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台电视机说起

     高涛

1978年，我不到10岁，在乡村上小学三年级。校门前是一大片形如土豆的开阔场地，场地西侧是村子的戏楼。除了唱革命样板戏，也唱秦腔。是最热闹的去处。演过的戏，记忆中有《血泪仇》、《三娘教子》、《三滴血》、《铡美案》、《周仁回府》、《辕门斩子》、《窦娥冤》等。然而，那时候，我却不爱看秦腔戏。看的过程中时常就打起盹来。和我一样，小伙伴们对戏似乎都不感兴趣。爱去人多处凑热闹。

五里外的薛录镇那时候竟然有一台十一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天一黑，我们七八个人就结伙成群地去镇上看电视。我们风尘仆仆赶到的时候，放电视的二层简易楼里面已挤满了人，吵吵嚷嚷的，先到的坐在自己带来的小板凳上，后到的只好站着。我们木楔一样窄斜着身子往里挤。被挤到的不满地嘟囔。我们自然不敢吭声，像偷吃了别人地里的红萝卜。看完了，一路谈笑着往回赶。话题离不开刚看过的电视节目。那时候，电视机是个稀罕玩意。方圆十几里，周边十几个村，也就那么一台。就眼红镇上的人们，走几步路就有电视看。

两三年后，三里外的白杨村的抽水站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台，同样是黑白的。

大约到了1983年，那时候，文革结束了，样板戏也不唱了。《霍元甲》那个电视相当火爆。村办的矿蜡厂挣了钱，居然卖回来一个十四英寸的彩色电视。那成了轰动一时的大事件。村上请木匠做了一个一人高的，长着四条腿的“只”字型的木架子，架顶安了一个能装进电视机的带锁的木匣子。一个叫狼狼的人掌管着钥匙。天刚擦黑，戏楼下面黑压压一片，全是来看电视的。不只我们村，周边村子的人潮水般涌来。狼狼成了最牛的人。他不来，电视机就看不成。他若迟到，人群就乱得不成体统。有人就喊，狼狼哩！挨刀的狼狼，咋还不来！死哪里去了！再等，还不见来，骂声便四起。忽然，就有人喊：“来咧来咧！狼狼来咧！”，喧闹的人群即刻安静下来，都齐刷刷朝戏楼上瞅。瞅来瞅去，屁大个人影也没有。知道上当了，又骂那说谎的人——“放的啥屁嘛！”。又过了一阵子，再有人喊“来咧来咧！狼狼来咧！”没人再乱瞅了，以为又在扯淡。狼狼却真的来了。他背着手，迈着八字步，头仰得像在数天上的星星。有人就说，张狂的，要把地上的蚂蚁踩死啊！上了戏楼，不急着招呼人抬电视机，却在戏楼上走来走去，走了几个来回，才牛逼哄哄地朝台下喊，“来来来，上来几个人抬电视机！”有等不急的，猴子似的，两只胳膊撑住台面，纵身一跃，上了戏楼。几个人在狼狼的吆喝下把带木架子的电视机从原先放道具的房间抬出来，那样子像信徒在抬一座佛像。放稳在戏台的中间，狼狼这才解下拴在裤带上的钥匙打开木匣子，他旋动按钮开始调台，屏幕上满是红黄黑绿的点点和吱吱啦啦的声音，有性子急的就喊，“快点快点！要把人急死啊！”狼狼脸一拉，停下来，厉声喊，“谁喊？谁喊！毛病！”还故意摸出一根“羊群”烟慢悠悠地吸起来。果然就没人喊叫了。狼狼这才重新调起台来。

因为是露天，难免热了冷了，起风了下雨了。但人们却全然不顾。在他们看来，淋一场雨算个鸟，只要能有电视看，就是天上下刀子也不会躲一躲。

那是一个缺“吃”少“穿”的年代，更是一个缺“看”的年代。为了看一场露天电影或电视跑十几里的路是常有的事。那时候，我就想，啥时候要是每个生产队有一台电视机那该多好，那样的话，就可以就近看了。我们大队总共十一个生产队。那样的话，则需十一台电视机。十一台！也就想想而已，怎么可能哩！

后来，大概快到九十年代初，村里有钱的几户人家买起了电视机，但大都是黑白色的，彩色的依旧稀少。到了晚上，那几家的院落就热闹起来了。但大多都去还戏楼看，相对黑白电视，彩色电视毕竟要好看多了。

到了2000年，原先的庄稼地都被有经济意识的农民改栽成了苹果树，收入是过去的好几倍，村里像样的人家差不多都买了电视机。条件好的都买彩色电视，一般的也买了黑白电视。一台电视机几百块钱，谁家会缺那点钱哩！

戏楼下面，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喧哗和热闹。坐在自家的炕头，手里的遥控器一按，什么样的节目看不到呢？谁还会舍近求远哩。戏楼从来没有那么的寂寞，也没有那么的潦倒。

再后来，没几年，戏楼就塌了。先是左边的半间房顶塌了，露出脸盆大个窟窿。透过窟窿，能看见蓝蓝的天，甚至连飞鸟的影子也偶尔可以瞥见。接着，窟窿就越来越大。最后，干脆被拆了。曾经的戏楼就那么消失了。

2018年春天，回了一趟老家，我家的电视机竟然能接收一百多个台的节目。我不禁感叹，收这么多台啊。母亲说，村里统一给安装了闭路。说起从前，母亲一个劲感慨，谁能想到社会会好成这个样子。你小时候，连肚子都填不饱，更不用说别的了。还记得你小时候想要一双凉鞋吗？一双两块钱。可妈就是没钱给我娃买啊。现在，水泥路都修到家门口了，村街也装上路灯。光去年一年，咱们这条街，就新添了五辆小汽车。母亲说，搁到从前，谁敢想啊！

是啊，谁敢想啊！不要说母亲，四十年来农村沧海桑田的变化，连我这个在外工作多年的游子也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