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和几个朋友相约见面聊天。到底是去酒馆还是茶馆，几个人意见不一。我的建议是去茶馆，茶馆比较清静，又没有时间限制，可以一直侃到半夜十二点。最后还是用投硬币猜正反面的方式，决定了去茶馆。因为有了酒馆、茶馆之争，所以几个朋友让我先说说酒和茶，然后再论时事谈风月。
    酒和茶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境界。酒的起源很早，几与文明同步，但最初的酒主要为帝王贵族阶层所享有，用于礼仪，是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魏晋之前，酒与日常生活无关，与享乐狂欢无关。酒进入日常生活，是在魏晋时。魏晋时社会动荡，礼崩乐坏，传统伦理受到怀疑，个体意识觉醒，个体生存体验、独立人格精神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酒的精神随之发生裂变，礼乐精神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狂欢精神。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们纵酒狂欢，既是以此表达对虚伪的儒教伦理的叛逆，对真率自然的道家人生境界的追求，又是以此沉迷，自我麻醉，疏离政治，逃避灾祸。更重要的是，酒具有兴奋刺激作用，饮用适量，可产生欲仙欲死、无以名状的快感。所以那个时代的文人几乎人人嗜酒如命，一饮即醉，一醉数日，如阮籍一醉累月，刘伶一醉三秋，真的是但愿长醉不愿醒。对魏晋人来说，饮酒不是单纯的饮酒，饮酒是生命的狂欢，代表一种傲世而立的境界，代表着风清骨峻的人格，所以酒成为魏晋风度的一大标识。唐代文人喜欢饮酒，更多的是因为追慕魏晋风流，模仿魏晋名士，但本质上实已发生了变化。盛唐文人表面上继承了魏晋名士的叛逆傲俗精神，如李白傲视天子王公，但由于对功名富贵的热望，所谓的叛逆孤傲只是一种姿态，如同隐居终南山被当作入仕之捷径。所以盛唐的饮酒诗中所表达的，更多的是生活的激情，是积极事功的理想意气，是一种求取功名富贵而不得的焦躁，与陶渊明的寄酒为迹、藉酒明志有所不同。无论如何，盛唐是酒的鼎盛时期，有人认为盛象气象就是一种酒神精神，典型的代表就是号称酒仙的李白。进入中唐，青春朝气不复存在，如人到中年，变得世俗，变得沉静，变得颓唐。文人从理想浪漫坠入平凡现实，酒神精神随之枯涸，酒的热辣与张力不复存在。中唐诗人还饮酒，但不再有“会须一饮三百杯”的豪情，而是小饮，是微醉，追求一种半酣境界。白居易是个典型，他自号“醉尹”，写的饮酒诗数量不下于李白，但他饮酒、写酒已无魏晋名士的投入，亦无盛唐时的狂热。白居易饮酒是浅量微醉，一醉辄止，而且好以茶醒酒。白居易饮酒不再追求沉迷狂欢，而是为了适意养生。也就是在中唐时期，伴随着酒神精神衰退的是茶文化的兴起。
    古时称“茶”为“荼”。唐代开元年间编《开元文字音义》，唐玄宗作序，书中改“荼”为“茶”。当代书法名家启功有诗云：“今古形殊义不差，古称荼苦近称茶。赵州法语吃茶去，三字千金百世夸。”或以为饮茶起于上古时代。《神农本草经》中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春秋战国时代，四川、云南等地开始有茶树种植，秦汉之后，江南各地多种植茶树。但直到汉代，史乘笔记中只有关于饮茶的零星记载。饮茶成为一种风尚是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唐。唐德宗时榷茶税，出现了茶商，兴起了茶馆。陆羽著《茶经》，标志着茶文化形成。在中唐时期，文人们经常举行茶会，大量写作咏茶诗。“春风小楹三升酒，寒食深炉一碗茶”，中唐后人也喝酒，也饮茶，常常是酒后饮茶，以茶解酒。饮茶成为生活中必不可缺的重要内容，读书时饮茶，吟诗时饮茶，睡醒了先饮一碗茶，饭后要饮茶，酒渴要饮茶，待客必须有茶，生病了也要喝茶。酒醉即害身，不醉又不畅意；茶则既能适意，又能养生。酒茶调和，反映了中唐文人在功业追求和人生适意之间的调和。宋代以后，文人更多地由酒转向了茶。宋代文人多不能饮酒，欧阳修自称“少饮辄醉”；苏轼自称天下最不能饮酒之人；黄庭坚称中年后直接不饮酒；王安石宴饮不喝酒；范成大自称“性不能酒”。另一方面，宋代文人饮茶成风，嗜茶成癖。欧阳修说：“吾年向老世味薄，所好未衰唯饮茶。”苏轼自言有“茶癖”，黄庭坚被称为“茶客”，陆游更以“茶神”自期。宋代文人认为喝酒不如饮茶，饮茶可消尘虑：“只此消尘虑，何须作酒仙。”茶代表了一种出世的生活哲学，体现了迥异于酒的另一种精神境界。饮茶可使身心平静安宁，可冷静清醒地面对人生忧患。酒代表的是青春期的狂躁，茶显示的是中年的深邃圆融。由酒到茶的转变，象征着人生终极价值追求的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饮茶成为一种生活风气，与佛教很大关系。佛教戒酒，主要是因为酒与欲望相连，妨碍修道。中国有“酒是色媒人”的俗谚。酒酣耳热之际，女人见到男人都当是潘安，男人见到女人就认为是玉环飞燕，如果再有金钱作为触媒，更是一发不可收。与酒相对的是茶。茶有“三德”，一是提神，二是助消化利养生，三是清心寡欲。寺庙饮茶之风始于晋代。东晋僧人单道开在昭德寺修行，打坐参禅，不畏寒暑，常昼夜不眠，饮茶苏以解乏。寺庙中修行，过午不食，但可饮茶，以茶提神。到后来饮茶成为寺庙生活的重要内容，“法藏名僧知更好，香烟茶晕满袈裟”，饭后三碗茶成为“和尚家风”。寺庙中设茶鼓，有茶头司煮茶，山门前有施茶僧，为香客游人施茶水。寺院的茶有种种名目，如奠茶、戒腊茶、普茶、化茶、打茶、行茶等等。一些寺院还举办斗茶活动，把幼嫩的优质芽茶碾成粉末，用沸水冲泡的点茶法，就源自寺庙。香客转相仿效，饮茶遂成风俗。
    饮茶有养生之效，古代医书中说，茶可驱毒灭病、轻身换骨、明目益思、益寿延年。据《南部新书》记载，唐宣宗时一僧年一百二十岁，宣帝问他养生诀窍，他说：“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惟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古代的高僧寿命都很长，很大程度上与饮茶有关。茶性清淡，可涤烦致和，可陶冶性情。白居易在《何处堪避暑》诗中说：“游罢睡一觉，觉来茶一瓯。从心到百骸，无一不自由。虽被世间笑，终无身外忧。”陆羽的好友诗僧皎然在《饮茶歌》中说：“一饮涤昏寐，清思朗爽满天地；二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现代佛学名家赵朴初有诗云：“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七碗”之典出自唐代卢仝的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吃茶去”之典则出自赵州从谂禅师。从谂禅师嗜茶成癖，他认为茶中暗藏禅机，饮茶有助于彻悟。《指月录》记载：“有僧到赵州，从谂禅师问：‘新近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什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喏。师曰：‘吃茶去。’”“苦”是佛教“四谛”之首，而茶性苦，品茗可品味人生，参破苦谛。品茶可静心，而静有助于澄怀观道，是佛教戒、定、慧之基础。茶可礼佛，可助禅，可参悟佛理，于是宋朝临济宗大师圆悟克勤提出了“茶禅一味”之说，把禅的哲学精神与茶道精神结合到了一起。
    茶又与道教有关联。据道经《天皇至道太清玉册》记载，老子西出函谷关时，关尹喜献茶给老子，老子说：“食是茶者，皆汝之道徒也。”说神农氏发现茶，或是假托，茶应是寻找长生之药的方术之士所发现。茶被后世道教称为“草木之仙骨”，称为养生之仙药、延龄之妙术。唐代的卢仝在诗中说，七碗吃不得，吃了七碗茶就会羽化成仙：“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巅崖受辛苦！”明代的朱权在《茶谱》中说：“凡鸾俦鹤侣，圣人羽客，皆能志绝尘境，栖神物外，不任于世流，不污于时俗。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
    人人都可饮酒，无非是多喝点少喝点的差别，不需要什么境界。即使是茅台五粮液，也无非是酒精羼水，喝少了迷糊，喝多了反胃呕吐。相比之下，很多人不喜欢饮茶，因为他们不适合饮茶。《茶经》中说，茶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明代的罗廪在《茶解》中说：“茶通仙灵，久服能令升举。然蕴有妙理，非深知笃好不能得其当。”酒肉相连，酒色相关，都是欲望。所谓的酒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功利文化，是一种欲望文化，只会让人在沉醉中沉沦。相比之下，茶文化更偏重于精神，代表一种人生境界的追求。苏轼在诗中说：“达人自达酒何功，世间是非忧乐本来空。”真正的达人不饮酒而饮茶，因为达人不愿沉醉只愿醒，无需饮酒浇块磊。元代的乔吉描述他所向往的生活，必须有茶：“自种瓜，自采茶，炉内炼丹砂。看一卷道德经，讲一会渔樵话，闭上槿树篱，醉卧在葫芦架，尽清闲自在煞。”
    听我东拉西扯一通，几个朋友连连慨叹，都说以后不喝酒了，以后改喝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