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夏,黄老师给04级的博士生们布置了一个作业,对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做一个调查报告,对课题做定量研究,我选了"中国电视精英谈话节目影响力调查"方向.当时正在做<决策>节目,因此就选了三个样本节目,做了为期两个月的调研.以下是简版调查分析报告.
电视精英谈话节目的影响力与受众期待
——中国电视精英谈话节目影响力调查分析
在电视传媒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收视率似乎成为决定节目存亡的唯一标准，吸引最大量的观众成为众多电视节目的最高追求。而旨在吸引小众的精英谈话节目在竞争白热化的电视市场如何立足？精英谈话节目的影响力与受众之间具有怎样的内在联系？“中国电视精英谈话节目影响力调查组”于2005年4月在北京、上海、长沙三个城市随机对1336人首次就电视精英谈话节目的受众收视动机、收视行为、收视效果进行问卷调查，以中央电视台2000年7月创办的《对话》（北京）、湖南卫视1999年9月创办的《新青年》（长沙）、CNBC与上海第一财经2004年7月联合创办的《决策》（上海）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精英谈话栏目为研究对象，调查对象是居住在这三个城市、受过良好教育，年满18周岁以上的市民。
一、中国电视精英谈话节目的兴起和受众定位
电视节目成为商品是传媒市场化的必然，因此，受众成为理所当然的“消费者”。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电视媒介产品呈现出多元化趋势，除了大量时政类和综艺类节目外，谈话类节目大量涌现，满足了受众在人际传播、情感交流和启迪心智等方面的需求。
1、兴起：从大众谈话节目到精英谈话节目
电视谈话类节目实际上是人际交流在媒体中的延伸，它体现了媒体作为传播载体的价值。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起步较晚，并且受到大众文化的影响，话题的选择注重与百姓生活的相关性和贴近性。1996年3月16号中央电视台开播的《实话实说》栏目标志着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电视大众谈话节目的一面旗帜。随之而来的是地方电视媒体的各种“实话实说”纷纷亮相荧屏，一时间大众谈话节目遍地开花，十分热闹。谈话节目变得千人一面，缺乏创新，同质化严重，话题越来越单调贫乏，引起受众的不满。同时，一些受过良好教育、活跃在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知识群体”渴望有自己交流的平台,可是求而不得，造成精英阶层“失语”。这些现象促使电视人开始思考谈话节目创新和精英文化传播问题。在受众需求和媒体自身寻求突破的双重作用下，一种新的谈话节目类型---精英谈话节目出现了。这其中有代表性的栏目有湖南卫视的《新青年》（含《千年论坛》）、CCTV-2的《对话》、《文化视点》，CNBC与第一财经联合推出的《决策》，CCTV-10的《百家讲坛》，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陕西电视台的《开坛》等等。
《新青年》是国内最早明确定位为精英访谈的谈话节目之一。1999年9月，《新青年》首次提出“中众”概念，指出节目要吸引的是“有质量的观众而不是全部”的主张，目标直指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文化和思想内涵的“精英观众”。它既不靠大众性话题吸引观众，也缺乏娱乐色彩，它注重的是节目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品位，强调理性和建设性。1999年10月推出的《新青年千年论坛》更首开中国电视学术论坛之风气，在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直播当代名家学者的讲学，成为国内第一个高水准电视论坛。《新青年》因此被称为电视界的一匹黑马，电视湘军的“文化先锋”。
《对话》栏目是中央电视台经济部2000年7月全新改版之后推出的一档演播室谈话节目，是目前国内影响最大的精英谈话节目之一。它邀请政府官员、经济专家等权威人物进入演播室对话，共同关注思维前沿、热点经济话题和重量级人物，并以独特的视角深入挖掘这些资源。强烈的精英情结成就了《对话》。
《决策》栏目是目前国内最新出现的一种以案例为背景的精英谈话节目样式，是由GE旗下的全球著名财经媒体CNBC与上海第一财经频道及世界最著名的商学院——哈佛商学院联合为中国的商界管理精英们量身打造的一档大型财经谈话节目。它第一次把哈佛商学院的经典案例通过电视的表现手法呈现给观众，讲述真实的商战故事，演绎生动的决策过程，致力于为中国的商界精英以及企业的领导者和管理者提供前沿的管理理念分析。
《2005年中国电视精英谈话节目影响力调查数据报告》显示，《对话》直接影响到的受众范围最广，有61.6%的受访者收看过《对话》，北京的受访者甚至达74.40%；有43.9%的受访者收看过《新青年》，其中，长沙的观众收看过《新青年》的达68.01%，有32.8%的受访者收看过《决策》，其中，上海的观众收看过《决策》的达44.61%。这表明精英谈话节目已经拥有了一批固定的观众群体，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2、受众定位：从大众化到精英化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受众的兴趣越来越影响媒体的运作。美国新闻学家杰克·富勒说：“为了生存，每份报纸都必须反映一个特别的读者群，通常情况下就如同手握一面镜子照着某一特别的地方。报纸必须和它的读者共同分享一种感觉，一系列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观。”②因为价值观念、兴趣爱好和职业关心等的不同而产生的受众分化现象，也决定了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由大众传播走向小众传播，受众兴趣从雅俗共赏走向雅俗分赏，群体概念逐渐被小群体概念所替代。
但是，作为传播媒介，必须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是：我们是要绝对的多数还是重要的少数？精英谈话节目的答案是重要的少数，它要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群。喻国明教授认为：“一个好的媒介一定要是在社会上支撑这个社会运作的最具有行动能力的这群人所倚重的媒介，西方称为‘主流人群’，即中产阶级。‘主流媒介’是相对于‘主流人群’来说的。在我国原来没有这种‘主流人群’，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开始有了一群人向这个方向发展，在知识领域，技术、管理、消费领域里，这群人拥有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谁拥有这群人，谁就拥有了这个社会最大的社会影响，进而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社会的发展。主流媒介拥有的受众，在质量上应该是社会行动能力最强的一群人。抓到上游文化的这群人，你就可以覆盖中游文化、下游文化的人。”③
通过对三个栏目受众的调查、分析与比较，可以看出精英谈话节目的受众定位特点。数据报告显示，学历越高者对精英谈话节目越感兴趣，60.75%的硕士及以上学历的观众对精英谈话节目感兴趣或者很感兴趣；收入越高者对节目越感兴趣，月收入6000元以上的观众所占比例超过六成；从地域角度来看，北京（54.72%）和上海（59.76%）两地选择感兴趣和很感兴趣的观众比例超过一半。可见，高学历、高收入、高消费的受众更加青睐精英谈话节目，“三高”群体是精英谈话节目的目标受众。
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少数多数原则”，即社会80％的财富集中在20％的人手中。实际上精英谈话节目首先吸引的就是这20％的社会群体的视线，他们引领消费时尚与潮流，是社会消费的主体，也是广告客户最青睐的对象。《决策》开播不到一年，就成为第一财经广告收益最好的栏目，便是很好的例证。
在谈话类节目中，观众是各种观点的接收者和思考者。与大众谈话节目定位为大众不同的是，《对话》的目标收视群体锁定为：受过良好教育，专业素质较高，关注社会经济发展和活跃在社会经济各领域的具有决策能力的社会精英人士，是这个知识经济社会形成的“知识群体”。这种明确的定位，使得《对话》在执行过程中努力从各个方面实现自己的精英追求。
《新青年》的受众定位是中国社会拥有知识和智慧，具有相当经济实力，拥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影响力、拥有未来的最具行动能力的人，喻国明教授形象地称他们为“四有新人”。这就是《新青年》所定位的核心人群，当今中国的新青年。而《新青年》的嘉宾则是活跃在当下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成功人士和领军人物。
《决策》现场观众的选取几乎都是来自上海各个商学院的MBA或EMBA学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商界精英及企业的管理层。《决策》嘉宾或是经历商海沉浮的企业巨头，或是经济管理的理论学者，或是政经界的风云人物。
通过对三个栏目的受众和嘉宾分析，可以勾勒出“重要的少数”的基本轮廓：那就是受过良好教育，专业素质较高，具有相当经济实力，关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追求压力下的精神生活，并活跃在社会经济文化各领域，拥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影响力和具有决策能力的“知识群体”。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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