火红花朵的剌桐树从南方的两座古塔下的土中跃起，飘然地向北方移动，不意之间，这棵南方的剌桐树已经叠化成了北方的红高梁。

    梦是虚幻无稽的，但，陈剑雨确实像是泉州的一棵剌桐树，移植北方之后就成了红高梁。然而，是多少有些水土不服，还是对生身之地过于依恋？我听友人们说，这棵红高梁化为灰烬之前，他交代过子女，要把骨灰撒回福建的海中。

    如今，他是否已经化成家乡海中那常动不息的水之一部分？他是那海底下仍然汹涌的波涛，还是那水面上已然宁静的潋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