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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青年》到《波士堂》:生命与职业的重合
生命的成长也许永远是一条双行线路。一个“我”在现实的世界里奔跑,前行;另一个“我”总在另外的路上看着我们,与我们永远同行。杨晖内心深处的精英情结最终使她北上东行,在娱乐狂潮席卷的年代,寻求精英电视节目的生存之路。
在所有的电视工作经验中,杨晖的心爱仍旧是《新青年》。那是1998年,世纪交替,新的千年即将到来,所有的人,都被一种莫名的激情涌动着,希望能做出一档叩应这种情绪的节目。有人说,叫阳光地带,有人说叫青春风景线,想了很多名字,仍旧不满意,然后,某一个时刻,杨晖忽然一拍脑袋,说,就叫《新青年》吧。
这个名字把所有人都吓着了。那是一个神圣的无人敢碰的名字——以它为名字做一档电视节目?开研讨会的时候,湖南师范大学一个研究现当代文学的老教授痛心疾首,说:你们千万别把这个名字给糟蹋了……
包括柴静。当时,杨晖甚至没有见过柴静,也没有听过她主持的在当时在长沙已经很有名气的晚间谈话广播节目《夜色温柔》,只是在报纸的一角读到了她的一小段文字,记住了她的灵气和一些不一样的气质,就做了决定。
这个节目,在后来,轰动全国。
柴静,直发飘飘,安静而略带伤感地坐在哪里,和全中国最优秀的青年们谈国家大事、谈使命责任、谈个人理想与梦,吐出一些诗一样美好的句子——
不象是主持,然而就是主持。
这个节目包括后来的月度岳麓书院千年论坛、年度十大新锐特别节目,以它的高度厚度和大气震住了电视界。
那位曾经为痛心疾首的老教授发出了赞叹;一位已经不再年轻的技术人员给杨晖打电话,一定要表示感谢。
很多很多这样的细节。
一个节目,感动了很多人,点燃了很多人心中也许都不再燃烧的那把火。
杨晖也享受着这样的时刻。那是作为一个电视人最大的职业满足的时刻。
但是紧接下来的电视节目开始纷纷走大众路线,湖南卫视也开始以娱乐资讯定位频道,《新青年》换名《谁是英雄》——一档大众化的综艺娱乐节目。她想证明自己也能做成功的娱乐节目,同时要给一起打拼的团队伙伴们一个交代、一种安排,因为她要离开。作为个人,她无法摆脱精英类节目的情结——也许是从内心深处,她需要他们——奋进的气息、昂扬的姿态、成功的激情——激励与被激励,她从来不仅仅在观看。
职业的一个高峰结束。
2004年6月,杨晖辞职,她说,从前,她是一枚非常优秀的棋子,而现在,她要学习下棋,因为将来,她要做下棋的人。
2004年9月,考上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攻读影视学博士学位。之前的2001,在同时做三个栏目制片人,带领几十号人一起干活的她,以优异成绩结束了湖南大学MBA班的学习。
同时,受聘任CNBC亚太中国区项目经理。做节目的同时,也在学习国外媒体的经营管理经验。
一年半的双城记之后,2006年1月,杨晖在上海开办了自己的影视制作公司,创办《波士堂》,生命的鼓点终于敲到了绷得最紧的那根琴弦。她说,为了这一天,她准备了好多年。
是否电视作为大众媒体,就只能走娱乐路线?1998年,《快乐大本营》已经很火,但是《新青年》硬是脱颖而出,赢得了很多眼球。这说明精英电视节目仍旧有市场。只是取决于给他们什么样的面孔。杨晖确信。中国的商业领域,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营销观念已深入人心而且得到贯彻,但是同样作为产品的电视节目,以观众为中心仅仅停留在口号上,或者,是一些浅显的解读。
2006。上海。精英密集城。
这个时候,已经是网络天下,世界是平的,看精英的视角也是平的,多元。
一次去FOXTOWN购物,忽然就想,TOWN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啊,还有DOWNTOWN,一种中心、向上、主宰的力量,似乎辉映着杨晖心中对于精英阶层的定义——正在成长和崛起的中产阶级,他们有责任感、有思考的张力、有一定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一定意义上,他们是意见领袖,代表着社会的方向和未来。于是BOSSTOWN诞生了:可以做两种理解:一是老板集镇(聚集地);一是老板过堂,总之是一档当下最博眼球的各行各业各种各样拍板人的节目:
红得很正的热闹的现场背景、同样红色简单舒适的单人沙发、老板坐在上面,接受来自斜对面的三位观察员的轮番发问——其中有一位一定是看起来非常潮流的才女+美女。然后,你可以看到青岛啤酒BOSS金志国的山东快书、金蝶BOSS徐少春跳起民族舞、太平洋建设BOSS严介和耍起石锁、搜房网老总莫天全的模拟街头制服窃贼的散打功夫……
杨晖在电视中把老板们还原成一个个个体,他们不再是老板、不再是某某企业的形象代表、不必一再重复紧张的商场故事、他们只是他们自己,随性发挥,表现自己。她把《波士堂》称为TV2.0,称它是最具网络精神的电视节目。
比之《新青年》,《波士堂》更娴熟、淡然、超脱、更加轻巧。曹启泰的举重若轻和老板们的轻松自我、观察员的机智风趣,让这个节目很好看。但是并非轻得没有力量。中国的商业非常年轻,中国的企业家也很年轻,展示他们的成就与个人魅力的同时,也试图在节目里寻找商业文化背后的大人格。这才是节目的立身所在。
一名观众,看了《波士堂》,打电话给杨晖说:我又看到了《新青年》的某些影子,我很高兴,它还在那儿。杨晖也很高兴,观众的眼睛雪亮,他们能看到这些大俗大雅的背后对内心张力的追求,理想主义还在。
她觉得自己和节目成长在互动。这也许是一名女性的成长道路。曾经很在意很多东西,公平,得失,毁誉,急着证明自己。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发现生命真正成熟的标志,是对一切宽容,包容,学习、吸取,但还能发现和坚守简单的快乐和生命的本质。所以才把凝重的《新青年》变成了快乐的《波士堂》、把国家民族大义换成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个体、把网络引入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