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张功耀在网上发起“取消中医”的签名活动，签名的达到了上万人，再次将中医推至风头浪尖，而引起了我国乃至世界上许多人和政府的关注。甚至有一些对中医一无所知的所谓学者也出来推波助澜，似乎传承数千年的传统中国医药学在中华民族繁衍昌盛的历程中，只是起到了祸国殃民的作用，故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认为中医不科学，安全难保障，要采取相关措施，让中医在五年内全部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对此，卫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取消中医的言论和做法。卫生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医药既是我们的国粹，同时也是目前我国医药卫生领域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的优势和特色。在历史上，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在现实生活中仍是我们解除病痛的一个重要选择。如果有这样的签名行为，那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实生活中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无知和抹杀，我们坚决反对这样的言论和做法。”

叫嚣着取消中医的，有不少所谓“专家”，他们标榜所谓的“科学”，试图掩盖自己的真实用意，实质上是民族虚无主义在作祟。在他们的眼中，只有西方的月亮才是圆的，孰不知，国外学者不仅没有否定中国传统的医药学，而且将中医药学作为一种极可能与西方医学体系发挥互补作用，并将会对今后世界医药学科学研究与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的东方科学体系。

喊叫着要取消中医的人中，影响比较大的是科学院院士何祚庥，何祚庥说：“中医里的阴阳五行，简直不知所云，越听越糊涂，应该说中医里的阴阳五行是典型的伪科学。”“我反对的就是中医阴阳五行的这套理论。这是中医的核心，这是中医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但是在我看来，中医里阴阳五行理论是伪科学。”何祚庥斥中医阴阳五行理论为“伪科学”。中医药学里的阴阳五行学说，既是中医药学的哲学思想，又是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组成部份，在指导中医几千年临床医疗实践过程中，受到了实践经验的严格检验，证明是符合医学科学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是“科学”。何祚庥标榜自己“讲究科学”、“没有偏见”，实际上他怀着崇洋媚外的洋奴哲学，任凭人们对阴阳五行讲述得如何清楚，他也不相信，拒绝接受。他把自己当作“绝对真理”的化身，凡是他不懂的知识体系，都被诬之为“伪科学”。他说阴阳五行，玄而又玄，“越听越糊涂”，“我听不懂就是伪科学”，他并没有也不可能有对中医阴阳五行的内容作过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只是简单无理地给扣上一顶不适宜的“伪科学”大帽子。

实际上，如果非要说“科学”，中医才是真正的科学。中医认为，宇宙是一个和谐而统一的有机整体，人体也是一个和谐而统一的有机整体，中医药学里蕴涵着真正的整体论思想。西医以还原论为思想基础，基于分析而缺乏整体思维。西医“从头到脚”检查一遍并不是“整体思维”。西医专家、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说：“中医最大的特点是整体变化，而西医则更重视局部系统和器宫。比如以前西医治疗肿瘤一定讲消除，但现在则追求人体如何带瘤生活得更好。这种整体观就是从中医那儿学来的。”

取消中医也不是喊了一次，民国的时候就已经闹过一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西医传入，西医开业办学，对中医形成了包围挤压的态势。在中医内部，个别庸医误人、封建迷信色彩浓重等情况也确实存在。1923年之后，“取消中医”之声渐起，国民党政府对中医也加以排斥。那时的国民党政府未设立任何领导中医的机构，也没有公立的中医学院或研究所。中医开业，不能向卫生机关注册立案，却要到警察局备案，中医地位岌岌可危。1929年，国民党政府竟正式通过取消中医的决议案。对此，中医业人士无不义愤填膺，各界有识之士也群起抨击，在报刊上撰文呼吁：中医中药也是一门科学，应与西医并存，取长补短，造福大众；表示坚决支持中医业界的抗争。中医界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代表大会，并选派代表请愿，专程赴南京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收回其错误决定。

当时，汪精卫是坚决主张取消中医的强硬分子，有些国民党元老找他代为中医吁请，都未奏效。富有戏剧性的是，恰在这段时期，汪的岳母患恶性痢疾，遍请西医，疗效都不理想。于是，有人举荐了一位名叫施今墨(1881-1969)的中医，汪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同意。施先生应诊时，沉着冷静，望闻问切，察标探本，辨证施治，仅用汤药三剂，汪岳母便彻底痊愈。汪提出要为施先生题匾，施一口谢绝，并当面陈词，吁请扶持中医事业的发展。同时，这件事通过媒体的广泛报道，传遍了大江南北，用事实说明了“取消中医”之谬误。由于中医业及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在全国舆论的支持下，终于使国民常当局收回成命，“取消中医”风波终告平息。后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中医条例，批准设立中央国医馆，规定了中医从业考核办法和立案手续。解放后，党和国家更是高度重视中医事业，使中医这一民族瑰宝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华。

其实“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网络签名活动和历史上否定中医药的事件一样，只是一场不得人心的闹剧。中医药是我国医药卫生领域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卫生事业的特色和优势，千百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卓越贡献，目前仍与西医药共同承担着维护人民群众健康的任务，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发起这种网络签名活动，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中医药历史功勋、现实作用和科学内涵的肆意否定和抹煞。

1876年，日本取消汉医，要求汉医学习西医，考西医执照，才能够继续从医。之所以中医在日本被消灭，是因为日本对中医的研究停留在方药水平，而对中医基本理论的研究很欠缺，没有理论做指导，技术就成了无源之水。近100年来，中医在日本也慢慢恢复，现在日本有人提出要重新评价中医。主张取消中医的人对历史文化无知，是典型的民族虚无主义。中医不仅是医学，还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现在中国文化已经被丢失得差不多了，仅存的京剧、国画、中医等，都在风雨飘摇中晃悠着。这些都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很多人打着科学的幌子贬低中医，叫嚣着要废除中医，实际上他们根本不知道“科学”的真正含义。科学本身是一个拥有丰富内涵的词汇，不同的时代背景赋予了其不同的时代内涵，判断科学的标准当然也不应该一成不变。中医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中医是实践医学，几千年来的实践，早已经证明了中医的疗效。如果现在要用西医的方式去套中医，才是真正的违反科学。

科学一词源于拉丁文scientia，是指相对于迷信而言的关于事物的学问和知识。18世纪之后随着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sciences”从关于事物的学问和知识减缩为指代事实、“真理”或理性的模式。维也纳学派成员费格尔为科学总结了五大特征：第一，主体间的可检验性，逻辑实证论者不太喜欢“客观性”一词，更愿意用“主体间性”一词，即要求科学理论能够接受公开的检验，实验结果具有可重复性。第二，可靠性，理论不仅是可检验的，而且检验后为真。第三，精确性，用定量的方式来表达自然规律。第四，融洽或系统性，即整个理论体系不是真语句的堆砌，而是有层次的结构。理论之间彼此关联，相互一致。第五，广泛性，即理论体系具有完备性，能够最大程度地说明自然现象。“sciences”概念于19世纪被介绍到中国，由严复、康有为等人首次译为科学。然而19世纪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自信心备受打击的时代，1860年鸦片战争、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国人意识到，中国要强大就必须向西方学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股反传统文化的思潮油然而生，包括严复、康有为在内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采取了一种激烈批判的态度，试图以近代科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去唤醒国人。这一思潮的产生有其社会文化基础，在当时也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也存在着矫枉过正的一面。在此背景下，作为传统文化精髓和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医学沦为中西方文化碰撞和冲突的牺牲品。严复就认为中医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并因此将中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梁启超说：“阴阳五行说为两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尤有莫大势力。”中医不科学论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从民国时期的“废止中医案”到2006年张功耀的“告别中医中药”，伴随着的是对中医科学性的质疑。质疑中医的人中，大多数人认为现代科学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逻辑推理、数学描述、实验验证。而这三点，中医都不具备，于是有人说中医不科学。其实对“科学”一词的解释，中西方本身就存在差异。在西方，science 是指“分科的学问”。而中国的科学指对真知的觉悟，用此判断中医应是当之无愧的科学。西医诊病秉持“分”的解剖理念，而中医则崇尚“合”的整体思维。在关于中医是否科学的讨论中，中医的整体观被某些人说成是混沌不分，有巨大缺陷，甚至阻碍中医向前发展。实际上，整体观不仅是中医的重要特点，也是医学科学发展的趋势。中医的早期经典《黄帝内经》中汇集了当时哲学、人文学、天文学、社会学、军事学、气候学、历法学、生态学等内容，中医的理论精髓整体观等在其中早有精彩的论述，由此衍生出的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和元气论构成了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

中医治病方法也很科学。中医治病方法是“围魏救赵”，不是像西医那样直接消灭病灶和致病因子，而是针对致病因子的生存环境。人的生存需要有一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病灶和致病因子的生存也需要有一定的生存环境，例如人体内部环境。人健康，是因为体内环境不适宜病灶和致病因子生存；人生病，是因为体内环境适合病灶和致病因子生存。人的生活环境的恶化可以致人于死地；病灶和致病因子的生存环境即人体内部环境的改善也可以致病灶和致病因子于死地。中医的围魏救赵的治病方法，就是建立在病灶和致病因子需要有一定的生存环境的基础之上。因为中医是针对病灶和致病因子的生存环境即人体内部环境而治病，针灸没有直接消灭病灶和致病因子的作用，却也能治病。中医先将人体各种脏腑按功能简分为五脏六腑，又将各种疾病按症状简约为寒热燥湿虚实，再将各种中草药按性味简化为寒热温凉和酸苦甘辛咸，然后把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引进来，利用阴阳对立互补和五行相生相克的逻辑形式进行生理、病理和药理的推理，便能有效地指导辨证施治。

不要因为中医不具备检验特征便轻言中医不科学。想要通过实验手段检验中医的科学性，就必须首先建立一个能够模拟人体内部环境的医学实验室。有了模拟的人体内部环境，才能试以各种汤药，记录各种数据，为中医术语给出可视标准。可是人体内部环境决不是现有医学实验室所能模拟的。因此，与其说中医不科学，倒不如说今天的科学技术还不够科学，至少未达到能够将人体内部环境模拟出来，以检验中医的科学性的地步。

以中医的科学性作为废除中医的理由存在着对医学科学性质的误解和对“科学”概念神化和宗教化的倾向。废除中医派在列举了种种中医不“科学”的表现之后提出中医应该废除的观点，其隐含的意思是，中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是否具有科学性是决定中医存废的标准。实际上，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体内发生的各种生理病理变化有理化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医学具有自然科学的性质。然而人不仅仅是生物学个体，不良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社会因素以及精神心理因素对人体的健康和疾病有着重要的影响。医疗保健中的人文关怀有着重要的意义，医学科学是一门兼具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医学史专家西格里斯认为，与其说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社会科学。

将科学性作为判定中医存废的标准，一方面与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的前提相关，同时也与现代科学主义思潮的盛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科学一词的神化有关。现代科学革命及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重要影响，使科学受到高度尊重。称某一主张、某项研究为“科学的”，是想说具有某种优点或特殊的可靠性。人们以标榜科学为荣，任何事物只要被冠以科学的头衔，似乎就有了合法存在的理由。正是在此背景下，废止中医派将中医是否具备实验自然科学的特征作为中医存废的标准。实际上包括西方医学在内，医学本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是否具有自然科学的特征自然不能成为废除中医的理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虽然中医也有糟粕，但中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己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在临床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充分说明了中医存在的合理性。

在历史长河的洗刷下，很多文化与文明都已灰飞湮灭，唯独中医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流传至今，这个现象本身就值得思考。中医学中蕴藏着许多真理。现代科学的每一次兴盛和发明，不仅没有抹杀掉中医，相反却更深刻揭示了中医学的“科学”内涵。

中医不仅是一种自然科学理论，还是一种世界观、方法论。中华书局1940年版《辞海》说：“广义，凡有组织有系统之知识，均可称为科学；狭义，则专指自然科学。”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辞海》说：“科学，关于自然、社会和思想的知识体系。……科学可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哲学是二者的概括和总结，科学的任务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作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指南。”辽海出版社2003年版“现代汉语”《辞海》说：“科学：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是科学。

距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的中医学，其发展、传承的依据是经典医籍，与西医拥有的先进的诊疗设备和庞大的理论体系相比，无疑增加了人们对中医是否科学的质疑。事实上，在西医没有传入中国以前，远古、近世甚至近代的中国人治愈疾病、得以繁衍生息，靠的就是中医。在我国古代，经过反复实践和改进，人们发现了许多医治疾病的方法。古代传说中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明代的李时珍也是尝遍各种草药，多次中毒，甚至晕倒在路边，才有了后来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现在的中医学知识是在古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的总结和提升，也可以接受经验检验，所以中医应该属真正的科学范畴。

有人认为，中医由于没有解剖学做基础，对于脏腑的认识是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这是对中医脏腑概念的一种误读。《内经》所说的五脏，不是西医的器官。中医把人体机体内各个组成部分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由外及内，由表及里，形成几个系统。《灵枢·本脏》说：“肺合大肠，大肠者，皮其应；心合小肠，小肠者，脉其应；肝合胆，胆者，筋其应；脾合胃，胃者，肉其应；肾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灵枢·五阅五使》说：“鼻者，肺之官也；目者，肝之官也；口唇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耳者，肾之官也。”《灵枢·脉度》说：“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香臭矣；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矣；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中医所说的五脏实际上是指以肝心脾肺肾为核心的五大系统：肝系统，肝—胆—目—筋—魂；心系统，心—小肠—舌—脉—神；脾系统，脾—胃—口—肉—意；肺系统，肺—大肠—鼻—皮—魄；肾系统，肾—膀胱—耳—骨—志。

中医认为人是阴阳的统一体。《素问·生气通天论》说：“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在内，阳之守也； 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内经》把人体的各个层次也看成了阴阳统一的整体。《素问·金匮真言论》说：“背为阳，阴中之阳，心也；背为阳，阳中之阴，肺也；腹为阴，阴中之阴，肾也； 腹为阴，阴中之至阴，脾也。”中医认为疾病的发病机理是阴阳失调，实际是脏腑阴阳失调的结果，调整阴阳就是调整脏腑的阴阳失调，以达到相对平衡的目的。

从中医学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五脏阴阳辨证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内经》借助于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巧妙地构架出了人体的肝、心、脾、肺、肾等五脏模型。这五者之间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其中任何一脏发生病变都会影响到其他四脏，任何一脏的阴阳失衡都会导致其他四脏的阴阳失衡。而五脏之间相生相克关系的正常与否是其功能活动是否协调平衡的根本保证。以五脏定病位，以五行言变化，以阴阳论平衡，《内经》中构建了五脏阴阳辨证的基本雏形。人的五脏肝心脾肺肾与自然界中的金木水火土相对应，人是由肝心脾肺肾构成的小宇宙，由金木水火土构成的自然界是大宇宙。大宇宙中五行之间不平衡就要发生自然灾害。小宇宙中五行之间不平衡，人就会得各种疾病。这里面包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中医学认为，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固然与外界致病因素有关，更重要的是在于人体内部功能的紊乱。中医治病时针对的不是病而是人，中医治疗的目的不是单纯在于把“病”祛除，而是在于把人调好。故而调理五脏六腑的功能活动就成为中医养生、治病之根本。所以中医理论的核心就是所谓的辩证论治。“辨证论治”，有“证”必有“因”，《素问·上古天真论》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简单的感冒病症，西医习惯于将病因归结为细菌感染、病毒感染或细菌病毒双重感染所致，药物治疗或许会减轻症状，使身体对一种病菌产生抗体，一旦病毒细菌变异，再得病则在所难免。而中医治疗讲究的提高自身免疫系统，则可以抵御长期的疾病侵袭。在建立自身免疫系统的过程中，通过“望闻问切”四法中的问诊，了解疾病产生的根源，有时甚至能够达到不治而愈的效果。《素问·三部九候论》曰： “必审问其所始病，与今之所方病”，又如《素问·移精变气论》曰： “闭户塞牖，系之病者，数问其情，以从其意”。《素问·疏五过论》曰： “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暴乐暴苦，始乐后苦”。强调问诊重要性的同时，对于疾病产生的社会病因适当了解更突显了中医的人学优势。

中医又强调形神的统一。《内经》指出精神统一于形体。《灵枢·天年》说：“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灵枢·本神》说：“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内经》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首先是天地的人、自然的人，人的生长要同自然界的一切动植物一样，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同时适应这种变化和影响。《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素问·脉要精微论》中描写人的脉象与四季的变化：“春日浮，如鱼之游在波； 夏日在肤，泛泛乎万物有余； 秋日下肤，蛰虫将去；冬日在骨，蛰虫周密，君子居室。”《内经》将人体的生理现象与天地变化相对应。人受自然影响的同时，更要有适应外界环境的能力。《灵枢·五癃津液别》说：“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如果人违背了自然规律，身体就会出现疾病。《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人要注重与自然的关系，顺应自然。现代科学和文明在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也给人带来一些不利于因素。各种自然灾害的频发、极端恶劣天气引发人们对自然的重新思考，顺应自然，是人类在经历了过度发展后的一种理性回归。而这种回归是《内经》中早就预见的。《内经》中关于“君臣佐使”方药的论述又凸显了人与社会的不可分割。《素问·至真要大论》说：“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君一臣二，制之小也； 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君一臣二，奇之制也； 君二臣四，偶之制也； 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故曰：近者奇之，远者偶之；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补上治上制以缓，补下治下制以急；急则气味厚，缓则气味薄，适其至所，此之谓也。”

无论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还是人与社会的微妙联系，以及人体内的整体理念，都建立在几千年的实践基础之上。中医不仅只是一种自然科学理论，还是一种世界观、方法论。中西医是两个互补的理论体系，不能简单谈谁科学谁不科学。中医应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来丰富自己，与相关先进的科学技术结合。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和其所处的环境紧密相关，如果中医现在要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抛下西医的精华，就不会跟上时代的脚步。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多元化对话的角度看，中医是西医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理念，但都有其长期存在的现实基础。两者的差别是目前来说有些大，不等于中医和西医之间有层面有高低之别。双方可相互结合，“和而不同”，同时把世界医学理论推向更高峰。

回顾近现代中医学走过的历程，虽然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困境和危机，但中医以顽强的意志走了过来，中医学没有被打垮。不仅如此，在中华民族面对“非典”等一次又一次疾病灾难时，中医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中医学的生命力不容置疑。以数千年临床实践和丰厚的临证经验为底蕴的中医药学，在现代临床上对许多疾病，特别是西方医学颇感棘手的疾病的治疗所取得的确凿疗效，使许多国外研究者不得不抛弃既往那种怀疑的态度。重视研究中医学的诊治理论、方法和手段，试图将其移植到现代医疗体系中，用以弥补西医的不足，已成为近年来进行中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中医的许多独特治疗方法以其安全有效及特殊的施治手段而被各国的西医引入到临床治疗中。针灸术是目前在国际上影响最广泛的一种中医治疗方法，许多西医极发达的先进国家均纷纷承认了针灸术的合法地位，在临床上不仅用其治疗一些现代常见、多发的疾病，而且还在艾滋病的治疗、戒毒、减肥等方面进行了大胆而有成效的尝试。针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早已为大量临床事实确证，被国际医学界所接受。神奇的中药也正以高效低毒，更接近自然等特点，逐渐被各国所接受，并运用于临床。日本的临床研究证实，癌症患者在服用抗癌西药的同时，分别配以十全大补汤、三黄泻心汤、补中益气汤等中药制剂，能显著减轻抗癌西药的毒副作用，为丝裂霉素和顺氏铂等治癌药物的大量使用开辟了道路。由此可见，临床上采用中西药相互渗透的联合用药法，既能增强中西药的临床疗效，又能减低其毒副作用。

中西医学在疗效机制研究方面的结合研究，不仅能对中医药学理论进行客观化阐释，而且还拓宽了西医学的临床研究领域。中医临床治疗是在其独特的理论体系指导下进行的，许多国外学者结合现代西医学来阐明中医的疗效机制。现代实验研究是西方医药学得以迅速发展的基础。中医药学所有的理论知识和诊疗技术都直接来源于临床诊疗实践。运用现代实验研究的方法、技术和仪器设备对中医药学进行研究十分必要。日本学者曾采用中药柴胡剂与活血化瘀剂合用治疗慢性活动性肝炎，取得了显著疗效。该方剂的作用机理在于降低血中三酸甘油酯、降低AST、ALT，并能促使A/G好转。方中所含柴胡皂苷b1和b2具有抗Arthus反应，对肝炎有确凿疗效，说明治疗肝炎有必要从变态反应和免疫方面考虑。日本学者通过药理实验，证明甘草甜素有抗病毒作用，其作用是通过对病毒粒子的直接作用和诱导干扰素而产生的，并有增强天然杀伤细胞的活性等活化宿主免疫功能的间接作用。有的研究者运用遗传工程学方法，培育出在遗传上对药物有高应答性的六味地黄丸证、黄连解毒汤证等多种方证的动物模型，以阐明“证”的本质与方剂的药理作用。法国奈克医院核医学部的专家还用闪烁摄影机联合电子计算机数据处理的方法，将放射性元素“锝”注射入针灸穴位及其对照穴位，结果显示“锝”的行走路线与经络循行路线极为近似，而与血管神经的走向却毫无关系。随着现代实验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更多的中医药学行之有效的理论和经验，将在微观层面和定量化等方面得到进一步的阐明。

大量事实证明，天然药物学研究的进步与突破常常能极大地推动整个医药学体系的发展。从天然的动、植物中寻找更安全、更有效的治疗性药物即成为了全世界医药学家们都很感兴趣的课题。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探索后，这种研究的重点必然地转向了中国传统药物学。日本学者细野史郎建立中药药理学，研究中药的有效成分与药理作用的关系，特别是复方中各药物之间在药效上的相加、相乘或拮抗作用，探讨“引经报使”作用机制，以及药物的气味、药性、炮制方法与药效的关系等。药理学研究的结果，证实或提示了中药的作用和作用机制，而且还能开发中药的新用途。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日渐增多，中药西用的例子也很多。日本学者将西药研究中常用的动物模型方法与中医药学理论和方法结合，培育建立了脾虚证、血瘀证等方证的动物模型，引进了一些基因工程技术，培育出在遗传性上对药物有高应答性的动物模型。有关中药对膜电位、离子通道、基因表达、细胞因子、受体等生物活性物质影响的研究也已开始。在复方研究方面，提出了方剂的临床适应症解析、方剂结构的电子计算机处理、方剂复合作用增强比计算以及近来血清药理学研究等方法的应用。

有国外学者认识到研究和揭示中药学基本理论的实质的重要意义，对中西药研究思路和方法上的交融与互补非常重要。日本学者小菅卓夫等人的研究证明，祛寒类中药细辛、附子等均含有去甲乌药碱，认为去甲乌药碱可能是代表祛寒类中药的主要生物活性成分，即温热性质的表达成分，他认为中国的按功效的药物分类方法不可忽视。富田道夫认为，中药汤剂治疗的机理，并不是使生物或药物的有效成分作用于有病机体的细胞，而是调整经络，调整生物电，使之中和。用西药学方法探索生药的有效成分并不是很重要的，提取有效成分反而是在应用“细胞毒”，有带来毒副作用的危险。

随着现代系统科学理论方法的产生和发展，医学研究中以分析还原为主的方法向以综合为主的系统方法转变，现代“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逐渐形成。这与中医学将人体及其环境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中医系统观，以及将躯体与精神、自然界，社会与人体联系起来，从人体内外的复杂联系和相互制约中考察人体生理病理变化规律所形成的“形神一天人合一”的整体论医学模式相通。中医对证的认识、中医学的辨证施治都是朴素系统观在中医诊疗中的体现。日本学者家本诚一曾指出：“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医学的核心理论，如不正确掌握这一学说，就难以确切地研究中国医学。”许多国外学者研究中医药学，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理论来探讨其实质，并加以现代化阐释。有学者用物理学来证明中医阴阳说的正确性，将阴阳特性和关系归纳为三个方面：在一个稳定系统中，阴与阳相互平衡，在一个非稳定系统中，阴与阳不平衡，其逆定律也是正确的，即阴与阳均以对方为自己生存发展的条件；在一定条件下，阴可以转变为阳或产生出阳，阳也可以转变为阴或产生出阴。

中医系统观及其整体论医学模式对现代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但由于没有经历分析还原论阶段，“形神一天人合一”的整体医学模式因为缺乏分析还原基础上形成的对各器官结构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的具体说明和解释，对疾病的具体部位和微观领域的认识不够确切，对人体的认识无法达到客观、定量、精确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医对人体的整体把握和准确认识。这些都是今天的中医学需要面对的。中西医间可相互取长补短，促进结合，为进一步探讨中医疗效的机理创造条件。在临床方面，可以考虑中医辨证施治与西医诊断手段、病名及病理生理观点等相结合的方法。比如对支气管哮喘的治疗研究，可以采用由中医提出包括方剂、标准、疗效判定时间、评定疗效方法、主要临床表现等在内的方案，确定“证”的内容，规定阴阳、虚实、寒热等证型判断标准，具体治疗由西医实施。在中医辨证时，可以导入西医各种检查法，利用检查结果，使疗效的论述有更强客观性，大大提高辨证的准确度。对一定病名、一定处方，经过大量研究、分类整理，用西医理论分析方剂的有效性，可以得到科学性很高的资料。中西医结合在临床上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创造新型的经纬诊断学，将中医最核心部分“证”的诊断治疗学与西医的病名诊断学有机结合，可取长补短，在治疗现代难治病上取得最佳效果。

在世界科学文化多元发展的今天，东学西渐、中西交融已呈现出不可阻挡的态势。任何一种科学文化体系都不可能成为解释自然、社会和人类复杂现象的唯一标准。应该承认，西医学己经成为医疗卫生领域的主要力量。中医应该有清醒的认识，直面现实。未来的中国医学不可能排除西医的影响，中医学应该谋求中西医并存，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道路。前提是调整心态，放下包袱，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应该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将中医学发扬光大。中医药学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一枝奇葩，也是我国传统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和宇宙观的集中体现。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医药学将会更进一步地受到世界的欢迎。中医的前景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