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先秦时代，中原地区与江南、东南沿海及岭南的往来就见于记载了。周公摄政时期，岭南的越人曾献白雉于周室；《逸周书》记载“成周之会”，广西的骆越人曾献“大竹”、“翡翠”给周成王，“越席”、“越骆之菌”已饮誉中原。想必当时中原与江南、岭南是互为往来的。春秋战国时代，长江流域和岭南主要是楚人和越人的天下，楚国经过吴起变法而强盛，“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4]。《逸周书·王会篇》云：苍吾之地产翡翠。苍梧在今湖南、广西之间，有苍梧山、苍梧渊，同时，也作为部族和地区之名，苍梧山就在平乐、肇庆之间。解放后，广西平乐银山岭发现战国中晚期墓葬出土的器物都具有楚文化的特点，有些铜戈兵器上还刻有楚国境内的地名，如：“江”，指江国，位于今河南省息县；“鱼”，即庸国，位于四川奉节县东；孱陵，今湖北公安县[5]。这些器物显然是由楚国内地带到岭南的，广东肇庆市北岭松山也发现葬式和出土器物特点与长江流域出土的楚文化相同的战国墓葬。广东清远、四会、德庆、肇庆、始兴、罗定等地，广西恭城、平乐、宾阳等地都曾发现了大量的春秋战国墓。这些墓葬都具有中原地区商和西周墓葬的特点，特别是具有明显的楚文化特征，而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则兼中原和地方特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批墓葬在空间上的分布，大致在五岭南北两侧的河流沿线，岭南主要分布在西江水系的北面支流，北江水系的东西几条支流。表明岭南地区和中原文化的交往是沿着南岭山地的河谷而进行，这些河谷正是历史上的过岭通道。公元前355年楚灭越，有越人走避丹阳，更姓梅。后秦灭六国，梅氏从江西豫章（今南昌）南逃，逾大庾岭入南雄，在浈水岸边筑城，奉其王居之，史称：“梅将军城”，以扼大庾岭道。故，后人又称大庾岭为“梅岭”[6]。大庾岭横浦关道是江西、广东之间最重要的一条交通线，它在秦统一前就存在了，广州东面的增城战国遗址发现与河南信阳楚墓出土物相似的铜刻刀，也反映中原文化有可能由江西传入岭南。不过，从历史记载看，正式开通中原与东南沿海和岭南的交通道路，加强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还应该始于秦汉统一时期对南方的经略与开发。

五岭与过岭的交通

“五岭”一词首见于《史记·张耳陈余列传》：秦“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淮南衡山列传》：秦始皇“使尉佗踰五岭攻百越。”《汉书》所记略同，前史文献虽提及五岭，但没有具体指明五岭的位置。今日的“五岭”，指南岭山脉中五座著名的山岭，即大庾岭（位于今江西大余县、广东南雄县交界处）、骑田岭（位于今湖南宜章县、郴州市交界处）、都庞岭（位于今湖南省永州市道县、江永县交界处）、萌渚岭（在今湖南江华县西南与广西贺县交界处）及越城岭（在今湖南新宁、东安县与广西全州县交界处）。今天的五岭是否就是《史记》、《汉书》记载的五岭？实际上五岭在历史时期有过不同的指代。

秦代的五岭的具体所指比较模糊，后人甚至以五岭所在的县治来指称。《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四记载：“秦南有五岭之戍，谓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县也。” 大庾县始置于隋，故这秦朝五岭之戍，除大庾为山岭名称外，其余的四岭无具体所指，仅以所在四县笼统称之，或四县境内各有同名四岭，设县之时，皆以岭为名。由此观之，秦代五岭的范围，已经东至闽粤交界的南岭余脉揭阳岭，较汉代五岭相对宽泛。汉代的五岭：始安的越城岭道、临贺的萌渚岭道、桂阳的都庞岭道、骑田岭道，以及原有的大庾岭道，可谓名至实归，其名号在汉以后固定下来，未再发生变化；五岭的具体位置，除都庞岭外，亦未发生变动。汉代都庞岭的位置，至迟在唐代发生了变动。今日的“五岭”实际上是沿袭了唐代的五岭说。

五岭为什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指代？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一云：“自秦世有五岭之说，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周氏以过岭通道来解释五岭的办法虽然比较独特，却并非首创。《晋书·地理志》：“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峤，时有五处，故曰五岭”，《通典》记载亦同。《元和志》、《晋书》、《通典》都出自唐人笔下，反映唐人的两种说法，五岭虽不能全指代五条“入岭之途”，但是却显示出五岭与过岭通道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南岭山脉东西横亘于今湖南、江西与两广的交界处，向东延伸至闽南。群山之中，或形成低谷走廊，或形成构造断裂盆地，或分水岭较为低矮而不难翻越，遂成为南北交往的天然孔道。这些通道旁边的山岭历来为世人所重，秦汉“时有五处”，五岭因以得名。

穿越五岭通岭南的道路定型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出兵平南越，开“新道”，设立南海郡、桂林和象郡。《淮南子·人间训》记载了秦始皇对岭南用兵的情况，“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镡城，秦县，位于今湖南靖州境内，镡城之岭即东南与始安（今广西桂林）相隔的越城岭，这一支军队在秦五岭最西面的始安县越城岭构筑要塞。九疑，亦作“嶷”，即九嶷山，位于汉桂阳县（今广东连县）北境，西连萌渚岭，这第二支秦军驻守五岭的桂阳县九疑山塞道。番禺，秦县，治所在今广州市仓边街附近，这第三支秦军越过五岭，直插番禺。南野，秦县，位于今江西南康县章水南岸，南临大庾岭，这第四支秦军驻守在大庾岭界口。余干，秦县（今江西余干县），余干之水即今鄱阳湖东南的信江，这第五支秦军于信江边集结，准备由闽越迂回。秦朝当时整治的新道自西向东有四条：始安的越城岭、临贺的萌渚岭、桂阳的都庞和骑田岭。汉代这“五岭”通道便被固定下来。

这四条新道具有如下特点：一、均利用早期过岭道路重新修筑而成，四条新道是秦军南进的路线；二、过岭道路为南岭山脉的隘口，即所谓的“五岭峤道”[7]；三、道路经过的分水岭两侧均有江河连接，是以水道为主的水陆交通线。新道筑成后，从关中经汉水顺流下长江，分别转赣江和湘江，逾岭南后可直取番禺。汉、唐、宋、明时期越岭之道一再整修，现将五条道路分述于下：

　　越城岭道（湘桂道、灵渠）

此道由汉水、长江入湘江，溯湘江至全州；湘桂走廊的北面是五岭之越城岭，全州至兴安段地势较低，只有兴安严关乡一段十几里长的旱路。所以，秦朝付出三年的代价使监禄开凿灵渠，沟通湘江与漓江，“北水南合，北舟逾岭”，经兴安县灵渠入漓江，顺流南下，入西江，中原人从此可以荡舟岭南。《岭外代答》卷一载：“桂林城北二里，有一坵髙数尺，植碑其上曰桂岭。及访，其实乃贺州实有桂岭县，正为入岭之驿。全、桂之间皆是平陆，初无所谓岭者，正秦汉用师南越所由之道。桂岭当在临贺，而全、桂之间实五岭之一途也。”又卷十：“湘水之南，灵渠之口，大融江、小融江之间，有遗堞存焉，名曰秦城，实始皇发谪戍五岭之地。”

越城岭道系由湖广南下两广最便利的路线，也是翻越南岭最主要的水路，不过若由此路去广州，尚嫌迂远。西汉初，平南越赵佗，任用两个降汉的南越将领为“戈船将军”和“下濑将军”，一路沿漓江下梧州，另一路由零陵南溯潇水，沿贺江而下。可是，这二路兵未到达之前，南越已经被由北江南下的汉军平定了[8]。

越城岭道自秦汉以来一直是湖广与广西联系的过岭南北交通干线。从广州出发，需沿西江西行，过端州、康州、封州、梧州、富州、昭州，可至桂林，再沿灵渠经永州、衡阳，与桂岭道、骑田岭道相会，若至长安，全长5040里。该线沿途，没有大的险阻，又尽可能地利用水路，所以在五岭西路交通中保持着最重要的地位，是岭南漕运的主干道。由灵渠维系的湘漓水道，后代屡有修缮。

　　萌渚岭道（桂岭道、谢沐关道）

此道沿湘江上溯至湖南永州（零陵）后，与越城岭道分途，再沿潇水上溯；经湖南道县、江永，越过萌渚岭隘口，到达广西的贺县。秦朝设置临贺县，遗址在今贺县东南。由此沿贺江顺流而下，至广东省西江沿岸的封开县江口镇，便可以顺西江而至广州。这条道路的优点也是有两条源头很近而南北分流的河：潇水与贺江。萌渚岭，又名桂岭。南越国赵佗曾在桂岭设防，汉高祖刘邦派陆贾出使南越说赵佗，即从桂岭取道。汉武帝平定南越以后，在荫渚岭与都庞岭之间设置谢沐县（今湖南江永县西南），目的就是控制这条通道，后称“谢沐关”。北宋时，潘美伐南汉，岳飞镇压广西少数民族起义，均经谢沐关由此道入岭南，所以，一向被视为“岭口要路”。

　　此路从广州出发，沿西江至封州，北上贺州，改陆行，越荫渚岭至道州，可以与桂阳峤道相会。至长安，全程4215里。

骑田岭道（新道、湟溪关、阳山关道）

此道自湖南衡阳沿耒水上溯，经秦耒阳县，至郴县（今湖南省郴州）；由郴县转旱路，西南行，经兰山县，南至汉桂阳县（今广东连州市）；或南下坪石，再西南行，经星子也可至广东连县。这段陆路没有崇山峻岭，进入广东连州后，可利用洭水（今连江）、北江水路直下广州。这段道路稍有险阻的地方是九嶷山和骑田岭，《淮南子·人间训》载秦“一军守九疑之塞”，九嶷山在今湖南宁远县。以前，此地没有道路，秦朝开辟了“新道”。秦代在洭水沿线尝设湟溪、阳山、洭口三关，赵佗割据时曾派军守阳山关（今广东阳山县北骑田岭口），防汉军南下，被西汉伏波将军路博德攻破。1972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初年的三幅地图，绘有桂阳（今广东连县）、南平（今湖南兰山）、营浦（今湖南道县）、泠道、营道（均在湖南宁远县境）各县和道路水系。这些地图可能是为平南越而制作的，说明西汉初年这里是过岭的主要交通线之一。唐朝政府很重视过岭水陆通道的建设，由官府主持，地方富户、豪族自发修建。唐文宗大和初年（828），连州刺史蒋防发动民工，对连江楞伽峡谷进行了整治，使连江的水运大为改善。

从广州沿北江上至清远，在浈阳峡附近西折入洭水上溯，经阳山、连州，越骑田岭过郴州、潭州走荆襄至长安，全程4555里。

东汉以后这条“新道”又做过局部改造。东汉章帝建初八年（83），大司农郑弘奏事请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成常路”[9]。

零陵、桂阳峤道

此道即东汉郑弘奏事所开，北段与桂岭道相同。从湖南永州（零陵）沿湘江枝流潇水上溯，至道县，与荫渚岭道分途；在萌渚岭与九嶷山之间穿行，东至汉桂阳县（今广东连州市），再由连江顺流而下，沿北江而抵广州。实际上等于把“桂岭道”的北段与“新道”的南段连起来。唐以前这条路使用最多，因为岭南可以凭借北江、连江水途，岭北也可利用潇水、湘江、洞庭、长江、汉水水路而与荆襄之间的南北通道相连，然后经武关、商山、兰田路直入关中。由于零陵、桂阳峤道中途的旱路不必横跨过多的南北向溪谷，比新道（骑田岭路）更便捷，所以，成为后世湖南与广东之间常选用的道路。

　　另外，由郴州本可以直南至坪石，顺北江上游武水而下，但是穿过大瑶山至乐昌的武水水路，滩多流急，险恶不可名状。武水，古名虎溪，形容其水急崖陡，唐朝避帝祖讳而改。武水两岸皆红砂岩形成的丹霞地貌，岩石风化严重，容易崩塌，故此水路古代不常使用。20世纪京广铁路修通后，坪石至乐昌段一直是单线，而且经常因塌方而受阻，直到90年代穿越大瑶山的隧道贯通，情况才好转。以后，元、明两代多次疏凿武水，这段道路才渐渐有人使用，但终归水运不便，经济价值不大。元朝的湖广行省不统辖广东，而是包含湖南和广西，也反映当时通岭南的道路不走今天的京广铁路线郴州至坪石、乐昌、韶关段。

大庾岭道（横浦关、梅岭关道）

此道由南昌、吉安、赣州，越大庾岭至南雄、韶关，是维系赣粤的常用通道。江西境内有赣江所资，广东境内有北江水道可以利用，沿途没有大的险阻，惟赣江上游章水与北江上游浈水之间被大庾岭分隔。大庾岭，古称“塞上”，汉武帝时，南越人击败韩千秋“使人函封汉使节，置塞上”，即将汉使的头颅装在盒子里，放置在岭口分界处。前文曾提到秦末有梅氏筑城扼岭口，称“梅将军城”，秦代改称为“横浦关”，宋代置“梅关”，所以大庾岭又称“梅岭”。为东北—西南走向的花岗岩断块山，平均海拨1000米左右，山体不宽，分水岭长仅40余里，所以大余县西南的“梅关”隘口早就是一条沟通赣南粤北的重要通道。《淮南子·人间训》载秦朝分五路平南越，“一军守南野之界”即大庾岭。20世纪70年代，这一带发现过几千件秦代铜制兵器可以为证。史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遣楼船将军杨濮讨吕嘉，“出豫章，下横浦为正兵”。南朝时，梁陈霸先讨侯景，也是由江西入南雄、始兴，下浈水，入北江而最先得手。因为水军可以运辎重，循小路的奇兵是偏师。

　　大庾岭道在唐玄宗开元四载（716）冬十一月，又经张九龄重修。见其所撰《开大庾岭路记》记载：“初，岭东废路，人苦峻极，行径寅缘数里，重林之表，飞梁嶫峨，千丈层崖之半，颠跻用惕，惭絶其元。故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张氏“缘磴道，被灌丛，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险之故”。路修成后“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转输以之化劳，高深为之失险。”[10]

　　北宋仁宗时，蔡抗、蔡挺兄弟分别作广南东路转运使和江南西路提点刑狱，乃相与谋，分别由南北对进，再次重修大庾岭驿道。“课民植松夹道，以休行者”[11]。

　　唐、宋皆以广州为市舶开放口岸，重点修整梅岭关道路，说明赣粤之间的这条过岭通道是最重要的路线。这条路线岭南、北都有水路，可以将长江、珠江水系及运河衔接起来，为南海百货直输京师提供了保证。《新唐书·食货志》二记载：赵赞“请于两都（指长安、洛阳）、江陵、成都、扬、汴、苏、洪诸州置常平，轻重本钱，积米、粟、布、帛、丝、麻，贵则下价而出之，贱则加估而收之。”此八处城市皆著名经济都会，其中洪州地位的上升，就在于过岭通道经由南昌。在长江中下游一节，曾提到唐代洪州聚居不少腰缠万贯的胡商。这些西亚、中亚商人在中国境内的分布反映了中外贸易文化交往的线路，所以，大庾岭通道也是一条国际交通线。虔州（今江西赣州）是江西南部重要的水陆枢纽，此城的城垣规模还包留着唐、宋旧制，说明她的发展是在唐宋时代定型的。宋代虔州设造船场，日成一舟，率以为常。苏东坡、文天祥、辛弃疾都曾在虔州城头掇步赋诗。元代设江西行省，南界包括广东，也反映广东与北方的联系多经过江西。

过岭诸道并非一次开通，而是随着历史的进程逐渐被开辟；并且，在不同的时代，过岭诸道的轻重地位又是不同的。探讨五岭具体位置的变动原因，正应从这一思路出发，考究五岭通道地位的变化与五岭名称变化的互动关系。不同历史时期入岭南道路频繁程度的变化受北方政权中心位置在关中，还是东部平原；与交通者走陆路，还是走运河也有一定的关系。(来自:北大历史系李孝聪教授:《区域历史地理网上讲义之五》第六章  岭南地区：粤、桂、海，第二节)

参考书：

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司徒尚纪《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广府  客家  福佬民系比较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