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说的言说

——再访藏策

再次访问藏策，就是希望继续深究影像本体问题。去年我主编的那本以摄影批评家的访谈为主体的《像说》，主要强调的是影像回归本体的重要性。责任编辑王妍峰总结得很好，刘树勇从影像本体出发，以“刀子的制作和用处”这样绝妙的比喻，阐释了摄影本体是语言而非功用的道理；李树峰从影像语言的角度，揭示了影像制造中“学术方式”和“诗性表达”的两条路径；而藏策则以语言符号学的方法切入影像，用能指与所指、本义与转义等概念，破解了“内容”与“形式”之谜，分析了影像语言的编码规律以及心灵与影像之间的话语深层关系。研究摄影语言，确实需要语言学的理论方法，这样的深层研究需要继续下去。

一、本体与功能：摄影之道与摄影之用

1、“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

王征：

《像说》出版后反响很好，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于是我想再编一本书，一本能在《像说》的基础上更为深化解析影像语言的书，于是就开始了这本《非像说》的编辑和对你的再次采访。之所以起名“非像说”，就是想在讨论影像的本体语言时，从更加多维的视野切入，像可以是非像，说也可以是非说。这本书只想成为一个有关人们思考影像本体问题的思维触点，引发大家更加深入的去思考。

藏策：

    《像说》里我的那个访谈，也就是《能指是第一性的》，现在看起来，也只是开了个头，还有许多都没有谈到。我在那个访谈里，突出强调了摄影的本体语言，同时厘清了摄影与现实，以及心灵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那个访谈最重要的价值所在。上次没谈到的，我们这次接着聊……

以前的摄影理论研究，总是把摄影和现实过于紧密地绑在一起，认为摄影就是对现实的记录，忽略了摄影本体自身的价值，也忽略了摄影与心灵之间的重要关系。在这样的观念下，摄影的路自然会越走越窄。好在现在摄影界的很多有识之士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强调摄影本体已经开始成为一种共识。前些日子我去参加一个研讨会，吃饭的时候和那日松、蔡焕松、唐东平、金宁等朋友聚在一张桌子上……席间那日松就说，以前的摄影理论和批评，总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和批评摄影，而没有从影像本身去研究和批评摄影，这样下去不行。摄影界最需要的是从影像本身去研究和批评摄影……

那日松提到的问题，在文学界被称之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以前文学界也都是用社会学方法去研究和批评文学，也就是都在搞“外部研究”而缺少“内部研究”，后来大家发现这样下去不行，于是开始提倡文学的“内部研究”了。代表了文学“内部研究”最高成就的，是西方的形式主义理论。我以前搞的语言符号学，就是西方形式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流派。可我后来越来越发现，形式主义那套理论，局限性也是很大的，文本并不能说明一切，“陌生化”的也并不一定都有价值。形式，只有和心灵密切相关时，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于是我提出了“心灵的能指”的理论假说，也就是说：形式只有在作为心灵的能指时，“陌生化”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这些都是我上个访谈里的重要内容。

其实以前也有把形式与心灵结合起来研究的，成就最高的，就是以弗莱为代表的“神话——原型批评”【注1】。弗莱从神话学研究和荣格的“原型心理学”研究中获得灵感，于是在文学文体和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原型之间，建立了一种理论上的联系。可惜他建立的这种联系太僵化了，几乎成了可以一一对应的公式。人类的心灵怎么可能如此机械呢？再说，人的潜意识，不只是集体无意识，还有个人无意识，而且每个人对心理原型的偏重也不一样……但也正因为每个人的心性不一样，所寻找的能指也不一样，文艺才会丰富多彩。其实在人的心灵方面，东方文化比西方文化博大精深得多，就连荣格的原型心理学，也是从东方佛学中得到很多智慧的。所以我最近提出“元影像理论”，追求的就是东方文化的最高智慧，是用东方文化对西方理论的“再阐释”。以前都是用西方理论来“再阐释”东方，最早如王国维用叔本华理论来阐释《红楼梦》，以及后来所有用精神分析理论、叙事学理论等等阐释中国文本的，都是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东方的……这次要反其道而行之，要用东方文化的智慧来阐释西方理论。当然，这样做的前提不是强调东方文化优越，也不是强调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异”，而是强调东西方文化在人类最高智慧上的互补性，是强调“同”的。实际上，如果没有西方理论，我们根本就无从发现东方的智慧。恰恰是西方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反观东方文化的视角。像解构主义理论，其实就证明了“一切有为法皆梦幻泡影”……而“类象理论”则证明了“色空”……更有趣的是老子的《道德经》，我发现和索绪尔《普通语言学》在深层原理上竟然不谋而合。

王征：

    老子学说的核心就是道，道便是本体。你一上来就把话题谈到了这样的高度，对我有压力，我毕竟是一个影像实践者，没有受过系统的理论训练，用经验性的感性判断说事，缺乏严谨学理背景下的逻辑分析。好在有你，你来说道理，我也谈谈感受，就像唐东平说的那个“整理箱”的概念，把你的“元影像理论”和其他的已有智慧，放在一个箱子里归位整理。这让我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摄影界讨论过的一些问题，也触及到了那个时代对摄影本体的认识，比如对主体意识的讨论，曾强调过摄影者（主体）应该参与对客观现实（客体）的评价等等，今天看应该还是属于一般实用的范畴。那时候谈人性都很危险，更别说谈什么人的心灵了。

藏策：

    心灵的问题，现在也已经引起摄影界的反思了。你知道，我和蔡焕松、唐东平作为摄影指导，参加了一次新疆创作团的拍摄。在十天的时间里用“元影像理论”指导团员们的实践，目的也是想实地检验一下“元影像理论”的实际应用性。结果实践证明效果十分理想。创作团的作品在798展出时，朱宪民朱公来了，他的题词是：“让影像回归本体 让影者找回本心”。他还讲了自己在国外参观影展时的感受，他说：那是个回顾展，布勒松入选的片子也只有一张，不是那些拍摄社会问题的，而恰恰是那幅《我给爸爸买啤酒》。揭示人性触及心灵的照片，才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国内的摄影人该好好反思一下了……

朱公是老一辈的纪实摄影大家，他的话很具有代表性。中年的纪实摄影代表人物，比如你，还有四川的李杰，“陕西群体”的代表人物胡武功、潘科、李胜利……等等，都已经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所以我觉得《能指是第一性的》之所以被关注，其实和国内摄影界今天的普遍共识有关，从“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从“关注现实”到“关注心灵”，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诉求。

王征：

    确实需要回到影像本体的“内部研究”，从“关注心灵”中寻找影像的多种可能性，把“影像之道”和“影像之用”分开。

         （待续。全文近5万字，系《非像说》一书之首章，稍候将陆续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