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燕京大学期间石泉照…)

1938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课业上受到洪煨莲、聂崇岐、翁独健、侯仁之等先生多方面的教诲和启迪，特别是在史料学与历史地理学方面受益较深。1941年2月，石泉离校去大后方，曾在江西兴国县“南昌豫章中学”任教一年，与学生朝夕相处，感情交融，奠定了愿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的志趣与信心。1942年9月，回到刚刚在成都复校的燕京大学，继续学习。 

(石泉教授： 1944年夏，在徐中舒先生指导下，我完成了本科毕业论文《春秋吴师人郢地名新释》。这篇论文通过对《左传》所记20几个相关地名逐一考订，重新定位之后，对于吴师入郢的军行路线和楚昭王奔随的途程，得出了与流行说法全然不同的新解：最后归结于楚郢都只能在今宜城县南境蛮河以北、汉水中游西岸的宜城平原上，而非如流行说法所云，在长江北岸、今江陵县北，从而打开了本课题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画面：迭入《先泰史研究》论文集，翻至《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

石泉的这篇论文后经充实加工，在1987年改以《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为题，发表在中国先泰史学会主编、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先泰史研究》论文集中。

(画面：燕京大学，成都燕大期间石泉照，陈寅恪先生照)

(石泉先生讲话要点：与陈寅恪先生的关系，所受影响)

(石泉教授：1944年秋，我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成为陈寅恪教授指导下的硕士研究生。在学习和兼任陈先生助手期间，受到先生多方面的薰陶与教导，陈先生那种高瞻远瞩的学术眼光和扎实谨严的功力，特别是善于从常见史料中引出人们意想不到而又理所当然的新问题、新见解，都对我此后的治学态度与方法有着极大的影响。)

在陈寅恪先生的指导下，石泉于1948年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的中国政局》。这是陈先生所指导的唯一一篇近代史方面的学位论文，全文立足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对甲午战争中国残败的内政方面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画面：石先生手持《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一书，说：这本书是我五十年所写的那篇硕士论文…)

是的，在燕京大学就读期间，石泉积极参加民主运动，成为校内一个有影响的核心团体的领导人之一，因此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1948年的夏天，石泉的硕士论文《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的中国政局》刚刚完成，国民党政府就在北平发动了“8．19大逮捕”，石泉的名字则在“大逮捕”名单的前列，属重点逮捕的对象。在师友的掩护与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脱身进入华北解放区，入华北大学政治班学习。

(画面：《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推近，翻开：刘桂生序，论文正文…；接社会反馈…)

原以为这篇论文从此会石沉大海，却原来在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后却由北京大学图书馆所保存了下来，并在五十年后由三联书店出版，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

(空镜)

1949年2月，石泉重返北平，任军管联络员，参加接管研究机关的工作。先后在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教育部、高教部任职。1954年2月调来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

(画面：武汉大学，历史系，石泉教授，论著…；在解说过程中可穿插地图说明，也可由石先生讲解…)

来武大后，石泉教授在教学之余，重新开始了荆楚历史地理的研究工作，相继发表了《绿林故址考》、《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初考》等论文。

(石泉教授：前人对荆楚历史地理的认识，对一个以古郢都、江陵地望为核心的牢固、庞大、完整而又矛盾层出的体系，因此，必须从总体上对一系列相关的地名进行全面探讨、重新定位，才能使新解逐步确立，从而得出有关古代荆楚地理的全新而又符合实际的认识。)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困难处境中，石泉先生也没有停止探索。文革结束后，他的学术生涯进入了新时期，很快地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画面：石泉教授写作，著作，迭入《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

1979年发表的力作《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否定了那些坚持认为古代只有长江才能称“江”并据此认定古郢都、江陵及相关城邑所临之“江”必是长江的错误论调。

(画面：迭入《楚都丹阳地望新探》)

1982年发表的《楚都丹阳地望新探》，提出了楚国早期都城丹阳最初可能在陕西商县丹江上游北岸，后来顺流下迁到豫西南淅川县境丹水之阳，而不在鄂西秭归或枝江的看法，从而加强了楚郢都在汉水中游宜城的证据。

(画面：迭入《齐梁以前古沮、漳源流新探》)

同年发表的又一篇重要代表作《齐梁以前古沮、漳源流新探》，全面考订了古沮、漳二水的发源地、流向、沿途几个城邑的地望、下游的摆动及最后入汉水而非入长江，指出古沮、漳即今南漳、宜城境内之蛮河流域，并非今之沮漳河。从而进一步推证：位于古沮、漳下游的古郢都、江陵城必然在今宜城南境的平原上。

(画面：迭入《关于“江”和“长江”在历史上名称与地望的变化问题》、《古代曾国一随国地望新探》、《古竟陵城故址新探》、《楚都何时迁郢》、《楚都丹阳及古荆山在丹淅附近补证》、《先秦至汉初“云梦”地望探源》…)

石泉教授还发表了《关于“江”和“长江”在历史上名称与地望的变化问题》、《古代曾国一随国地望新探》、《古竟陵城故址新探》、《楚都何时迁郢》、《楚都丹阳及古荆山在丹淅附近补证》、《先秦至汉初“云梦”地望探源》等系列论文。

古荆楚地名的重新定位，使石泉教授对荆楚历史地理提出了自成体系的独到见解。

(石泉教授：先秦至六朝时期的一系列重要城邑、山川、湖泊位置井非如传统说法分布在长江边，而当在汉江中游地区。南朝晚期梁、陈之际，由于本地区局势动乱，地名位置和政区兴废发生了很大变化，造成了一系列地名由汉域迁往长江两岸的情况。而这一时期的文献材料特别缺乏，以致唐、宋以后直至近代的大多数学者误以隋唐以后的地名位置，套用于齐梁以前同名异地的城邑山川，从而逐渐形成了与实际相违的误解，导致楚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地区所在，以及长江中游地区开发层次及其规律等问题上，留下了不少难解之谜和误证。)

石先生所著《古代荆楚地理新探》一书，试图为解答此千年迷雾提出了一些新解，可能为今后荆楚史地与楚文化考古研究从地理上打开新的突破口，而且相应地对历史地名学的发展、当前长江中游经济区的开发建设以及湖北地震带的历史定位等也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参考价值。

(画面：《古代荆楚地理新探》、《古云梦泽研究》、《楚国历史文化辞典》书影，配合访谈翻至有关内容)

(石泉教授讲话要点：三大战役的构想，第一战役的成果是《新探》，第二战役的成果是《云梦泽》，配合讲话映出有关画面；第三战役是关于武汉市历史地理研究的构想)

石泉教授关于荆楚历史地理的新的解说体系的核心，是认为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秦汉至齐梁江陵城，并非如传统说法在长江边今荆州境内，而是在汉水中游以西、蛮河下游今湖北宜都南境；与此相适应，古代荆楚地区一系列著名的山川城邑，如古荆山、景山、古沮漳二水、楚鄢都等等，也都在汉水中游西面的今蛮河流域及宜城平原上；古代著名的云梦泽也并不像今人所说的那样大，是一个跨江南北的大湖，而只是江汉平原的较小湖泊，不同历史时期的云梦泽也并不是始终于同一地点，而且同一时期也往往有不止一处被叫做“云梦泽”的地方，但通常只有一个较为著称。这些新解，触动了千年来形成的对古代荆楚地理传统解释的根本格局，因而遭到不少的反对和怀疑。但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与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石泉教授的学术观点逐渐得到不断增加的学者们的赞同与支持。…

(画面：石泉先生赴美讲学及从事外事活动照…)

1987年春，石泉教授应美中学术者交流委员会邀请赴美讲学，领受欢迎并获得好评。1988年11月中旬，由他与中外学者发起的在湖北召开了首次“楚国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

（石先生谈治学…)

(画面：石泉先生在下围棋，在唱京戏…；山川，武汉大学…)

石泉教授具有宽厚博大的史家胸怀。在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凭借着历史学家的洞察力，始终保持着昂扬向上的人生态度。

(武汉大学校长侯杰昌教授：石泉教授首先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本着科学的求实精神，悉心探索，并以严密的考证突破旧说，建立起一整套全新的解说体系，自成一家之言，在国内外学术引起广泛关注。…)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石泉教授治学严谨，知识渊博，文思清新，为人正派。

(石泉教授：学历史，要敢于说真话，这是“史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永远不会也不应该悲观失望。在历史长河中，经历过不少黑暗时代，但黑暗总会过去。从长远看，历史总是前进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不是一句无根据的话，而是几千年人类历史给我们留下来的启迪。)

(画面：石泉教授与青年学生，对联：“岂能尽为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岂能尽为人意，但求无愧我心”，石先生就是这样以自己的平凡、朴素而高尚的“师德”和“史德”，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无愧于良心，无愧于自己，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同时，他一直把辅导学生和青年教师的学习与科研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他甘为人梯，不惜花费大量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培养后人，使自己精心培育的这枝鲜花展示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彩。

说明：此稿是电视专题片的解说词初稿，摄制编辑时有所改动。电视片名改为《好山好水老来攀》，摄制完成后曾多次在武汉电视台和湖北电视台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