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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音

□申赋渔

在这个端午节之前，我一直认为嘉兴是文人心灵的栖息地。前后数十年间，这里竟涌现出文学史上那么多的大家，从王国维到徐志摩，从李叔同到丰子恺，从茅盾到张乐平——实在是应了“人杰地灵”的说法。然而这次来嘉兴，我却有了另外的感受。

登上烟雨楼的时候，天下起了小雨，南湖上龙舟赛已经开始了。数十条龙舟劈开水浪，箭一般地往前。击鼓的、划桨的、掌舵的，全随着奔放的鼓点，摇动着身子，绷紧了浑身的肌肉，把船划得像要贴着水面飞起来。这气势，这鼓点，让人的血很快就沸腾了。湖岸上观战人群的呐喊之声，惊天动地。“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谁会想到，在南湖竟能看到如钱塘江潮般的雄壮呢。

人与景，统一于刚勇热烈的气质，这气质与文人的内敛、儒雅无关，完全是属于铁骨铮铮的男儿。传说中，嘉兴的端午与忧愁忧思的屈原无关，而是史上最刚烈的人臣伍子胥的祭日。

伍子胥被奸臣伯嚭诬陷。昏庸的吴王夫差，竟赐了“属镂之剑”令他自杀。伍子胥悲愤难当：“我死之后，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悬挂在都城的东门上，让我看看越国是怎么打进来的。”伍子胥自杀了，夫差还不解恨，竟把他的尸体装在鸱夷革——马皮制成的皮囊里，抛进了钱塘江，让他死无葬身之地。这一天，是农历五月初五。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胥山，就在嘉兴的东南。而死去的伍子胥，依然满腔悲愤，常常“发愤驰腾，气若奔马”，乘着白马素车，在钱塘江中咆哮怒吼，冲锋陷阵。造成了冠甲天下的钱塘潮。他就是雷霆万钧、气势如虹的钱塘潮神。

人们理解这个发怒的英雄，并且敬重他。此后的每年端午，人们就用龙舟竞渡表达自己对英雄的追慕，用“迎伍君”的习俗，劝说上天为吴越之地再降奇勇之才。

也许是因为伍子胥忠勇之气的激荡，也许因为此地的人们千百年来的期盼，上世纪上半叶，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钱塘潮水最为壮观的海宁又走出了一位传奇的军事家。他就是被誉为“现代兵学之父”的蒋百里。

有人说，蒋百里曾经一个人两次打败过日本人。一次是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时，夺得了第一名，并把日本天皇的赐刀带回了中国。自此之后，该校把留学生与本国学生分开了，以免再发生这样的尴尬。第二次，是蒋百里为抗战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战略。

1937年初，蒋百里在他的《国防论》中提出一套高明的抗日军事理论：第一，用空间换时间，“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第二，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第三，开战上海，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线，即湖南、四川等地，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

爱国情操与忠勇之气，是薪火相传的。也许，这就是人们每年端午节隆重纪念先贤的目的和意义。这一精神，又为嘉兴谱写了另一个传奇。

被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称为“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兵力”的钱学森，是蒋百里的女婿。

蒋百里的三女儿蒋英，与钱学森青梅竹马。两人1947年结为伉俪。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决定回国。5年里，他经受了监禁、坐牢、审判。蒋英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与他同命运，共患难。1955年10月，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断努力，甚至不惜释放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高级将领作为交换——终于，钱学森回到了中国。

司马迁评价伍子胥说：“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蒋百里为抗战殚精竭虑，死而后已。钱学森，这位“两弹一星”元勋，晚年还为祖国的未来，发出“钱学森之问”。忠勇之心，一脉相承。文质彬彬的嘉兴，就这样，用他的端午，传承与滋养着一种至大至刚之气，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