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历史》从春秋时期的晋国说起（三）
晋国早期的地方行政为都、邑两种。
“都”是指有宗庙的城市，没有宗庙的都称为邑。随晋国土地的不断增长，到春秋初期又兴起一种名为“县”的行政单位。县是通过灭亡其他小国而形成的，国君将其封给大夫作为世袭的封地，属于军政合一的单位。随着灭国的增加，使县比都和邑发展的得更快。由于公室的衰微和世卿家族的兴起，卿大夫们不断兼并公室的领地，到晋悼公以后，连旧都绛也被置为县了。
除此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自大县中分出的小县。晋国的县不同于楚国，其长官叫做县大夫，也是可以世袭的，其权力几乎和普通的邑大夫没有区别。
据《中国行政区划史·总论·先秦卷》中的晋县考的考证，晋县最早为晋武公时所设的荀县，再有事晋献公时的耿、魏两县，其余各县则为晋文公、晋灵公、晋平公和晋顷公时所置。这些县主要分布在黄河与汾河流域。
晋的国都见诸于史的先后有唐、翼、绛、新绛等名字。唐叔虞受封时的都城在唐。春秋史籍《左传》最早记载的晋都是翼。翼、绛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争议，根据考古报告，唐和翼可能是一座城市，但翼、绛也可能只是一个城市的不同名称。《西周封考国疑》则认为国都自唐叔虞始封到晋侯缗时一直在翼，晋献公时才迁都绛。公元前585年（晋景公十五年），晋景公迁都于绛山之北汾河、浍河会合处的新田，称之为新绛，这也是晋国最后的都城。
曲沃是晋国重要的城市，在晋国分裂时期是曲沃侯的都城，曲沃代晋后，武公在当地建造宗庙，做为祭祀历任国君的地方。
晋文公以前的官职有司徒、司空、司马、太师、太傅。司徒在西周时为执政，后因晋僖侯名为司徒，为避讳便被废置。司空为掌管军法的官员，司空则主要管理军营和后勤。晋文公以后，晋国实行的是军政合一的制度，晋文公设卿，卿又称将军，他既是文职，也是三军的长官。六卿也称六正或六将军，其中中军长官为众卿之长，称为正卿、中军将或者元帅。
卿之下的官职又通称大夫，大夫也分上、中、下三种，并可以其司职而存在其他名称。司空在西周本属三公之一，卿制出现后，反倒成为了卿的手下，成为专司制造和刑法的大夫。
在教育方面，国君会委派一个大夫为太子的老师，称之为傅，或太傅、太师、师保等。在地方行政区划方面，其长官通称邑大夫或县大夫。
晋国执掌刑法的大夫又称士、理或司寇。六卿中的士氏（后称范氏）也是以职务为氏。晋国的司寇士氏是世掌刑律的家族。由于晋在春秋时为诸侯盟主，司寇也会常为诸侯判案，有时连王室也会请士氏帮忙。
管理宗族事务与典籍的大夫一般叫做祝、宗、卜、史等。祝主要为祈福和禳灾。宗也称宗人，主要是管理国君的卿大夫的家庭事务。史则为记事书言，也兼观察天象和整理宗族资料。史官中还有一个分支，称为卜，是专事占卜一事。而专门管理和整理收藏典籍的史官又叫做籍。
晋国司职音职的大夫称之为“师”。而外交方面的人才，又通称“行李”或“行人”，因为重要的会盟和朝聘活动都是由国君或卿大夫亲自参加，故而行人主要是处理一般性质的外交活动。
根据周制，诸侯的亲卫军称做“公乘”和“公行”。其主管呼为“七舆大夫”，春秋后期，由于国君势衰，七舆大夫遂不见于史。
宗法制度是周朝封建制的基础。宗法规定，国君的继承者必须是嫡长子，其余的儿子都称为别子。别子要另立宗族，并做为宗族的始祖。别子的宗族也是由嫡长子继承，称之为大宗，其余的儿子要新立为小宗。
曲沃代翼与晋献公时的尽除公族和骊姬之乱后，破坏了传统的宗法制度，使得宗法制在晋国无法完全贯彻。晋武公以后的国君只尊始祖唐叔虞为祖，晋武公为宗，而唐叔至武公之间的各代君主都不再接受祭祀。晋献公以后，嫡长子继承制度也有所松动。晋惠公、晋文公、晋成公、晋悼公都是以庶子的身份继位，由于宗法约束力的下降，令礼的影响也有所减弱，取而代之的是法制。
公元前633年（晋文公四年），晋文公作“执秩之法”。晋襄公去世后，赵盾将晋文公所作的法制修改为“赵宣子之法”，其目的是为保持私家族的利益。晋景公不满赵氏专权，特命士会到王室学习周礼，回国后，依周礼制定了“范武子之法”，这部法律旨在加公室而抵制卿族势力。不久，晋景公就依这部法律诛赵氏。晋悼公时期，为表示友好，令士渥浊修改范武子之法，以缓和公室和卿族的关系。这五部法律内容都十分庞杂，类似于现代的宪法。
春秋后期，晋的卿族十分强横，在消灭栾氏后，六卿执政的局面已经形成。为了保持自身的权益，和打压公室。执政正卿范宣子将刑法从总法用分出，单独而成“范宣子刑书”，这部法律废除了贵族特权。起初，这部刑法只是私藏于府，并没有公开。待到四十年后的公元前513年（晋顷公十三年），六卿家族已经不能相容，赵鞅和荀寅才首次于大鼎上刻上这部刑书。
晋为姬姓国，是黄帝的后裔，有和姜姓通婚的传统。晋的始封君唐叔虞的母亲邑姜便是姜太公的女儿，后代国君也常娶姜姓女子为妻。晋文侯的母亲和夫人都出于姜姓；晋武公的妾为齐姜，晋献公继位后又娶她为妻并生穆姬和太子申生；晋文公流亡齐国后，齐桓公将女儿嫁给他；后期的晋平公也多次娶齐女。
因地处北方，其境和戎狄连接。从晋献公即位后打破了“同姓不婚”的规则，先娶同姓贾国女子，后又娶狐氏女子，生晋文公；晋平公在位期间，其宫中就有四名姬姓女子。不仅于此，晋国还大量和狄人通婚，晋献公所娶的大戎狐姬和骊姬都是姬姓戎女，之后的国君和卿大夫也常与戎人通婚。
秦穆公为与中原友好，向晋献公求婚，晋献公就把大女儿嫁给了他。骊姬之乱后夷吾得到姐夫秦穆公的帮助，做了晋国国君。但是不久夷吾就与秦国失和，发兵攻打秦国，终遭惨败，还叫儿子公子圉到秦国做人质，秦穆公为了笼络公子圉，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后来公子圉听说自己的父亲病了，外公家又被秦国灭亡，害怕国君的位置会被传给别人，跑回了晋国。秦穆公立即决定要帮助重耳当上晋国国君，把逃到楚国的重耳接过来，还要把女儿改嫁给他，重耳在秦穆公的帮助下当上了晋君，成为有名的的晋文公。因此秦晋之好代表的是一种政治上的联姻，是国家之间的联合。
周朝的军制是天子六军，诸侯大国三军，次等诸侯国二军，小国则只有一军。曲沃庄伯时期获周厘王命为侯，拥有一军。晋献公时期，开始作二军。晋文公作三军制。之后又于清原新增新上军和新下军，使军制扩充为五军。晋襄公时，又恢复为三军制。晋厉公时又扩充为六军。晋悼公再度恢复为三军，至此晋国一直保持三军制。三军的长官是由执政担任，每一军都有一将一佐。其中以中军将为最高军事长官，同时也是执政正卿。
在晋文公以前，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国君，每逢战事，国君多会亲自迎战，为国君驾车的人立于战车之左，称之为“御戎”；国君本人居中，主要指挥军队；在国君右边，还会有一名“戎右”执长兵器打击敌方战车。从城濮之战后，国君一般不会亲自出战了，而是由正卿取而代之。
晋国的军队又分车兵和徙（步）兵两种。车战是春秋时期主要的作战方式，晋国的车兵皆为甲士。甲士，也称为士。他们都是国人组成，国人都居于国都周围，是下层贵族的一种。士的职责就是“执干戈以卫社稷”，由于是子孙相继的世袭军人，所以他们不会直接参与农作。士在出征时需要自带装备和补给，并会用数名家丁做后勤。
车兵虽为晋的主要武装力量，但由于甲车耗费甚大，而甲士人数有限，为了扩展军力，不得不征集庶人入伍，称之为卒伍。庶人本是自由耕种的农民，他们农时要自己耕作，闲时则应征入伍，作为徒兵或做杂役。
由于位处北方，为了与戎狄对抗，晋献公时一度设置步兵，当初仅左、右二行晋。晋文公时形成中、右、左三行，后将三行改制为上、下两新军。之后，晋便再也没有设置过步兵了。
晋国为善农的周人所建，周人的祖先是后稷，其善播百谷，由于西周时代的晋国地域狭小，发展不大。至晋文公时代，由于领地的不断扩张，以及诸侯霸主的地位获得了大量贡赋，令境内农业规模迅速发展和繁荣起来。
据《世本》记载，古人最早使用的农业工具是耒和耜。由于技术的革新，到商周之际，改以青铜所制造，耒则演变成为犁。最初，人们还只是用人力来挽犁，在春秋中后期晋国早出现了牛耕。六卿中的范氏和中行氏在政治较量中失势后，其原用作祭祀的牲牛也被迫成为从事农耕的役畜。春秋后，当时的主要农具还有锄，除此之外，晋国所见的农具还有镢和夯锤。
晋国将土地划分成若干份邑和县分给公室和各级贵族。这些封地又会分为两部分，一半是为公田，由拥有者派出人员经营；另一半则由庶民耕种，称之为私田或份地。从春秋后期开始，由于社会的变革，大量的公田都无人耕种，传统的制度便逐渐被改变。拥有土地的卿大夫们一反原本单一的亩制，纷纷自行规定亩制，将公田分给普通人民，再依私田的方式收税，这也是春秋战国之交的一大变革。
在春秋早期之前，实行的是“工商食官”，商人和工人都属于政府管理，并且是一种世袭的制度，居住于市井之中，不得随意改变职业和迁徙。春秋以后，已经开始出现私营商业，那些成功的商人的政治地位也较高，能像外交人员一样到处活动。商业的发展对旧有制度的冲突也是巨大的。其中最为突出的便为土地成为了商品。晋悼公时期的魏绛劝悼公与北戎谈和的建议中就一条是“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到三家分晋之际，则又出现了私人间的封地交易。
晋文公实行“工商食官”的政策，手工业由官营为主，其主管为大司空。政府直接控制手工业的生产，而工人则是以世袭的方式来传承。官营的手工业以生产兵器、战车、铠甲等战争用具和社会上层必需的礼器、食品、服饰和钱币为主。而建筑领域则以庶人为主体，再辅之专业的工匠。
除官营的外，晋国还存在着由势大贵族私营的手工业，通用于其家族来建宗庙和铸祭器。贵族掌握的手工业虽然在性质上与国营的手工业相差无几，但不可以称为“官营”。此外则还有民间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生产，主要是种桑采麻与养蚕织帛。到春秋后期，社会继续变革，伴随贵族私营手工业兴起的则是官营手工业的衰落。于是晋悼公实行“公无禁利”的政策，从此庶人也可以弃家从工，到战国初期便有了以盐铁致富的工场主。
夏朝已有关于盐生产和贸易的记载；商代的《尚书》中有“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的记载；周代时，咸味已被作为“五味”(酸、苦、辛、咸、甘)之一；《周礼》还有“以咸养脉”的治病记载。中国制盐的历史也有4000年以上。古籍中有“宿沙作煮盐”的记载。宿沙是炎帝(一说神农氏)时的诸候之一。
最早把盐拿到其他地方去卖的，应该是生活在盐池附近的山西人。这些人是最早的晋商，也是最早的中国商人。日本学者在《历史和盐》中考证出，商贾的“贾”字出自“盬”。这个字就是今天的简体字“卤”。《说文解字》说：“盐，卤也，天生曰卤，人生曰盐”，卤就是指盐池中自然结晶状态的天然盐。他由此推断出，中国的商业起源于盐，最早的中国商人是山西人。
有学者把晋商的产生归因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或者表里山河的地理位置，或者勤劳诚信的文化传统。这些因素对晋商的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但决不是晋商产生的关键因素。与山西有类似条件的地方并不少，为什么最早的商人不出现在其他地方，而独出现于山西？晋商的出现仅仅在于它拥有这种自己独有而别人所无的盐。盐池边有“池神庙”，我想这应该也是“商神庙”，是晋商和中国商业的原始起点。
第一代晋商的财富也许不如以后的晋商，但他们的影响不可忽视。据《史记》记载，晋流亡公子计然经商成功，并把经商经验上升为理论，总结出了一套称为“积著之理”的经商之道。助越王勾践伐吴成功后远走江湖的范蠡正是受计然的启发从商致富，人称“陶朱公”。范蠡称计然为师。山东人猗顿向范蠡请教致富之道，范告诉他养牲畜和贩盐。猗顿来到今天的临猗市，从事畜牧业和盐业，成为巨富。《史记》中有“猗顿用卤盐起”的记载。据说，猗顿与一位名叫郭纵的铁匠一起，发明了用铁锅(称为“牢盒”)煮盐水生产盐的方法，以后这种方法一直延续了下来。今天临猗市还有猗顿的雕像，纪念这位晋商的远祖。（网络文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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