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书是专供人们查询知识信息的重要文献,极具科学性、实用性,在学术研究和社会管理中,不可或缺。中国历史悠久,人文荟萃,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地名纷繁复杂。追根溯源,考据论证,“历史地名”成为一门边缘学科和颇具内涵的学问。由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史地研究室主持,史为乐主编,汇聚全国几十位专家学者通力合作共同参与编纂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历经20余载,八易其稿而成。全书分上下卷,700余万字,共收词目七万余条。该书不仅对地名的由来和含义尽可能根据史料作出解释,还注意吸收最新考古发现和学者研究成果,反映最新学术水平,并纠正了以往同类工具书中的许多错讹。《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是团结协作的产物,是当代最具权威性和学术水准、资料最全的史地工具书。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的编纂出版,是文化史地界一项大工程。该书收词范围广,时间断限长。时间从远古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词目来源遍及先秦典籍、历代正史地理志、全国总志、各地重要地方志以及近现代史、革命史的众多著述和浩瀚的史料典籍。释文征引有据,力求用第一手资料,找出地名的最早出处。注重地名语源的阐释,对于地名的由来及含义尽量追本溯源,作出解释。对于难于确证的,决不臆断。地名定点务求精准,讲清地名在今市县的具体方位及里距。实在难以精确定点的,一般指出概略方位,不遽下断语。该书编者深知,查对第一手资料对于提高该书的质量、避免出现不应有的错误,是非常重要的。要找出地名的最早记载,需要查考大量的史料,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更需要有过硬的史学功底。参加编撰工作的老专家和年轻学者,各有学术专长。他们数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辛勤工作,使该书在规模和质量方面,都达到了“当代之最”。
这部大辞典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广泛好评,荣获郭沫若史学奖和首届政府图书奖。读者普遍认为,这是近年出版的较有影响的大型学术著作之一。不论是搞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还是大专院校的师生,或是从事各种工作的知识分子,都赞扬该书方便、实用。
为把这部大型工具书增订、修改得更好,经得起时间检验,更加方便读者使用,编者又经过数年的努力,新增重要条目逾千条,大幅改动和调整的条目四五千条,改正书中的错误成千上万,使原书有了一个新的面貌。
兰州大学教授刘满先生,是西北地区著名的地名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治学严谨,孜孜以求,潜心研究,他撰写的许多有关古代地名的著作和研究考证的成果,被吸纳、引用,改写了大辞典中的许多重要词条,有的新增,甚至重写。《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增订本《前言》中,有一段话,彰显他的治学精神和研究成果。特转摘如下,以飨读者。
兰州大学刘满教授对西北地区古地名深有研究,他的《河陇历史地理研究》一书不仅广泛搜集、悉心研究古今文献资料,而且不避山高水险,亲临现场进行实地考察,所以得出的结论往往不能不令人折服,其中对凤林津、凤林关、凤林县的研究就是一例。一些权威著作大多认为,凤林关在今甘肃永靖县西南炳灵寺石窟黄河南岸附近,但刘满教授通过实地考察认定,炳灵寺石窟对面的黄河南岸附近之地是一个无路可通的地方。按《水经·河水注》的记载:河水“又东北流历研川,谓之研川水,又东北注于河,谓之野亭口”。“银”即“研”之转音,研川即今甘肃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东银川河。所谓野亭口或野城口,或者冶城口,即银川河入河口的寺沟峡下峡口。他不仅引述了《水经注》中关于今寺沟峡的记叙,而且引用了上世纪50年代冯国瑞《炳灵寺石窟勘察记》的有关部分,说明寺沟峡以下一段黄河流经峡谷之中,黄河北岸是无法东西穿行的。而且这里水流十分湍急,黄河南北也是无法摆渡的。所以他认定只有银川河入河口东的俺哥集(已没入刘家峡水库),才是适合津渡之处。历史上的凤林关、凤林县、凤林津只能是设在这里。加之冯国瑞《炳灵寺石窟勘察记》又指出:“唵哥集是个富有历史意义的集市,河边巨石上刻‘凤林关’三字。在古代河上是有桥梁的。”并说:“唵哥城跨河南北,遗迹犹存。”这几乎令人没有怀疑的余地。因此,在本辞典修订时,不仅改写了“凤林关”条,还增补了“凤林津”和北魏“凤林县”二条。
刘满教授对唐会州治所及唐代会宁关、乌兰县和乌兰关的位置的研究是对古代交通史的一大突破。关于唐会州治所会宁县的位置问题,国内一些权威著作都认为,唐会宁县治在今甘肃靖远县城关。而中国历史交通地理权威严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图考》中指出:“唐之会州当在今陡城堡地区”(即今甘肃白银市平川区水泉镇陡城堡一带)。刘满教授正是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紧紧抓住唐代重要典籍《元和郡县图志》关于会州州治会宁县与黄河的关键记载:“黄河堰,开元七年,河流渐逼州城,刺史安敬忠率团练兵起作,拔河水向西北流,遂免淹没。”经过实地考察,他发现今陡城堡古城所处的位置与唐会宁县的情况十分相像,最终提出唐会州州治在今白银市平川区陡城乡陡城堡古城说。
而与唐会州治所紧密相关的又是唐代的会宁关、乌兰县和乌兰关的位置问题,因为《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书都记载了会州与会宁关、乌兰县和乌兰关之间的方位、里数,所以唐会州治所会宁县位置的确定,对于考定这几个地名的位置关系很大。国内一些权威著作因为将会州治所定在今甘肃靖远县城关,加上历来对文献中记载的会州与会宁关、乌兰县和乌兰关等地的方位理解有误,所以做出了一连串的错误结论,将会宁关、乌兰县和乌兰关定在今甘肃靖远县西南七八十里、远离黄河的高山上。而严耕望先生明确指出,乌兰关与会宁关“度其今地当在景泰县地区,黄河大弯曲处。乌兰县关盖在景泰县治东不远,会宁关则在河之东岸也”。而且说:“会宁、乌兰两关相距四里,夹岸并置,中为津渡也。”(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2册第415页)。正是因为严先生提出了在今景泰县地区黄河大弯曲处这一说法,纠正了当代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失误,刘满教授才得以提出唐会宁关在今甘肃靖远县北双龙乡仁和村的北城滩村古城遗址说,而且提出了乌兰县和乌兰关位置的新说。刘教授在严耕望先生研究在基础上,加以进一步的探讨,并经过实地考察,认定乌兰县和乌兰关在今景泰县东五佛乡沿寺东南黄河转弯处。而据《太平寰宇记》卷37会州的记载,乌兰县和乌兰关应在“会宁关西南四里”,历史上的一则错案才终于获得解决。为此,我们这次对辞典的修订,不仅改写了会州、会宁县、乌兰县、乌兰关及与之有关的会宁防、会宁镇、西会州、粟州、会宁郡所处的地理位置,还增补了“乌兰津”一条。
关于大震关,有的说在今陕西陇县西北陇山东坡,又有的说在今甘肃清水县东五十里陇山西坡,甚至还有的将这两种说法兼收并蓄加以调和。刘满教授在《大震关考辨》一文中对不同说法的由来进行了认真的清理,指出大震关在陕西陇县西一说见于《后汉书》李贤注和《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都属早期记载,比较可信;而大震关在甘肃清水县东境之说则出于欧阳修的《新唐书·地理志》,成书较晚,不足信。而《方舆纪要》、《清一统志》等书依违两端,对以上二说加以调和,也不足取。他在辨《新唐书·地理志》大震关之误时,还根据《旧唐书·宣宗纪》的记载指出,唐大中六年(852)陇州防御史薛逵主持大震关迁徙时,在给皇帝的奏章中讲得很清楚:故关位于“汧源西境”。
汧源县治所正是今陕西陇县。薛逵当时任陇州防御史、秦州刺史、天雄军使。兼秦、成两州经略使,而且又任陇州刺史,他对秦、陇二州的情况,当地的关防屯戍等要害之地应当是非常清楚的。《唐会要》中还收录了薛逵主持大震关迁徙时的奏章,说到“谨画图进上”。而皇帝的敕旨中也说:“薛逵新置关城,得其要害,形于图画,颇见公忠,宜依所奏。”这些都是当时的第一手资料。应当是最有说服力的。所以有关“大震关”条,我们也根据刘满教授的意见作了修改。
再如,关于唐临潭县及洮州故址的研究也是一个长期困扰人的一个问题。唐代的临潭县,旧为洮阳城。北周时于此置美相县,并置洮州治此。隋大业间改洮州为临洮郡,唐初复改洮州,后又改为临洮郡。著名的《哥舒歌》中“至今窥胡马,不敢过临洮”,就是指的这个地方。但唐临潭县故城究竟在何处?有些权威著作如《中国历史地图集》,一些地名辞典或历史地名辞典,还有新《辞海》等,都认为在今甘肃临潭县。本《辞典》虽然点明了隋唐洮州、临洮郡治所美相县所在的洮阳城在“今甘肃卓尼县西洮河南岸”,但又加了一句:“一说即今甘肃临潭县”,仍让人无所适从。为什么会这样?这说明我们对唐临潭故城只有一知半解,还缺乏真正的了解。刘满教授研究学问有个“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习惯,他先查阅《水经注》,见《水经·河水注》有“洮水又东流径洮阳曾城北”的记载,并不囿于“水北为阳”的惯例,坚信《水经注》的记载是真实的。又查《元和郡县图志》,《元和志》卷39记载北周保定元年(561)置于洮阳城的美相县“其城东、西、北三面并枕洮水”,同样说明故城在洮水之南。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他一直在苦苦搜寻,没有答案,就是这个故城究竟在何处?后来他在甘肃省博物馆一个内部刊物《陇右文博》1999年第2期上,看到甘南藏族自治州博物馆的樊维华写的《〈八棱碑〉与唐洮州临洮郡》一文,考定唐洮州治所在今甘肃卓尼县卡车乡的羊巴古城。此文不仅否定了地处洮水北十余里的临潭县故城说,也将唐临潭县城在洮水南岸的说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确定无疑地告诉我们,唐临潭县和洮州故城就在羊巴古城。这个结论与《元和志》记载的唐临潭县“东、西、北三面并枕洮水”的地形特点完全相符,而且城内所出《八棱碑》,其所刊文字直接证明了羊巴城即唐之临洮郡城。这样,问题终于得到解决,最后刘满先生写出《唐洮州治所位置考》一文。我们根据刘满先生考证的结果,对唐临潭县及其有关的洮阳县、美相县、洮州、洮阳都、临洮郡等辞条都一一进行了修改,有的甚至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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