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钟嵘《诗品序》解读 一
(2017-03-14 14:49:48)一、诗歌是人的感情的宣泄。
其实，我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文学创作是“人心感物”的结果，《礼记·乐记》中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后动，故形于声。”这虽然是讲音乐，其原理也通于文学。陆机《文赋》中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正是对于《乐记》中这种“人心感物”思想在文学创作上的运用。但陆机主要是讲自然事物，面没有涉及到物的社会生活内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述文学和时代的关系时，就着重指出了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内容的特点，指出“文变染乎世情，而兴废系于时序”。钟嵘所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钟嵘的这一“感情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明清时代的“性灵说”与《诗品》有着密切的联系。“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诗歌创作要直接抒发诗人的心灵，表现真情实感，认为诗歌的本质即是表达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袁宏道曾说好诗应当“情真而语直”（《陶孝若枕中呓引》），“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序小修诗》）。袁枚曾说道“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由此可见，钟嵘的关于诗歌是人的感情的表现这一理论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广为人所接受。
二、提倡诗歌创作讲究自然美，反对刻意雕琢的形式主义美学观。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文学创作上存在着一种片面追求形式美的错误倾向，它在齐梁两代尤为严重。这种倾向在钟嵘的时代非常突出地表现在堆砌典故和排比声律这两个方面。诗歌创作中当然是可以运用典故的。运用得当可以使诗歌含义更深刻，语言更凝炼，抒情更透彻，形象更鲜明，起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积极作用。但是，大量地堆砌典故，使诗歌诘屈聱牙，意思晦涩，那就会违背艺术的特征，使诗歌丧失自然本色美，而起到完全相反的效果。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曾经指出当时的诗歌创作由于滥用典故，致使“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精采”。针对这种弊病，钟嵘从维护文学特点的角度出发，着重说明一般非艺术的应用文章，可以多用典故；而作为艺术的诗歌是以抒情为主的，贵在“自然英旨”，不能以用典多为高。诗歌艺术应当重在形象塑造，不能用炫耀学问来代替。他说象徐干的“思君如流水”，曹植的“高台多悲风”，张华的“清晨登陇首”，谢灵运的“明月照积雪”这样一些名句，都不过是描写“即目”“所见”而已，并没有用什么典故。“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就违背了诗歌艺术的特征。他认为诗歌创作应当以“直寻”的方法，抒写胸情，表现自然真美，而不应当变成掉书袋的雕虫！
三、重新定义了“赋、比、兴”。
赋、比、兴最早出于《诗经》，是《诗经》六义中的三个。《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今人普遍认为“风、雅、颂”是关于《诗经》内容的分类；“赋、比、兴”则是指它的表现方法。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钟嵘重新定义了赋、比、兴的意义。在《诗品序》中写道：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义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蔓之累矣。
他对兴的解释是很特殊的，所谓“文已尽而意有余”，是因为诗人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隐蔽的寄寓于形象地描写当中，需要读者去联想、去体会，并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丰富它、补充他，从而感到有无穷的余味。“比”是因物喻志，也就是借助于具体物象来比喻诗人的心志，也是从文学创作是寓心意情志于生动的艺术形象当中，来解释这种比的方法的。他对“赋”的解释是“直书其事，寓言写物”，也和汉儒解释不同，突出了其“寓言写物”的特点，这也是和他从诗歌创作“指事造形，穷形写物”角度来理解“赋”的方法分不开的。
四、提出了“滋味说”
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了“滋味说”这一美学思想。滋味原指人们对食物的味觉感受，将其用于文艺领域，则喻指在文艺作品中的深意、旨趣或审美趣味。
在中国美学史上，首先以味论诗的，是陆机。他在《文赋》中以“缺大羹之遗味”来形容诗味的不足。刘勰的《文心雕龙》也以味论诗，在《体性》篇中说：“子云沈寂，故志隐味深”。
到钟嵘则更为自觉、明确地把“以味论诗”作为文学批评的理论主张。他把“滋味”看作是诗的审美内容，指出诗歌应该有“滋味”，“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只有这样才是“诗之至也”。他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也”（《诗品序》）。他进一步指出，诗要富有滋味，必须赋、比、兴并重，做到情感动人、文采美丽、意象鲜明。若只用赋体，那就会使作品浅露直白，“患在意浮”；若只用比兴，作品又会过于深奥隐晦，“患在意深”。
他以“滋味”作为评诗的标准，批评排斥艺术形象的说理式的作品，是“理过其辞”，则“淡乎寡味”。他还以“滋味”作为论诗的方法，注意从滋味入手，评论诗人及其作品。钟嵘的滋味说对后世颇有影响，唐代的司空图、南宋时的杨万里等都更深入地发展了他的思想。
《诗品序》是钟嵘文学思想的一个概括，当然，仅仅一篇序言并不能涵盖一切，要想深入研究，必须熟读《诗品》。但是诗品也不是尽善尽美的，还有很多缺点，如对陶渊明的品评是颇有争议的。虽然《诗品》有历史局限性，却仍然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部重要而有影响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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