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打开凤凰卫视，正巧真赶上台湾大学傅佩荣教授的一个节目。节目名称忘了，只记得片头有几个小孩念顺口溜：“……道、道、道道道，傅教授都知道！”好奇心起，便接着往下看。傅教授果然了得，讲出了一番关于孔子一贯之道的妙论来。

《论语》中关于一贯之道的记载，只有两处：其一出自第十五篇《卫灵公》：“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其二出自第四篇《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傅教授的大意是说，孔子曾满怀希望地对子贡——孔子早年得意弟子中最聪明的一位——主动发问，并告诉他“我有一贯之道”，可是子贡没有接过话头进一步追究，因此孔子很失望，谈话也不了了之。后来，孔子又对晚年得意弟子曾参——比孔子小四十来岁——再次主动提示，说“我有一贯之道”，语气还显得颇为激动，满以为能激发这个小弟子的问道之心，可是曾参更不争气，竟自以为是地说“我知道”，气得老夫子课也不讲了，甩手出门。所谓“忠恕而已矣”，只是曾子的不通之见，非孔子的究竟本义。孔子教学素来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两次罕见的主动开示，却都意外地不得尽言，使后人永远丧失了直接印证孔子一贯之道的真义的机会！傅教授言而及此，不禁感叹再三。

后面的几期节目没能接着看，不知道傅教授理解的真义究竟为何。想来也应是个哑谜，说破了也就不好玩了。

其实，这个哑谜早就有人注意了。《论语》第五篇《公冶长》记载：“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想必是孔子去世后子贡的感叹。照傅教授的说法，子贡之“不可得而闻”，怪不得别人，只怪他自己。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哲学的突破，都与继续追问子贡所不得而闻的“性与天道”直接相关。魏晋玄学的兴起，就是因为人们试图以老庄来解开这个哑谜。宋明理学的流行，也是缘于人们想借佛道的启示重解这个哑谜。未来中国哲学的新境界，恐怕也得靠吃透西学精髓的人来再次尝试破解这个哑谜了。

记得朱熹正式进入哲学思辨的可考证的起点，正是与师友书信往还讨论“一贯”与“忠恕”的问题，那时他大约29岁。当时他们关注的焦点，是《论语》里曾子说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与《中庸》里子思说的“忠恕违道不远”之间的差别。论辩的结果，朱熹认定：夫子之道表里精粗上下内外一以贯之，故《论语》之道与《中庸》之道无异；但曾子说的忠恕是“圣人之忠恕”，本体与工夫打成了一片，而子思说的忠恕是“学者之忠恕”，只是入德门径的工夫而已，故二者有别。忠恕本来只是众多道德准则中的两个特例，但其中的确包含着夫子之道的价值本体。认清这一点，才能认清儒佛之间的原则分际。朱熹运用二程“理一分殊”原理，首先从这个哑谜获得突破，才正式在理学天地里登堂入室。当他信心满满地确认“一贯”这个“理一”后，就着手处理“分殊难认”这个麻烦了。不过，按照傅教授的理解，《中庸》“忠恕违道不远”的说法似乎更接近孔子的真义，假如孔子听了，大概不会气得甩手出门吧。这样看来，“理一”也未必好认，至少理学家体认的夫子一贯之道恐怕要重新检讨。

傅教授的解经堪称精彩。不过，他运用的方法还是祖传的秘方，即从字里行间寻找微言大义，只是思想更解放一点，预设更大胆一点。从第一段原文里读出了孔子很失望，又从第二段引文里读出了孔子很生气，的确使我吃了一惊。细细想来，倒也觉得言之成理，或可自成一说。且不说康有为的解经大胆得出奇，就是宋人解经在当时也算大胆得惊人了。只是宋人的大胆，缘于心中有一个大问题，即佛教逼出的异常鲜明的大问题。今人的大胆，是不是也缘于心中有西学逼出的大问题？这个大问题在学理层面是不是已经变得明朗起来了？如果是，则值得庆贺。然而，我总感觉，这个隐隐作痛的大问题，眼前依然恍恍惚惚、迷迷茫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