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之辨

               --对奎因论证的证伪

摘要：哲学界最激烈最持久的论争莫过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了，20世纪实用主义家奎因对形而上学对第二类的分析命题提出质疑，试图以此消解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基础。本文重读经典，剖析奎因在论证上的偏颇之处：其一，混淆了定义与同义词之间的界限；其二，扩大了同义词的范畴；其三，错误地将词项同义的条件限定在满足“所有语境”的情况下，从而得出结论奎因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不构成挑战。

关键词：分析命题，同义词，定义

        On Account of Analytic-Synthetic Distinction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Quine’s challenge to the analytic-synthetic distinction by metaphysics, and holds that the fallacies of Quine in his argumentation can be recapitulated in three aspects: (1) Blurring the demarcation between definition and synonymy. (2) Over-generalizing the category of synonymy. Actually it is unnecessary to make two terms synonymous by definition; (3) Misunderstanding the condition of synonymy. Therefore a conclusion could be drawn that Quine’s argumentation does not pose any challenge to metaphysics.

Key Words: Analytic proposition, Synonymy, Definition

发表于重庆工学院学报，2007（8）

1.       引言

20世纪，美国伟大的哲学家、语言学家威拉德"奎因（Willard Quine）在其巨作《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针对命题有分析和综合之分的论断提出质疑，由此引发了哲学界的一场轰动，奎因也因此成为逻辑实用主义的开山鼻祖。我们承认奎因将实用主义的一些思想融入逻辑实证主义中，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后者之不足。但是奎因对语义理解性的偏差，导致其在论证上的偏颇。鉴于此，本文首先对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进行一番历时性地梳理，试图澄清一些错误认识。

2.      命题的提出

关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哲学时期。古典哲学家康德首先明确提出了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概念。在他看来，命题是描述客观世界或表判断的句子，或者说一个陈述句就是一个命题。而命题又可分为两类，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在《纯粹的理性批判》中康德指出，“分析命题是一些能赋予主词属性的陈述，并且这些属性都已概念性地（conceptually contained）包含在主词的概念之中。”¹根据康德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分析命题成立的两个充要条件：第一，命题必须以主词—谓词的构式出现。“主词”概念其实已经预设了谓词的存在，主词是命题陈述的对象，谓词是该命题的内容。因此任何一个完整的命题必须包含主词和谓词两个部分，如“一切事物都是广延的”中，主词“一切事物”与谓词“是广延的”构成一个命题的同时，又作出了一个判断。第二，所谓“概念性地包含”指的是谓词陈述的内容已经包含在主词之中，通过分析主词的概念就可以得到关于谓词内容的判断。例如，“没有一个未婚男子是已婚的”中的谓词“已婚”本身就概念性地包含在“没有结婚”这个概念中，不需要事实的验证，因此这是一个分析句。康德似乎对分析命题设定了严格的标准，但问题是这标准是否行之有效呢？

3.      命题的修补

某种程度上来说，康德对分析命题的定义有些狭隘，因此招致众多的非难。比如“Mary sees something she herself notices”，或者“The storm destroys those it itself ruins”这两个命题都属于分析句，因为对它们真假的判定不需要依赖于现实，可以通过逻辑的推导。然而这两个命题并不符合康德对分析句设定的充要条件，它们的谓词内容不能通过主词“Mary”或“storm”分析得出。所以分析哲学以及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都认为康德给出的定义过于机械，因此在其基础上对定义进行了修补。

分析哲学的先驱弗雷格提出分析句的逻辑真值可以通过限定条件来实现，“假设s是一个句子，s是分析句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当且仅当s可以从（a）逻辑规则或(b)使用定义为前提在从逻辑规则中推导出来”。²在弗雷格看来，逻辑规则指除如“not”，“and”，“if…then…”等这样的逻辑词汇以外的成分在各种不同解释下总是真的陈述。例如“没有一个未婚男子是结婚的”去掉逻辑词“没有”和“未”，这个命题无论怎么解释都能保持真值，因此属于(a)类分析句。然而对于“没有一个单身汉是结婚的”这样的命题呢？弗雷格认为其同样是分析句，他对此进行了以下的推导：³

（1）没有一个未婚男子是结婚的（逻辑规则）

      （2）“单身汉”是“没有结婚的男子”的同义词（根据“单身汉”的定义）

      （3）没有一个单身汉是结婚的（从（1）和（2）中推导）

上述推导说明了命题“没有一个单身汉是结婚的”属于（b）类分析句。回顾整个论证过程，弗雷格可谓是费尽心思，构思严密。然而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精心的论证却成为后来逻辑实用主义发难的始端。但是无论如何，弗雷格对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定义的修补无疑为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对命题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4.      命题的发展

20世纪20-3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逐渐发展壮大，主要以维也纳学派的石里克(M. Schlick)、艾耶尔(A. Ayer)和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为代表。对于逻辑实证主义来说，意义理论是哲学的中心议题。换句话说，哲学家要解决的就是意义的标准问题（criterion of significance）。针对这个问题，卡尔纳普说，“当且仅当一个句子是分析句，或者是可验证的时候，它才有意义，它的意义是它的证实的方法。”⁴可见，逻辑实证主义认为一个句子要获得意义只有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具有先验的真值（priori truth）；另一种是具有实际的意义（factual significance），也就是需要事实的验证，因此在此基础上逻辑实证主义提出著名的可验证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verification)，即一个陈述的意义取决于它的证实方法，试图以经验此来解释语义。

同样，逻辑实证主义也对康德关于分析命题的判断标准提出质疑。在艾耶尔看来，康德关于分析命题的说法带有浓厚的心理主义色彩，是无法捉摸的。康德把数理逻辑式、时间、空间等概念归为分析命题，原因是它们既不能从经验得来，也不能够被经验所反驳。然而这些概念都是康德假想的先验概念，无法得到证实。因此艾耶尔指出对分析命题的断定不一定要求助于形而上的超验理念，“我们之所以可以得出任何观察都不能否定“7+5=12”这样的命题是因为事实上符号表达式“7+5”与“12”是同义的，这样的解释显然比康德的先验真值更具说服力。⁵在《语言，真值和逻辑》中艾耶尔重新把分析命题定义为，“当一个命题的效度（validity）仅仅依靠它所包含的符号的定义时就是分析命题。”⁶其实，艾耶尔如此举动主要是为了坚持其经验主义立场，但总的说来，逻辑实证主义深受康德、弗雷格、罗素思想的影响，基本沿袭了形而上学的路线。而逻辑实证主义对分析和综合命题划分也是对整个形而上学的肯定，试图在先验哲学和经验哲学之间分出一条明晰的界限。分析命题是先验的，不需要事实的验证，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综合命题是经验的，等待事实的验证，所以具有或然性和不确定性。由此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逐渐成为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基本的信条，实证主义者对此深信不疑，而这种现象直到逻辑实用主义的出现才有所改观。

5.      命题的批判

奎因从历时的角度对所有关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定义作了一番考证，把对分析命题的划分归结为两类：一类是逻辑上永真，即保持逻辑同一律和同言反复；另一类是可以通过同义词替换还原为逻辑真值的句子。奎因承认弗雷格对第一类分析命题的定义是成立的，而主要对第二类分析命题发难。他指出形而上学对第二类分析命题的界定是不清晰的，同义词的替换将遭致一个必然的后果---定义的无限循环(circular definition)。他分别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证。首先，同义互换的前提条件是保证定义的正确性。如果这个限定性条件不能满足，所谓的根据定义替换词项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奎因用下面这个例子来说明：⁷

　　(1) 没有一个未婚男子是结婚的（逻辑规则）

　　(2) 哲学家是未婚男子（根据“哲学家”的定义）

    (3) 没有一个哲学家是结婚的（从（1）和（2）中推导）

显然由于“哲学家”定义的不准确而推出了错误的结论。但问题是什么样的标准可以判定两个词项之间是同义的呢？奎因在这里埋下了伏笔。奎因认为在例（１）中的分析句之所以可以替换成“没有一个单身男子是已婚的”而仍然保持真值，首先就预设了“未婚男子”与“单身汉”同义。但“未婚男子”为什么可以同义于“单身汉”？奎因指出这是词典编撰家们把“未婚男子”定义为“单身汉”的结果，然而这恰恰是问题的根源，原因有二：一方面，定义并没有对同义做出解释，相反利用同义来下定义，正如我们将“撒谎”定义为“不说真话”一样，这样一直循环往复、没有终止；另一方面，任何字词在进入字典前，都必须与客观世界发生联系，在逐渐脱离语境后才具有相对稳定的意义，换句话说，先有语用后有语义。因此“未婚男子”与“单身汉”之间关联的建立也必须依据客观事实，并不是先验的。

其次，同义词必须保证在所有语境中可以相互替换而不改变真值，即满足保真互换（interchangeability）的条件。⁸然而奎因指出即使是同义词也不一定能保真互换，如在“‘Bachelor’有不少于十个字母”这个句子中就不能用“unmarried man”去替换。然而一些异义词在互换后却能保持真值，如“有肾脏的动物”就可替代“有心脏的动物是有心脏的动物”同言反复中的谓词。奎因这里主要想试图说明保真互换并不是同义词的充分条件。但问题是“有肾脏的动物”和“有心脏的动物”这两个词项虽然外延相同（co-extensional）意义却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外延并不是必然（necessarily）地相同。因为世界上毕竟是有没有肾脏而有心脏的动物的，因此二者并不属于同义词。可见奎因认为要同义还必须满足外延上的必然相同，即“necessarily P”。

然而奎因认为这也会陷入循环之中。假设“必然地所有的且只有单身汉是单身汉”是一个分析命题，在这个句子中可以用“未婚男子”保真互换谓词的“单身汉”，由此可进一步推导出“所有的且只有单身汉是未婚男子”也是分析命题。但之所以这些命题可以成立是因为首先就预设了“单身汉”和“未婚男子”是认知意义上的同义词（cognitively synonymy）。总之，奎因认为按照弗雷格对（b）类分析命题的定义，要正确的实现同义互换前提是必须有准确的定义，为了能正确的对该词下定义又须依赖同义词的概念，而两个词项要同义必须满足意义（内涵和外延）必然性的等同。然而正是因为定义和同义词之间相互依赖，形而上学的整个过程不过是一种永远道不明、说不清的循环论证。

6.      奎因论证上的偏颇

奎因的论证过程可谓是一环扣一环，逻辑思维严密可见一斑，然而其论证是否真的是无懈可击呢？笔者对此提出疑问，认为奎因在论证时引入了一些模糊的概念，导致了论述上的偏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混淆了定义与同义词的界限。在奎因看来，“单身汉”与“未婚的男子”之间哪个是定义，哪个是同义词没有明晰的区分。似乎定义非但没有对同义做出解释，倒是定义以同义为前提。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奎因本身对“定义”界定不清造成的。那什么是定义呢？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定义”是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切的简要的说明。可见下定义必须涉及逻辑上的内涵和外延两个层面，内涵是事物的本质特征，外延是概念所涵盖的范围。鉴于此我们很容易把“单身汉”与“未婚的男子”区分开来，“未婚的男子”包括了定义的两个基本范畴，内涵“未婚的”以及外延“男性”，因此它应是“单身汉”的定义，而“单身汉”只能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虽然从不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二者也可算是同义词。然而可以明确的是定义与同义词并不是互为前提、相互依赖的。

其次，扩大了同义词的范畴。两个词项同义主要取决于语境，即二者是否产生于相同的语境。对事物下定义可以使两个词项同义，但这不是必然的。如下面的例子：

The farmer sold fresh vegetables from his road-side wagon.

农民在路边运货马车上卖新鲜的蔬菜。

在上述例子中我们可以用“cart”一词替代“wagon”，虽然“cart”不是“wagon”的定义。首先，“wagon”与“cart”的外延是不一样的，即奎因所谓的外延必然性的相同。“wagon”除了指运货马车外，还可以表示铁路上的敞篷货车。其次，不满足下定义的条件，即涉及内涵和外延两个层面。牛津字典对“wagon”的定义是“vehicle with two or four wheels used for carrying loads and usually pulled by a horse”。但是二者为什么可以保真互换呢？原因就是在一定语境中二者传达同样的意义。如果例3的语境变成“a train with passengers coaches and goods wagons”时，我们就不能再用“cart”替代“wagon”了。因为“wagon”的意义随语境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可见，定义不是决定词项同义的充分必要条件，定义与同义词之间是明晰的、截然分开的。

最后，错误的限定了同义词的成立的条件。我们再回顾一下奎因对同义词替换推论的整个过程。⁹

前提    同义词必须满足在所有语境中可以相互替换而不改变真值

论据    作为“Bachelor”同义词的“unmarried man”不能在“‘Bachelor’有不少于十个字母”中互换

结论    所以，保真互换不是同义词的充分条件

我们认为奎因在设置前提时扩大了概念，将同义词限定在满足“所有语境”的情况下，这根本就不符合两个词项同义的条件。那么在什么条件下两个词项具有相同的意义呢？首先我们要解决什么是意义的问题。通常情况下，我们所说的意义大致等同于语义的概念。语义的形成离不开赖以生存的载体，即符号。需要指出的是符号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当且仅当与客观世界相联系和被阐释时才具有意义。这个意义逐渐脱离语境（de-contextualized）固化（entrench）下来就成为语义。换句话说，一个词经历了个体发生（ontogenesis）和种系发生（phylogenesis）之后形成约定俗成的、相对稳定的阐释项(interpretant)，这就叫做语义。然而一个符号不可能只有一种意义，一个意义也不可能只对应一个符号，受不同主体阐释者和不断变化的客观世界的影响，符号的意指过程不断循环往复，当符号再次指向客观世界或虚拟世界中另一指称物时，又会滋生出新的阐释项，由此构成原词项的次范畴（sub-category）。例如“bank”这个词项，当被人们阐释而指向客观世界时，产生了语义内容“河岸”。但是符号意义的产生是一个无限递归（recursive）的系统，一个符号可能有多种表征（representation）方式。在新的语境中“I have no money, so I get some cash in the bank.”，“bank”指代的是机构名称“银行”，这个阐释项逐渐规约化而形成语义¹的次范畴，义项²（acceptance）。

在明晰了语义的概念之后我们便不难理解同义的含义了。同义是因为词项具有相同的语义，而语义来源于语境，但一种语境只能相对确定一种语义，或者说一个范畴内一个符号对应一种意义。因此同义词成立的条件必须满足还原原则（the Principle of Reductionism），即两个同义的词项都能还原到原产生相同语义的语境之中，并且能保持真值。例如词项“未婚男子”与“单身汉”含义都是“没有结婚”，同时还可以还原到“所有未婚男子是已婚的”这个产生相同语义的语境中。然而在“‘Bachelor’有不少于十个字母”这句中语境却发生了变化。此时的“Bachelor”已不再作为一个与“unmarried man”蕴含相同意义的词项，而只是一个元符号（meta-sign），即符号的符号，不指向客观世界，本身没有任何意义。这时用“unmarried man”再去替代“Bachelor”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同义词产生的条件不是语义在所有语境中保持真值，而是在产生相同语义的语境中保持真值。

其实，不用说让同义词在所有语境中可以相互替换而不改变真值是不可能的，就是同一个词项在所有语境中保持真值都是虚妄的。如果按照奎因的逻辑推论，第一类的分析命题（∨x)(Fx & Gx)→Gx显然是成立的，即在排除逻辑常项之后各成分在不同解释下都是真值。但是拿“bank”的例子来说，“All banks are banks”就不能保持真值，因为主词可能指涉“河岸”而谓词则为“银行”。总之，我们认为奎因在对意义的理解上出现了偏差，忽略了语境的作用因素。

7.      结语

奎因通过对古典哲学、分析哲学以及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试图达到消解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基础的目的。他从实用主义的视角出发将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问题转化为语言学的本体论问题，其目标是可行的，然而在具体的论证过程中由于对“定义”界定不清，混淆了定义与同义词的界限，同时还没能正确把握同义词的概念以及产生的条件，出现了论证上的偏颇。

参考书目

[1][2][3][4]]5][7] Alexander Miller.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 Routledge. Great Britain by TJ International Ltd. Padstow. Cornwall, 2006:95-128.

[6] A.J. Ayer. Language, Truth, Logic[M]. Cited Alexander Miller. Philosophy of Language[M]. Routledge. Great Britain by TJ International Ltd. Padstow. Cornwall, 2006:92.

[8][9]Alexander Miller. Philosophy Language [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3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