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慎中为官如此，为文亦是。他从不固步自封，满足于取得的成绩，而是不断探索，在文学领域寻求突破。特别是迁升南京户部主事和礼部员外郎期间，他把握冷清衙门的清闲机会，把充裕的时间用于学问钻研。在南京，他与王龙溪等文人学士，深入研究著名理学家王阳明的学说，又海量阅读唐宋八大家的文章。由于哲学文学的双提升，王慎中始悟高谈秦汉、鄙薄唐宋的错误，并从原来“文必秦汉”的尚古观念中解脱出来。对于唐宋大家欧阳修、曾巩等人不受古人的形式羁绊，文辞达意的作文风格，王慎中大为钦佩,他似乎明了唐宋文与秦汉文之间的传承发展关系。其实，秦汉也罢，唐宋也罢，都不乏好文章、奇作品，只是复古派太注重其形式，而忽略其内容，片面地为古而古。王慎中初精秦汉，次谙唐宋，终于融会贯通，明白文章的精气神之所在。

     由是王慎中开始一场文化的大革命，公开反对复古派的文学理论。他认为文章最重“义法”两字，而复古主义的要害就在于“病于法之难入，困于义之难精”；指出文学法度规矩要不背于古，而文义却要取前人之所未发。他明确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倡导文章要“道其中之所欲言”，言之有物，表达自己的意思；“卒归于自为其言”，化他人之境为我之境；要“直抒胸臆，信手写出”，避免故弄玄虚、刻意雕琢；要有“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为文要有自己的创意，和卓立的见解，表达作者内心真实的思想感情。他倡导文崇唐宋，主张意定词立，文从字顺。所有这些文学主张，不但使他和以抄袭类比为能的拟古主义者区别开来，而且对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仍然有指导意义。在此期间，王慎中实现文学思想的彻底转变，文学创作焕然一新，论文见解独树一帜，成了另开唐宋派风气的第一人。

     为此，他不仅尽革“前七子”的复古之命，而且革自己“文必秦汉”的前命，乃尽焚旧作，彻底地决绝过去的自己，完全以曾巩、欧阳修、王安石三家为宗。《泉州府志》称：“慎中学博材俊，自视亦高，早第旋废，肆力文章，追轨作者”，“每构一篇，反覆沉思，意定而辞立就，赡而有则，深而不凿，按之成队，诵之应声。”后四句意为：文章充实丰足而有规则，含蕴深刻而没有雕琢的痕迹，层次分明结构合理，朗诵富有韵律。思想家李贽评论王慎中文章说“其为文也，恒以构意为难，每一篇，必先反复沉思。意定而辞立就。细观之，铺叙详明，部伍整密，语华赡而意深长。” 李贽是说，王慎中写文章，始终以立意为重点，每一篇的主题，必先反复沉思锤炼，一但确定了立意，文从句顺，一气呵成。仔细品读，叙述明确清楚，结构严谨慎密，语言华美丰富而且文意深远。

     受他影响的有唐顺之，《明史》曰“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王慎中）壮年废弃，益肆力古文，演迤详赡，卓然成家，与顺之齐名”。唐顺之称王慎中之文“二百年来当为中兴，后有起者，或推尊北地（李梦阳）牛耳，相高终莫之及也。”王慎中与唐顺之倡导的反复古主义的古文运动，对“前七子”的复古主义文学思潮是一次严重的打击，两人因而声名远播，天下并称为 “毗陵唐，晋江王”。王、唐又与后起之茅坤、归有光等，被称为“唐宋派”，开明代中叶以后文坛上反复古主义的先河，给明代文坛增加几分生气。王慎中与唐顺之、归有光并称明代三大散文家。

     明末的政治家、尚书蒋德璟评论得很中肯到位，“故余尝私论：明文以金华（宋濂）、北地（李梦阳）、晋江（王慎中）、太仓（王世贞）为四大家。而为晋江者，非沉酣经术，酿深力厚，独立间架，未易下手，政恐逗入第套、寒温蹊径耳。”从蒋德璟认定的明文四大家，他还是首推王慎中的作品。

 作者：高俊仁（省作协会员、晋江作协副主席、晋江市历史文化研究总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