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神话”的终结

                        ——论王海新作《城市门》的现实意义

                                     陈金波：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中国人、中国文化自古以来都注重生命,而生命最核心的就是要扎根,要落到实处。张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可见,天地之“心”和生民之“命”本是一。因此,最好的文学,都是找“心”的文学、寻“命”的文学,也就是使灵魂扎根、落实的文学。^[1]在《城市门》中，作者面对着这些失去“心”和“命”的农民，既写出了自己复杂的感受，也写出了人与土地的关系破裂之后,生命无处扎根、灵魂无处落实、心无处皈依的那种巨大的空旷和寂寞。

一、如何生成了《城市门》

     作为中国乡土文学的主题话语，乡土中国的转化问题一直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乡土作家们，并形成他们心理上的现代性焦虑，进而成为乡土叙事的内在驱动力。无论是“厌乡”还是“怀乡”，中国乡土文学的主导倾向始终是关注着文明的冲突与演进，并把极端化的城市文明作为现代文明的“代言”，与乡土文明形成了一个对峙的格局，从而构成了乡土小说的城乡对立的模式主题。

    进入新世纪，社会现实发展的复杂变化使得乡土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变得越来越模糊起来。城市文明的现代化危机的彰显使其不能再作为一个理想的方向而存在，对城乡对立关系的重新审视表明乡土作家们开始反思我们的现代化设计方案，进而质疑其内在的合理性。对于王海来说，生长于斯的黄土地和五陵源就是他的“心”和“命”，黄土地上的风土人情和陵文化就是乡土文明和传统文化的表征。土地不再作为贫穷和羁绊的象征，也不再被视为顶礼膜拜的生存之母，土地已融入他的血脉而具有了灵性，河流、牲畜、庄稼、秦汉战鼓在作者眼中也具有了人格意义。城市化进程愈演愈烈，乡村走向没落，正是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在作者笔下，两文明的冲突自然无法避免，这一冲突也使《城市门》的叙述获得了完满，并极大地缓解了主体的内在焦虑。

    五陵源是三秦故地上一道瑰丽的风景，深厚的帝陵文化积攒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情。评论家王愚说，陕西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又是一块文化传统丰厚的土地。这片土地孕育了西北人所独具的朴实和坚韧的品格，他们的创作唤醒了这条沉睡了几千年之久的“文化蛟龙”，如贾平凹的《秦腔》，陈忠实的《白鹿原》，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程海的《热爱命运》等，这些作品里所展示的奇特的风景和风俗也一度进入读者们的期待视野。王海是土生土长的咸阳高原之子，在性格上秉承了西部民族的豁达与豪爽，其心灵深处对于养育他的乡土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正因为如此，他的创作始终把乡村置于广阔的时代背景中，细腻地刻画出着中国乡村生活的变化和人文变迁。借着《老坟》的热卖效应，他当仁不让地高举“陵文化”的旗号，倡导文化学术界陵文化的研究。“陵文化”已扎根于他的思想体系，成为其创作的核心，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以及感性的风俗画式的描写，一起造就了他作品所独具的价值，这也是引起人们关注的重要原因。

    故乡的风土人情固然使人迷恋，就像鲁迅所眷恋的童年时期的鲁镇，陆文夫笔下的苏州小巷。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现在的现实是西方的现代文明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着中国的传统文化，“陵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支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王海目睹着这一切，他在抒写咸阳古原后人情感的沉浮和心灵深处的波澜时，也流露出自己困惑和哀思，究竟选择“逃避”还是“反抗”，他的长篇新作《城市门》便给了我们很好的呈示。《城市门》是一部现实主义之作，一起“拆迁事件”打破了上林苑上的两个村庄——张旗寨和掌旗寨往日的神秘和宁静，带来了接连不断的风波，故事柔肠曲折，结局令人深思。作品中氤氲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意蕴，汇集了强烈的时代气息，比如，对当下拆迁制度和政府执政方式的质疑，对城镇农民工生存问题的关注等等，真实地还原了中国社会转型期乡村生活的生存状态，对中国激进的现代化进程提出了深刻的反思，表现出作者淡淡的哀愁，这种忧伤的情愫也成了这部作品的主旋律，从而使《城市门》对中国最后的村庄和乡土发出了动人地悲哀和绝唱。

                                   二、一曲乡土中国的挽歌

    自20世纪之初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之始，乡土，一直是中国作家创作的一大母题，中国乡村一直作为一个“静态”的对象进入作家们的视野。但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的传统文明和西方的工业文明无限地纠缠和交织着，乡村世界受到了史无前例地挑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已被冲击的支离破碎、体无完肤。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中，两种文明的激烈冲突使人们获得了观照传统文化的新视野，昔日那个笼罩着温情诗意的田园便从烟雾迷蒙中浮现出来。^[2] 乡土文化的没落和对中国现代性选择的思考这一主题也成为中国乡土小说中最热的“话题”，摆脱了原有的城／乡二元对立模式。近几年推出的几部佳作都带有这方面的印记，如刘醒龙的多年心血之作《圣西门口》，姜戎的《狼图腾》，贾平凹的《秦腔》等。如果要说特别值得关注，那就是王海的新作《城市门》。

     首先，作者是一位具有高度社会使命感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站在理性的立场上，清醒地认识到农村向城市发展的必然性，客观地描绘出传统与现代两种经济方式此消彼长的真实图景。小说中地处上林苑的张旗寨和掌旗寨是两个原始的自然村落，村民的收入来自于传统单一的农业经济模式，土地、秦汉战鼓和先帝秦王一起构成了他们物质和精神上的依托。由于县里要建服装批发城，两村村民的土地全部被征用，尽管有一些曲折和阻挠，但还是完成县里预期的目标，顷刻之间，两村变成一片废墟。人们顺利迁入县城，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楼房，产生了具有现代化特征的经济模式。张虎的先后经营茶楼和果园，且果园的生意蒸蒸日上，铁锤通过买豆腐这一行当而找到了新的人生出路，人们闲置的房屋都租给了进城做生意的人，村民的经济收入也日益增加。作者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确实给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种准城镇化的生活方式。然而， 社会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某种内在的规律，自然界中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一下从初级阶段跃到高级阶段。作者深刻地体悟到了这一点，由农村走向城市这一激进式的变革必然会带来某些牺牲和悲剧，这一牺牲和悲剧的真正承担者就是我们古老的乡土和在这土地上世世繁衍生存的农民。面对乡村城镇化的历史大潮，王海基于对乡村生活的深刻体验和理智的思维，却感受到更多的焦躁和不安，时常品味着改革带来的“阵痛”。

    农民以农业为本，农业以土地为本，土地构成农民生活的全部，是农民的生命。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使农民对土地有了很强的依赖性，现代新儒学大师徐复观曾说：“农村，是中国人土生土长的地方。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民族，到了忘记他的土生土长，到了不能对他土生土长之地分给一滴感情，到了不能从他的土生土长中吸取一滴生命的泉水，则他将忘记一切，将是对一切无情，将从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真正的生命。这种个人、集团、民族的命运，大概也会所余无几了。”^[3] 小说中塑造的两个老者 ——张大和德胜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两个人的形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言。他们都是两个村寨的老鼓手，在上林苑生活了一辈子，代表着反对拆迁的最强音。“龙爪宝地”和“秦汉战鼓”赋予了他们生命的全部。“龙爪宝地”是土地的意象，是祖先留给张大最宝贵的财产，他为保卫这块土地付出了许多心血，当年老不能劳作时，他常常坐在“龙爪宝地”上回忆起以前的事情，更愿意永远长眠在这里。但是，作者给予了他悲剧式的命运（夜里被吓死在自家的床上），这也象征了“龙爪宝地”的结局。德胜老汉贯穿于整部作品中，是上林苑的“精神领袖”，最后搬出村寨的村民，作者赋予了他强劲的生命力，实际是暗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久不息。他最大的疑惑就是：农民失去了土地，还怎么生活？这也传达出作者的声音。最后，他在悲怆的鼓声中愤然离世，他的魂魄和战鼓一起走向了末路，中国传统文化何去何从令人深思。他悲壮地死亡预示了一种解脱，更是一种反抗。土地的失去和传统文化的没落标志着乡土中国的结束，从此，中国的土地上将不再涌动着富有诗意和浪漫的欢乐，当那些个拆迁者无情地肆虐着养育他们的土地时，就像徐复观说的那样：这种个人、集团、民族的命运，大概也会所余无几了。

    《城市门》这篇小说是现实主义和中国乡土叙事的完美结合。在中国走向脱贫致富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国参与全球化经济竞赛时，乡土中国正在遭受着种种的困境，农村和农民被边缘化了，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性质和传统文化价值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王海以“文学的方式”使其形象地出现在人们眼前，作品既有深刻的批判意味也有传统的浪漫叙事。如果说土地的失去意味着乡土中国物质层面丢失的话，那么因为改革而带来的精神上的萎缩则代表了乡土中国精神层面的失语。传统乡土中国精神应该表现为勤劳、善良、正直，然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失衡，常常表现为对物质和金钱的冲动。张旗寨和掌旗寨是当今农村的一个缩影，拆迁以前，两个村寨的人都安静的生活，不被外界所打扰，等拆迁政策和命令一下来，，村里变成了另一番“热闹”的景象：村民钻了政策的空子，在自己家院里大兴土木，以期获得更多的赔偿，二怪、刘盈他们联合拆迁组长朱理欺骗政府，大笨的背信弃义等等，原本淳朴的村风村俗现在变得俗不可耐！关于中国农村的未来走向，作者表达了迷茫和疑虑，这很难说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无关。小说的结尾描写人们在一种不知名的病毒的毒害下相继死去，显然，病毒就是现代化的产物，人们的逃离和死亡则象征着村寨的灭亡，正是这个破碎的寓言式描写，标志着乡土中国的终结。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门》更像是一曲乡土中国的挽歌和绝唱。

                               三、关于“城市异乡者”

     城市，一个令人神往的天堂和多数人心目中的“神话”。在诗意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日渐衰微和西方工业文明的侵略扩张下，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大量流失，他们向“候鸟”一样迁徙到了城市之中。然而，天堂好像离他们很遥远，他们只能虚无缥缈地活着，这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带有明显的掠夺性质，疯狂的“圈地运动”和资本积累是其本性，这与西方世界乡村城市化有着明显的不同：“城市与乡村曾经代表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两种方式正合二为一，正向所有的阶级进入中产阶级一样。给人更真实的总印象是：国家正在变为城市，这不只是城市正向外扩展这个意义上说的，而且是在生活方式正变得千篇一律的城市化这更深层的社会意义上说的。大都市是这一时尚的先锋。”^[4] 这样的城市似乎更接近于神话，中国正处于从农耕文明向发达的工业文明的现代转换阶段，而中国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大量人口正是这一历史阶段中不可忽视的乡土存在，描写他们的生活与精神的变化，才是乡土小说最富有表现力的描写领域。

    “城市门”，顾名思义，和近期出现的“电话门”、“抄袭门”等现象具有相通的意义，就是指两个村寨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包括拆迁过程中人们的抵抗和一些人物的死亡，以及人们进驻县城后的接二连三的生活风波等等。村民进城后，他们失去了土地，怎样在城中生存成了摆在他们前面的现实问题。小说中所塑造的张伍、锣娃、青青、大笨等人，著名乡土文学评论家丁帆把他们称之为“城市异乡者”，作者王海出于高度的人道主义立场和强烈的批判意识给予他们特殊的关注。他们进入了城市生活的各个领域，城市的花花绿绿时刻在改变着他们的身心，从农村养成的陋习与现代的城市文明极不相称，而城市狰狞的面目却又反衬出他们的单纯和善良。为了生存，他们出卖自己的肉体，甚至是灵魂。锣娃做建材生意被骗，自己的媳妇黑花和房客私奔，仅靠卖苦力来维持家庭的生活；大笨在外面欠了债被人四处追打，为了钱财而出卖乡亲；青青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背着丈夫和无恶不作的朱理混在一起；张伍置自己的妻儿于不顾，整天沉迷于赌博和黑道上的权力争斗……。这些进城的农民虽然身在城中，心却完全没有融入到新的环境中，他们没有找到正确的出路，对城市中种种潜在资源的利用是他们所意识不到的。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对比之中，作家的价值取向虽然是成“悖论”状态，但是对被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所抛弃的农耕文明的深刻眷恋，似乎成为作家别无选择的选择，对被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欺压的农民抱着深深的同情和怜悯，几乎成为作家情感的宣泄。^[5] 关于张伍这些人的未来，小说中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体现了作者的一些犹豫，同时也寄予了一种期望——在“病毒”的折磨下他们或许能够清醒，完成自我救赎和人生的“凤凰涅槃”。

    《城市门》这篇小说中所描写的洗头房和被朱理接管后的茶楼成为新村寨街道上一道“刺眼”的风景，里面的“红嘴唇”女郎和那些专业的陪酒女被作者描述地很少，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她们是作为作品中的隐形人物和侧面人物而存在的。作者之于她们的笔墨虽少，但是她们的命运却不容我们忽视。这些从事非正当职业的女人们似乎更适合“城市异乡者”这个称谓，如果说张伍、锣娃他们是被逼出农村、对土地还存有一定感情、失去土地以后，“感觉空落落”的话，那么她们则是完全出于自愿、为了生计进入了城市，对土地已经完全失去了眷恋，她们抛弃了赖以生存的“麦田”，进入“梦中神话”般的城市，这预示了其悲剧性的结局。茶楼里的陪酒女被客人随意“处置”，使她们丧失了最起码的人性尊严；洗头房里的女子第一个感染了可怕的病毒，在人们的一片惊恐中死去，最后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乡村和城市都不属于她们，怀着梦想进入城市，最后却被城市剥夺了生存权和姓名权，成为这个时代真正的“失语者”。这种情况可以用迪尔凯姆的“失范”来描述，表现为个人在社会行为过程中适应的困难，丧失方向和安全感，无所适从。^[6] 这些“城市异乡者”为进入城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城市就像一座“围城”，复杂得叫人难以琢磨。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驱动下，“城市异乡者”的数目越来越多，他们的生存状态也成为众作家叙述的对象，如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陈应松的《归来·人瑞》，王祥夫的《管道》等等。这些作品都对工业文明给农民所带来的痛苦进行了血泪般的控诉，表现了作者对他们深深地同情和怜悯之心，这种人文关怀立场得到了读者的赞同和认可。但只有怜悯和同情往往是不够的，使作品缺失了应有的深度和批判意识。《城市门》这篇小说在表现作者的怜悯和同情之余，更多了些批判的色彩，作者是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些人和事。面对同一种生活环境，张虎和铁锤等人可以通过他们的勤劳和努力过上富足和安定的生活，但张伍、大笨他们却走的是一条不归路，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在这一点上，有大环境的原因，恐怕与个人的行为和思想也难逃干系吧。他们都失了黄土地人原有的勤劳和质朴，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把握不住时代的脉搏，成为城镇中的“新新人类”——投机取巧、拜金拜权，作者对他们进行了深刻地批判。批判与希望是互相依存的，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有了批判，也就代表着有了希望，尽管“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甚至是让人害怕的。小说的结尾是这样描述的：有一些人在病毒的折磨下死去，但有些人还是通过德胜挖的窨子逃了出去，这些人包括张虎、琴、铁锤还有他们的后代小石头、锣娃的女儿和刘盈的女儿等。作者寄予他们深深的希望，让他们逃离“死亡之城”去开辟新的理想中的世界。由城市化所带来的“病毒”还没有被清除，也许会继续追随着这些幸存者，前方的路何在，作者没有大胆地设想，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开放式命题，也透视出了作者的理想心态。所以说，《城市门》是一曲乡土中国的挽歌，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说，它又是一首绽放在新世纪中国大地上的希望之歌。

    《城市门》是一曲荡气回肠的乡土挽歌，是一部没有结局的、凄美的作品，只留给人们无限地哀思和幻想，这也体现出作者对当下社会人文变迁的反思和思考。在小说中不难看出，王海始终试图回到乡土农村，回到农民中间，但是，他作为叙述者的这种启蒙身份就决定了他很难实现这样地“转身”，小说里时常贯穿着对乡土、对农民进行启蒙的叙述视角，虽然写作对象是农村和农民，但这些叙事却深深地打上了知识分子话语系统的烙印，这种优越感和崇高感很难与真实的乡土之间进行交流和对话，造成了一些隔阂与游离。其实，这种“悖论”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上早已有之，文章开头也提到，“厌乡”和“怀乡”，是其两种最基本的模式，但从精神指向上来看，这两种模式又有着内在的同一性：无论是对乡土的批判还是怀念，作家都是“高高在上”的，乡土是作为“客体”和“他者”来观照的，无法处于与作家平等的地位。我认为，这也是王海困惑和矛盾的地方，他也试图去寻求一条突破乡土启蒙叙事的道路，尽量不参与自己的道德评判和主观意念，让人物和故事情节自然流动。但要真正的建构一种平等的叙事方式，使笔下的乡土成为真正的乡土，中国的乡土作家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陈金波：男，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