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太

    中国人对家庭成员的称谓，据说是世界上最丰富、最复杂的。在我们湖北武汉地区，不知为什么称祖母也就是奶奶为：“太”。

    我的“太”早己不在人世，她如果活到现在将近百岁。算起来，老人家离开我们一家己有三十多年，但时至今日，我们谁也不能将她忘记。我自己与“太”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不过十年，其中有几年我还不谙世事。然而，她的贤德和慈爱令我永世难忘，无数次萦绕在我的脑际和梦呓里，怎么也挥之不去。

 一

     据父辈们介绍，我的“太”姓吴，娘家宜昌，十几岁嫁到武昌，后随我爷爷迁至汉口，在这里生育了四个孩子。“抗战”爆发后，她拖儿带女跟“逃日本”的难民一起举家迁往鄂西山区，住在建始八年之久，又生下我最小的一个叔叔，另外还抚养被我爷爷的小老婆遗弃的两个儿子。常言道：“子多母苦。”况且又是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其中的甘难艰辛可想而知。

    “太”含辛茹苦地把孩子们养大，由于生活困苦，子女全都在十三四岁时离她而去。我大伯由初中考入国民党办的海军学校，后经厦门去了台湾，直到“太”临终的时候也不知音讯。我父亲是她的二儿子，十三岁缀学出外谋生，到宜昌当了一名学徒。过了几年，三叔也去当兵混饭吃去了。抗战胜利，“太”带着身边的其他几个孩子好不容易回到汉口，但因为爷爷失去工作，全家生活更加艰难。不得已，我的姑妈虽是李家唯一的女儿，也没有继续上学读书，在武汉考入共产党办的“革大”，半年后被派往咸丰工作。最小的两个叔叔相继早早进入武汉戏曲学校学戏，后来远赴新疆。“太”一个一个给他们整理行装，抹泪送他们上路，然后是长久的期盼，无尽的思念，望眼欲穿。她目不识丁，只能经常到街头找“算命”、“代笔”的先生给他们写信，不晓得地址的，也要千方百计给他们捎话，连同平时准备好的包裹，带去慈祥老母的三寸春晖。再后来子女们先后安顿下来，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了，她却仍旧日夜默默无闻地忙碌，一个接一个地照顾儿女们自己的儿女。

    她最后是在大山里面的咸丰为我的姑妈带大了三个“外孙”后，结束自己劳累的一生的。

 二

     我是李家长孙，乳名就叫“长”，“太”第一个就是带我“长”大。

    当时武汉即将“解放”，我父亲经人介绍从宜昌下汉口，先在印刷厂后又在交通路的外文书店作事，这时候一家人曾有一段短暂的团聚。1950年底，我出生六个月左右，不知为什么，我母亲离开了李家，不久父亲也远调广西。从此，我每天躺在“太”的怀抱里，靠她用米汤、菜水和奶糕喂养。

    我咿呀学语的第一个字是“太”，而蹒跚学步时见到的最新奇的东西则是“太”的那双小脚，因为我的视线离那双脚最近。我总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太”的脚跟其他人的脚不一样，它是那么小，脚头那么尖，说它是“三寸金莲”毫不夸张。终于有一天，“太”在“腰子盆”里给我洗了脚然后自己洗脚的时候，我有机会见识了中国旧式妇女“缠足”后的奇观。

    “太”脱去鞋袜之后，还得褪去长长的裹脚布，露出来的两只脚活象一个剥去叶片的粽子，小得可怜。“粽子”尖就是大拇趾，上面贴着一小片指甲，而其余四只脚趾全被长年包裹缓慢地折断骨头弯曲进去，变成了脚掌的一部分。原来的脚前掌被挤去大半，真正走起路来只能靠已经被缠得很小的脚后跟，真可谓惨不忍睹。

    她一边让我仔细看她的脚，一边不停地跟我讲些明知我听不懂的话，大概是说她从什么时候开始包脚，缠足时有多么痛苦，现在走起路来有多么难受。我成了她身边唯一可以说话、可以诉苦的人。

    “你看‘太’造不造孽？”最后她这样问我。

    湖北方言中“造孽”的意思是受苦遭罪。我看“太”受的苦遭的罪比谁都多。她的那双可怜巴巴的小脚，不仅支撑着自己单薄孱弱的身体，同时还支撑起整个家庭。家中的柴米油盐等一切生活用品，都是她挪动小脚肩扛背驮买回来，缝补浆洗等一切家务事都由她一个人承担。我从来都没看见“太”真正坐下来休息过，白天她忙前忙后两只小脚咚咚之声响个不停，晚上我每次喊她给我“端尿”或是从睡梦中惊醒，她都在桌边倚着灯光做衣做鞋。

    单说做全家人的鞋，工作量就相当之大，特别是“纳鞋底”非常辛苦。先要把积攒下来的破旧单衣剪成碎片，找一块门板，糊上自己熬制的浆糊，把布片一层一层地粘上去，晒上几个太阳，撕下来便是布壳，依鞋样剪成像鞋垫一样，再把很多层这样的“鞋垫”摞起来，用粗针固定，然后用索线密缝。“纳鞋底”既费时又费力，针尖不快了，要放在头皮上磨一磨，鞋底太厚，要借助套在手指上的“顶针”将其穿透，再用“针钳”将钢针拔出。这样做成的“千层底”布鞋或棉鞋，穿起来特别舒服，但并不怎么经穿，因为鞋底棉线很快会被磨断，尤其小孩子，鞋烂得最快。

    我不知穿烂了多少双“太”给我做的鞋，那里面每一针，每一线，都是恩，都是爱，都是深情厚意啊！

 三

     “太”对家里每一个人的爱都是真诚的、无私的，从不要求任何回报，即使受到莫大的委屈，始终改变不了她那颗宽容善良的心。

    就说爷爷吧，旧社会他曾经混迹于腐败的国民党军队，沾染了不少恶习。解放后，大烟是抽不成了，嫖赌也不敢了，但在家里什么事也不做，且嗜烟酒如命，在一家公私合营毛刷厂做工的一点微薄薪金根本不够他自己开销。

    他一天至少要抽三包烟，而火柴却用不了几根，当上一支烟抽到一半的时候，马上把下一支放桌子上笃几下，让前边空出一小截，接到上一支烟的“屁股”上去，一天到晚烟火基本不灭。每顿饭前他必须喝酒，每次少则三两，多则半斤以上，雷打不动，晚上还常上杂货铺或小酒馆“靠杯”。

    爷爷经常为要钱喝酒或因下酒的菜不如意在“太”的面前大发雷霆，甚至还动手打她。每当这时，“太”痛哭流涕，非常伤心，而我只能陪着她哇哇大哭，帮不上她的忙。

    我的三叔小时候聪明伶俐，结果被爷爷宠坏，脾气暴躁，蛮横无理。他成家后生第一个小孩时，要“太”带着我一起去他家给他带孩子。当时我刚上学读书，每天要天不亮起床，走很远的路去上学，“太”心疼我，清晨总是在“被窝”里反复轻轻拍我的后背，不忍心把我叫醒。送我出门时一边塞给我几分钱，一边再三嘱咐路上小心，过马路要向两边看，不要忘记“过早”等等。

    在三叔家，“太”起早贪黑，包揽了一切家务，得到的却是三叔的薄情寡义，从未有好颜色，还动不动就为一点点小事发脾气。他生气时的样子特别吓人，横眉怒目，大喊大叫，好像面前的这位老人并不是他的亲娘，而是一个吃里扒外经常偷走主人家东西的最低贱的佣人。就是这样一个不肖之子，后来在厂里跟人打架，受到了严厉处分，他反而不依不饶，四处鸣冤叫屈，以致于神经错乱，得了“狂暴型”精神分裂症。这时候的“太”早已把三叔过去的德行忘得一干二净，马上把他接回家里，悉心照料。那段日子，她简直被自己的这个疯儿子整得死去活来，一天到晚不能休息，不得安宁。三叔吃饭睡觉都要靠“太”不厌其烦地“哄”，白天地上满是他摔掉的碗筷饭菜，晚上整夜整夜搅得自家和四邻不安，第二天“太”只得给左邻右舍说好话陪不是，请求人家谅解。

    当时正是严冬季节，有一天清早，“太”起床刚去后面橱房“捅炉子”，回到屋里就发现三叔不见了，棉衣还在床上，连鞋也没穿，她赶快挪动小脚，满街去找，只到中午，才在三民路的“铜人像”找到三叔。他单衣赤脚，正站在雪地里指手画脚胡言乱语，周围满是看热闹的人。“太”拨开人群，硬是把他拽了回来。

 四

     不仅是三叔，我们家每个人都应该感激“太”的恩德，尤其是我。

    “太”总是说我娘老子不在跟前，是个“造孽的伢”，所以更加疼我，深怕我受委曲。尽管那时家里生活非常困难，但我没饿过肚子，没冻过手脚，过年能穿上她亲手做的新衣服。

    我的小叔比我大六岁，他未考戏校之前，平时都是叔侄二人结伴玩耍。在外面他没话说是保护我的，但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有时欺负我，于是我就去告诉“太”，为此小叔挨了不少打骂。她还把做衣服用的竹尺子放在桌子上靠墙的地方，经常指着尺子吓唬小叔，不准他欺负我。

    有一次，小叔牵着我的手，说带我上街去玩。到了街心，他说：“你站着别动啊，我去买颗糖来给你吃，一下子就会回来的。”谁知我等了很久很久也不见他的踪影，又不认得回家的路，听大人说过，有一种叫做“犸胡子”的东西，专捉小伢，然后装在布袋子里背走，于是吓得嚎啕大哭。其实小叔就躲在附近的巷口，等我哭够了他才出来，不仅没买糖，还嘻皮笑脸，一副幸灾乐禍的样子。到家我就把他给告了，“太”操起竹尺，直打得小叔大声求饶。

    后来，有一次我一个人真的玩丢了，幸好被一个好心的民警收留在一个什么街道的派出所里，而“太”却被急坏了，当时寻人全靠“打锣”，就是敲锣喊街。不知她的那双小脚那天走了多少路，穿了多少巷，喊了多少遍，我是在天黑以后才听到外面传来“镗——镗——”的锣声，是“太”的声音在喊：“一个儿子伢——，不见了——，上边穿的蓝褂子——，下边穿的花裤子——，……。”回来时，“太”已经没有力气数罗我，牵着我的手一句话也不说。可惜我那时还不懂事，不知道怎么安慰她，甚至没问一问她都找了哪些地方，打锣的手酸不酸，嗓了喊哑了没有，脚疼不疼。

 五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太”不得不去了咸丰，因为她的第一个外孙女出生。

    在那儿，她最惦记最不放心的就是我。为了我她中途又几次返回汉口，呆的时间或长或短。即使不在我身边，她每年也不忘给我缝新衣做新鞋，让我的姑妈托她的同事出差时辗转带来。做的鞋子是按照她想象中我的脚长大的速度，或者找一个与我一般大的男孩量尺寸，往往我穿上正好。

    后来爷爷去世，我孤身一人在汉读书，“太”对我更加耽心，时常在我姑妈面前念叨。有一年放暑假时，她硬要姑妈给我写信，寄路费，要我一定去她那儿，让她好好照顾我一段时间。于是我坐三天轮船再转两趟汽车到了湘鄂川交界的咸丰。那里的山真高真险，坐车乘船真难哪，听说“太”既晕船又晕车，亏了她从这千山万壑之中几进几出，太不容易了。

    在咸丰，我再次尽情享受着“太”给予我的温馨与疼爱。她每天都要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和我爱吃的东西，而我吃饱喝足之后，不是在外面忘情山水，就是在屋里看书下棋，乐不思蜀，短短一个多月，我就被“喂”得心宽体胖，尽兴面归。

此后不久，我下乡务农去了应山，其间我给“太”写过几封信，再三说在乡下过得很好，“工分”挣了不少，年底还分了钱，请她再不用为我牵肠挂肚。可是，“太”还是用积攒下来的零用钱和布票，买了一丈多最好的蓝色咔叽布，托人辗转多次之后带给了我。

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就迫不及待地想去看看“太”。

    我实在没什么东西可以回敬她老人家，将机关分的一条大胖头鱼腌制了一下，然后买了几斤当地特产“奎面”，匆匆踏上了探亲之路。

    当我五天之后风尘仆仆到达咸丰时，想不到“太”已经因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卧床不起。她一直没让告诉我。看到我，她异乎寻常的高兴，似乎病也好了许多，并坚持要我扶她下床，还吃了一小碗我带去的面条和几块咸鱼，嘴里不停地说：“好吃！好吃！”她的脸上荡漾着欣慰与自豪的笑容，好象是说：“连我的孙子也长大了，懂事了，知道孝敬我了。”望着她那堆满幸福的笑脸，我的眼睛一下子湿润、模糊起来，鼻子也禁不住一阵阵发酸，默默地对她说：“您对我恩如泉涌，十年褔被，而我只是滴水相报啊，况且这滴水，您还能接受几次呢？”

    果然，此后不久“太”的病情不断加重，最后瘫痪在床，在受尽疾病折磨后的一个夜晚撒手人寰。她在病中常叫我的乳名，可是我没能再去看她。她“走”的时候绝大多数儿孙都没有去送行。她像一抹皎洁的月光，披撒在所有亲人的身上，自己却化作一捧冰冷的白骨，至今仍静静地躺在一个不起眼的小方盒里，身旁是高高的武陵山和大巴山脉，雄奇隽永，延绵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