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白居易主持修建的白堤上，走过断桥，走过锦带桥，走过西泠桥，看到了西泠印社。我清楚地记得许庄叔先生给我看的几张照片，几张他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初在西泠印社讲学，在杭州参加西泠印社活动的照片。看到西泠印社的标牌，我仿佛看到，许庄叔先生正在西泠印社会议室侃侃而谈，谈石鼓文，谈兰亭序，谈大篆，谈章草。他站在“热烈欢迎著名书法理论家许庄叔先生来杭讲学”的大横幅下，用地道的贵阳方言发言，激起满座的全国书法界泰斗们为他送上的阵阵掌声。因西泠印社的标牌，西湖之行变成了我对许先生的追忆之行。

许先生是一个奇人，他1914年3月在贵阳出生。除了1933年8月贵州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外，并没有在国内外的名校读过书，他著述等身，研究成果为学界惊叹，可“一切研究都是自学完成的”。30年代先后在遵义师范学校、贵阳师范学校和贵阳大夏中学教书。1943年在贵阳大夏大学文学院任教。大夏大学迁回上海时，因大夏大学创始人，极为欣赏许先生的王伯群已病逝，先生也不愿离开故土，就留在贵阳大夏中学教国文。1948年起到贵阳一中任教。1956年8月调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许多当时在贵阳大夏中学、贵阳一中读书的人后来的回忆中都称赞许先生“德艺皆善”。

初识许先生，是因为他给我们上古代汉语课。当时我们用的教材是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许先生讲课，不按教材讲，他所讲的和教材的说法常常不一样。我们都不习惯他的这种讲法。

比如许先生上课讲到《论语》中的《论语·微子》时，观点就和教材不同。该段文字是“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莜。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许先生指出，教材把其中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中的“不”当成否定词，错了。为遵师训，“君子死而冠不免”的子路听到丈人骂他的老师，怎么可能“拱而立”？而丈人怎么可能“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先生指出，这里的“不”应该读“呸”，是语助词。然后举出先秦散文中数十个“不”用作语助词的例子。

他讲教材文选中的某个句子，提到其中的某个词，如果他的看法和教材观点不同，先生往往会引出无数的例证。当然这些例证我们大都没听说过。因某一例句中的某个词，又会引出更多的例子。于是，许先生的课就很难回到开讲时的那个句子。

另外，他读课文采用唱读。比如“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他按“16 55 2 1|16 3 2|”来读，“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则按“6 -|56 6656 |5 3|6 12|566 5653|612 16|”，和我们习惯的普通话朗读相差太远。 

我曾问过先生，为什么不按教材讲，他说，你们买一本好词典就可以读懂教材，何必要听我讲课呢？上课如果讲的和教材一样，还要我这个老师做什么？

我们当时的班主任郦亭山先生是我国著名训诂学大师姜亮夫先生的弟子，同时也是当时中文系的副主任，他听我说不习惯许先生的讲法时就对我说：“要懂得珍惜，能有许先生给你们上课是你的幸运。许先生是难得的饱学之士，以你现在的基础，听他的课时会有些吃力，但慢慢适应了，懂得听课时能用一根线，把他讲课时撒的珍珠穿起来。你就成功了。” 

逐渐的，虽然还是常常听不懂，但我已经开始喜欢许先生的课，并且一周半月会花一两个晚上去晓语宋（许先生螺蛳山的住所）看望他。在他家里，我感受到先生性格的另一面。课堂上的先生，严肃甚至有点古板。但在家里，虽有时也会很严厉，更多时间却很和蔼，甚至会像小孩一样。我听他讲章黄学派、讲秦砖汉瓦，讲散文韵文，讲碑刻拓片，甚至讲到他的爱好，如绘画、衣服剪裁等等。他还指着他穿的黑色呢料西装告诉我，这件衣服就是他自己剪裁，自己用手摇缝纫机缝制的。他会的东西太多，织毛衣，做书架，修炊具，修手表，他还善于烹饪、懂得中医，会开方检药，甚至能给自己理发。他家里有一盏台灯，主体就是他自己雕刻的精美的维纳斯像。

有时高兴了，先生还会拿出一些照片和信件，兴奋的给我介绍。比如故宫博物馆和西安碑林博物馆给他的感谢信中对他所赠拓片的不同评价，又比如西泠印社诸多名家的争论。虽然我有时也听不懂，但每次都感觉很有收益。

大概正印证了“无知者无畏”，听先生讲到学界的一些争论时，我居然对一些泰斗级人物的论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先生听了，有时候会很严肃的说：“你连他的书都没有读全，就敢评论？”有时会笑着说：“他的《积微居金文余说》已经解答了你的疑问，只是你没有看到罢了。”

   那段时间，系上老师们纷纷著书立说，纷纷在各种刊物上发表文章，我和先生谈及此事，先生坚持他的看法“写书是尽社会责任，不是为了出版。”确实，先生所写文章、所著书籍很多，如《文学识变举例》（十卷）、《许学志》（六卷）、《故学研述》（三卷）、《文臬》（一卷）、《商周名象说例》、《礼记正义》（一百卷，尚有二十九卷未定稿）、《典籍切音谱》等，都没有交出版社出版，他的许多在国内文字学方面影响很大的书籍，都不是由出版社出版，而是自己刻板印刷出来的，他发明的“边沿笔型检字法”也没有正式出版。

一次，我对先生说最近比较忙，要搜集材料写论文。他笑起来：“习作，习作哈。你能写啥子论文？你不要学有的人，该读的书都没有搞懂，就拼凑些东西拿去发表，要不得。黄侃说不到五十不著书，你懂得他为什么要那么说吗？”先生知道我要写关于《孟子》中的“所”，就问了我看懂《孟子》没有？我自觉对《孟子》已非常熟悉了，就说看懂了。先生笑起来，他说：“你哪里就看得懂？要写文章，先要把原文看懂。”然后问我看过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没有，我说看过了，他又问我杨伯峻先生的书上的许多问题，最后对我说：“哎哟，你还是没有把他的书搞清楚，更没有读懂《孟子》。要写文章，难啊！”他问了我写作的计划，还拿了几张卡片给我，要我回去后按照这些的卡片的式样，再做五百张。说对《孟子》中出现的232个“所”都要单独建卡。还给我说了包含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王力《中国语法理论》以及杨树达《《高等国文法》》、杨伯峻《孟子译注》等一串书目，要我先看完看懂后才开始做总体构想。这些书目，和我的指导老师所开的基本一致。接着，许先生又给我讲，有时间还可以看一下几本书，他说的那些书我过去还没听说过。就对先生说我哪里看得懂？先生说，你看得懂我就不会喊你看了。

从先生的交谈中，我知道许先生自幼勤奋好学，博闻强记。在贵阳师范学校读书时，各门功课往往临考看看书就应考，而成绩总是优秀。因此，他把大量时间用在研究古文字的考证训释和书法理论方面，如饥似渴地研读有关的书籍。“兴趣高时，每夜要看完一册书才睡，习以为常。”

他孜孜不倦地研读了大量古典文献，并潜心著述。20多岁开始，自行刊印自己的学术著作。在抗日战争时期，先生自己刻板，板印了《石鼓考缀》、《黔雅》、《述礼通谊》、《经名故》四部影响极大的学术专著。当时的中央图书馆馆刊一卷四期对《石鼓考缀》、《黔雅》做了专门介绍。

《黔雅》以《说文》《尔雅》等书为依据，考证贵阳方言的本字。这部书为后来的学者研究贵阳方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杨适先生在贵阳师院图书馆见到这部书后，无比兴奋，他所著的《贵阳方言》一书所搜方言词语，一部分就是录自《黔雅》。徐宝华先生所编《汉语方言大词典》也收录了《黔雅》中的若干条目。 

许先生《石鼓考缀》是先生研究石鼓文的重要著作。石鼓文是我国最古老的石刻文字。对石鼓文所刻时期，学界尚无定论。从唐代的韩愈，北宋欧阳修一直到近现代的康有为、郭沫若、马衡、裘锡圭等大师们都一直争论不休，有主秦说，也有主汉、北魏及宇文周等说。而主秦说又分为襄公、文公、德公、穆公等说。许先生和罗振玉等则支持文公说，先生在《石鼓考缀》以及以后的《石鼓为秦文公酃畴旧物考》（《文史杂志》194 8年第5 卷第3、4期）中以充足的论据，极富说服力的论述支持了文公说，是文公说的代表人物之一。闻一多先生赴西南联大，途径贵阳，先生带着《石鼓考缀》前往拜访，受到闻先生的好评。随后闻先生回访，以自己的新作题字、签名和钤印回赠徐先生。 

宝鸡日报2018年12月27日发表了梁正齐和吉朝声的文章《大名鼎鼎的石鼓究竟是谁做的？》。文章赞同文公说，并指出：“郭沫若论断石鼓文为秦襄公时所制，但是对一个字的考释，却使襄公说有了疑问。这个字见于《霝雨》鼓和《銮车》鼓，各种字书上都没有这个字。各研究者对这个字的释定意见分歧。王国维释此字为“雍”，马叔伦释为“郿”，皆被认为牵强。郭沫若释此字为“蒲”，解为千河上游之玄蒲谷，亦不为众家认可。后苏秉瑞在《石鼓文字之商榷》一文中释此字为“鄜”，许庄叔、徐宝贵又进一步为此释提供了较坚实的依据，此释已为多数石鼓文研究者所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