挟“晋商”兴盛之风，山西曾经有过执全国金融牛耳的辉煌。然而，在官办“官钱局”之前，山西的金融业主要由民办。这些民办的金融机构尽管有一定的规模和资本，但其经营方式都比较陈旧，只能算作旧式的钱庄、银号。山西之有银行，虽始于1913年中国银行分行之设立，然属于山西地方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金融业，当始于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省银行”。 

　　在现代社会，金融为经济之杠杆。对此阎锡山有着充分的认识，他常对人说，“金融是经济的核心，掌握了金融，就是掌握了经济命脉。”事实也正是如此，对于独掌山西军政的阎锡山来说，无论是扩充军队，还是兴办实业，都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力，都必须有自己相应的金融机构和系统去支撑。于是他竭力通过各种手段发展山西金融，于是就有了“山西省银行”的成立。 

　　山西省银行的前身是“山西官钱局”。1900年的庚子事变之后，作为维新之举，清政府由国库出资在各省设立官钱局（或称为官银号）。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山西巡抚以“裕国便民”为号召，奏准清廷在山西设立了晋泰官钱局。辛亥太原起义时，官钱局被抢劫一空，房屋也被烧毁。太原光复，阎锡山就任山西都督。起初因军政情急，无暇顾及其他，军费开支靠与大户、巨户借款筹措。次年，他由绥包返并后，开始意识到作为一个地方政府，不能没有自己的“钱局”。于是，责成原晋泰官钱局总理渠本澄将局中的内、外欠账作了清理。之后，去掉“晋泰”，冠以“山西”，使“晋泰官钱局”摇身一变，成了督军可以直接掌握的“山西官钱局”。 

　　据王尊光、张青樾回忆，晋泰官钱局变成山西官钱局后，以新绛人王化南为总办，随即恢复营业。“1913年，袁世凯在各省新设国税筹备处，后改为国税厅，以前由财政司管理的国税，改由国税厅统辖，国税收入完全交存中国银行分行（其时，太原的官办金融机构除了官钱局之外，还有由大清银行改组的中国银行分行——作者）。财政司所管的地方收入以及田赋附加税捐各款，仍存官钱局。这时官钱局就成为阎锡山支付一切费用的供给机关”。 

　　据《民国财政史》载，山西官钱局“由该省军政府拨资创办。总局设于太原省城。旋因资金不足，续拨官款21400余两。民国二年一月，复拨所获红利6400余两。同年12月，又拨资本231000余两，约合银元320900余元。此该局先后拨入资本之数也。当创办之初，悉照票号习惯，并未明定规则。至二年十二月添发资本后，乃由该局重定新章，实行改组，将全面职务分配为文书、会计、出纳、营业四股。其营业情况，以经理司库款项之收支为主要，而于商业上之营业范围甚狭”。 

　　山西官钱局成立后，即开始发行“银票”。“初发行小银元票60000余元，不久即收回。民国二年（1913年）底又开始发行小银元票81800元，大银元票4040元。到六年（1917年）底该局在外纸币流通额，计大银元票53723元，小银元票9097元”。 

　　在改组山西官钱局的同时，为了与河东“军政分府”的李凤鸣、张士秀相抗衡（李、张因与阎锡山不睦，为求自立，向蒲、解、绛三州所属17县的殷实商民，筹集现银万余两，于1913年设立河东兴业银行，后改称兴业钱局）在经济上取得进一步的主动权，阎锡山又于1913年筹备成立了“晋胜银行”。晋胜银行以贾继英为行长。总行设在太原市帽儿巷，在大同设立分行，在京、津两地设有办事处。关于晋胜银行的资金来源，南桂馨回忆说：“康佩珩于续桐溪去大同后，把在五台县东冶镇的忻代宁公团改为保安会，民国元年撤销时，留有四五万元，交阎分肥，作为他们两家的股金，投入了晋胜银行。另外，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因太原败退，向北路逃避，阎在军款截旷项下拨出两三万元，分给他的亲近人赵戴文、张玉堂、黄国梁、徐一清等，作为晋胜银行的股份，分给了我两股，每股股金1000元。同时阎将每月军费总交该银行，调拨支付，作为流动资金，周转运用。” 显然，与山西官钱局不同，晋胜银行是属于私股性的金融机构。它除开展普通的金融业务外，还通过阎锡山与旧交通系首领梁士诒的关系，代办了交通银行在山西的业务。晋胜银行弥补山西官钱局之缺憾，勉力为阎锡山维持局面。【网络文魁根据网络文章和《阎锡山大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